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孟子之所以讲述了“再作冯妇”的典故，是要表明他对自己行为的一种把握和一种审时度势。
由此可见，是不是“再作冯妇”并不是绝对的，关键在于审时度势和把握自己的处境。如果环境允许“再作冯妇”，那么再做一次也未尝不可；如果环境不允许，就不要再想着做一回冯妇了。
【原文】
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1 ］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注释】
［1］安佚：即安逸，意为“舒适”。佚通“逸”。
【译文】
孟子说：“嘴巴喜欢美味，眼睛喜欢美景，耳朵喜欢美声，鼻子喜欢香气，身体喜欢舒适安逸，这都是本性。但至于能不能享受到这些，就要看命运如何了，所以君子不强调‘这都是本性’。仁爱对于父子，忠义对于君臣，礼仪对于主客，智慧对于贤士，圣人对于天道，人们认为都是天命注定了的，其实却是人的本性所决定的，所以君子不认为‘这都是天命’。”
【阐释】
这一章从理论上阐述了“性”与“命”的关系。在孟子看来，口体之欲，虽是人的本性的需求，但有命定之数，非求必得之；既是命定，当修礼义以节制人的这种欲望，而不应妄求。而仁义礼智等是人的本性的反映，而不是命定的；既是本性之反映，故当修身养性以竭力追求，使达于圣贤之境，而不能委之于命。这种明晰的阐释，使儒家的尽性立命之学，不事口体之安逸，修身养性之道，从理论上得到了充分的论证。
在两千多年前的科学极其落后的年代，人们把有些难以捉摸的东西归之于“命”，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些带有若干偶然性的巧合及很大机遇性的吉凶祸福、富贵贫贱、健康疾病、不测风云等一类东西，确乎神秘难测，不可捉摸，全人类几乎一致地称之为“命”。而孔孟的值得称道之处在于，他们虽也谈“命”，但从不把“命”委之于上帝或神的主宰，所以使儒家避免了踏上宗教、迷信之歧途。这是儒学的高明之处。
【原文】
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1 ］，既入其笠［2 ］，又从而招之。”
【注释】
［1］放豚：指逃跑的猪。豚，猪。
［2］笠：畜栏。
【译文】
孟子说：“放弃学习墨家一派学说的人，必然会转而学习杨朱一派的学说；而放弃学习杨朱一派学说的人，必然会转而学习儒家的学说。既然他肯学习儒家学说，接纳并指教他就是了。现在儒家与杨朱、墨家的争辩，就好像追赶四处逃散的猪一样，已经追回来的要赶进圈里看牢他；还没有追回来的要继续追赶。”
【阐释】
学术上的分歧与辩论历来是知识分子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之一，在宣扬“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更是如此。对于其他学派的“异端邪说”，孟子恪守儒家的“恕道思想”，提倡宽容，认为只要是通过辩论，能说服对方，使对方放弃原有的思想，就可以了。如果有放弃“异端邪说”而“弃暗投明”者，更要敞开大门热情接纳。这一章就阐述了孟子的这一观点。
在中国的文化思想史上，儒家“恕道思想”影响深刻，它有助于中国文化的多元化特点的形成，有助于诸子百家的思想在中国的交流和发展，也有助于代表不同流派的思想内涵的书籍的保存传世。
【原文】
孟子曰：“有布缕之征［1 ］，粟米之征［2 ］，力役之征［3 ］。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4 ］，用其三而父子离。”
【注释】
［1］布缕之征：征布帛税。
［2］粟米之征：征粮食税
［3］力役之征：指征百姓去服徭役、兵役等。
［4］殍：因饥饿而死的人。
【译文】
孟子说：“一个国家，有征收布帛税的，有征收粮食税的，也有征发百姓服徭役的。君子治国，如果已经征收了其中一种赋税，就要缓征其他两种赋税。如果同时征收了两种赋税，那么百姓就有被饿死的危险了；如果同时征收了全部三种赋税，那么百姓就有家破人亡的危险了。”
【阐释】
在孟子主张的仁政思想里，切实减轻百姓的负担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一章阐述的就是劝诫统治者减轻百姓负担的问题。
众所周知，越是在战乱频繁的年代，为了在混乱中壮大实力，统治者们更是加紧剥削百姓，对百姓的横征暴敛是越发严重，百姓的生活更是苦不可言。儒家在痛斥这种现象的同时，又不断利用一切机会劝诫统治者切实减轻百姓的负担，比方在这一章里，孟子就提到，百姓承担的苛捐杂税大体有三种，既然已经征收了其中的一种，至少也要缓征其他两种，否则轻者会有百姓被饿死，重者百姓会被逼的家破人亡。可是，国君们都不知道，有百姓就有国家，百姓如果家破人亡了，国家也就国破君亡了。
【原文】
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
【译文】
孟子说：“诸侯有三件宝物，分别是土地、百姓和政事。如果诸侯们错把珍珠美玉也当作宝物，那么灾难必定要落到他的身上。”
【阐释】
一个国家要有土地，也要有百姓，还要有保护百姓在这块土地上正常生产与生活的政策。在立国的这三个基本要素中，孟子是把百姓放在中心位置，作为最重要的要素来看待的。这符合孟子的一贯思想，因为孟子的思想概括起来讲的话，可以理解为“有百姓就有国家”。
从语序上看，土地在百姓之前，但如果联系孟子别的观点，就会发现，在对土地与百姓关系问题上，孟子仍是把百姓放在第一位的，如孟子在《尽心下》中评论梁惠王“不仁”时，学生公孙丑追问原因，孟子回答说“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驱使百姓去为争夺土地而战死，孟子认为是很不仁的事，可见在土地和百姓之间，孟子认为百姓更重要。孟子据此进一步认为，只有以百姓为中心，把土地和政事都作为为百姓谋福利的因素，这样的政事才是“仁政”，这样的国君才是“仁君”。
的确，重民、贵民思想或以民为“中心”的“民本”思想，在孟子整个思想体系中十分突出。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全部历程中，能像孟子这样随时随地、反复再三地强调“民”为中心、“民”之重要的政治家与思想家，是屈指可数的。孟子围绕“民”这个中心，还提出了一系列“保民”、“安民”、“救民”、“乐民”、“富民”以及“使民”等许多思想，形成了一个“民本体系”。这也正是孟子思想中最现实最进步的思想精华。
【原文】
盆成括［1 ］仕于齐，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盆成括见杀，门人问曰：“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
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
【注释】
［1］盆成括：人名，姓盆成，名括。盆成括曾经跟着孟子学习，在还没有学到多少东西的时候，就离开孟子到齐国做官。
【译文】
盆成括在齐国做官，孟子却说“盆成括离死期不远了”。后来，盆成括果然被杀死了，孟子的学生就问孟子道：“先生是怎么知道盆成括就要被杀的事呢？”
孟子回答道：“盆成括有的只是小聪明，并不知道君子应该懂得的大道理，这就足以给他招来杀身之祸。”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有小聪明和小才气的人也许也是机智过人的，但未必能通晓大道理。
有小聪明的人对细微之处看得很清楚，往往能察人之隐，超人之先，但他们往往是眼界不宽，心胸狭窄，眼里揉不进一粒砂子，心中容不下一点不平，在小事上放不开，因此不能明白大道理。因为这些原因，有小聪明和小才气的人往往锋芒毕露，并常常招人嫉恨，结果往往是惹火烧身，但自己还不知道。
那么，这种人有什么危害呢？如果他们不当官的话，不大容易处理好人际关系；而一旦当官的话，掌握不清官场的水深水浅，自然会有更大的危险，再严重的话，免不了被杀头。盆成括就是那种有小聪明和小才气，但不能通晓大道理的人，因此孟子能够预先知道盆成括有杀身之祸。
那么，到底什么是所谓“君子之大道”的大道理呢？所谓“君子之大道”，主要是要做到“明足以察奸”和“智足以成事”。也就是说，有小聪明和小才气的人做得到的事，有大聪明的君子也应该要做得到。聪明本身是没有错的，关键在于处理的方式。所谓“仁义行之”，“谦顺处之”，就是要有所涵养，有所藏敛，小事上放得开，有时候甚至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此，君子应该力戒小聪明和小才气，应该注意修炼大家风度，这就是行“君子之大道”，就是通晓了大道理。
【原文】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逾［1 ］之心，在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2 ］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3 ］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逾之类也。”
【注释】
［1］穿逾：指挖通墙壁，偷盗别人财物的人。
［2］尔汝：轻贱的称呼。
［3］■：用舌头取东西。这里引申为探取、诱骗。
【译文】
孟子说：“每个人都有不忍心做的事，把它推及到他忍心干的事情上，就是仁了；每个人都有不愿意做的事，把它推及到他愿意做的事情上，就是义了。如果人们能扩大他的不想害人的心理，那么他的仁就用不尽了；如果人们能扩大他的不想做坏事的心理，那么他的义就用不完了。如果人们能扩大他的不愿受人轻蔑的心理，那么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不会做出任何不义的事来。君子不能因为要说话而去与人交谈，因为这是想用言语讨好别人的行为；在可以说话时不与人交谈，这又是用不说话来讨好别人的行为。这些都是小偷们才做的窃取奸利的无耻行为。”
【阐释】
在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战乱频发，学派繁多，人心浮躁，于是游说之风盛行。孟子对这种社会风气深恶痛绝，把这些混迹于游说之风的人斥之为钻洞爬墙的贼人。
俗话说“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孟子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那么，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该何去何从，就要好好琢磨了。对于其他游说之士也是一样，说与不说，也要好好琢磨。
从“说”的一方面来看，想要说好，避免里外不是人的局面是不容易的。既然知道当不当说有很多讲究，也知道存在着通过语言和沉默来套取别人的“穿逾之类”，那就应该知道，这种“穿逾之类”的言语之盗很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周围活动着，一有机会，就干那钻洞爬墙的勾当，钻你语言的洞，爬你思想的墙。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防这种专门以语言和沉默为手段来套取、诱惑你的贼人。
跟孟子遥相呼应的是，孔子也说过“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之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这样的话。其实，孔子和孟子说的都是同样的问题，即该不该说话的问题。只是由于时代发展的原因，孔子说的只是“失”，属于智与不智的范畴；而孟子就成了“话”，属于仁与不仁的范畴了。
【原文】
孟子曰：“言近而指［1 ］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2 ］者，善道［3 ］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4 ］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
【注释】
［1］指：旨意，意旨。
［2］博：广大。
［3］善道：善行。
［4］带：束腰的带子。不下带指平常浅近。
【译文】
孟子说：“言语浅显而意义深远的话是最好的话，掌握简单而恩泽广博的道理是最好的道理。君子说的话，讲的虽然都是平常的事，但暗含着深刻的道理；君子掌握的道理，往往是从提高自身修养开始的，然后才逐步用来平定天下。人们最容易犯的毛病往往是放弃耕种自己的田地而去耕种别人的田地——也就是说，能严格要求别人，却不能严格要求自己。”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指出了另一个不少人都犯的通病，即“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也就是说，能严格要求别人的人多，能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少。孟子把这一浅显的道理比喻为耕地，他说，人们往往是放弃自己的田地，而去耕种别人的田地。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自然是自己的田地里荒草丛生，一片狼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