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礼是人际交往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因此人们都很重视礼仪。如果一个人彬彬有礼，那么人人都敬重他；如果一个人蛮不讲礼，那么谁都讨厌他，因为通过礼仪这个外在形式，人们可以表达出对他人的尊敬与否。
无论是有很深的文化教养的人，还是一般的普通人，都很重视礼仪，这就是中国为什么素有“礼义之邦”的称谓的原因。
【原文】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1 ］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天子诸侯曰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2 ］。入其疆，土地辟［3 ］，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4 ］在位，是有让［5 ］。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6 ］移之。是故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者，搂［7 ］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五霸，桓公为盛。葵丘［8 ］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9 ］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今之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恶，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注释】
［1］三王：指夏禹、商汤和周文王。
［2］给：充足。
［3］辟：开垦。
［4］掊克：这里指残酷剥削百姓。
［5］让：责罚。
［6］六师：代指军队。
［7］搂：拉。
［8］葵丘：地名。
［9］专杀：擅自杀戮。
【译文】
孟子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现在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而现在的大夫又是现在的诸侯的罪人。周天子到诸侯那里去叫作巡狩，诸侯来朝见周天子叫作述职。周天子巡狩时，春天视察农业耕种的情况，如果有农户的种子或人手不够，就要想办法帮助他；秋天视察粮食收获的情况，如果有农户粮食不够吃，就要想办法救济他们。
“如果到一个诸侯国去，看到那里的土地被开垦得很多，田里的农作物长势也很好，老人能得到赡养，贤者能受到尊敬，有能力的人都有官做，周天子就会用土地奖励那个国家的国君；如果到一个诸侯国去，看到那里的土地都荒芜着，老人没有人赡养，贤者得不到尊敬，朝堂上尽是些贪官污吏，那周天子就要责罚这个国家的国君了。
“诸侯国的国君如果有一次不去朝见周天子，就要被降低爵位；如果两次不去朝见周天子，就要被削减封地；如果三次不去朝见周天子，周天子就可以派军队兴师问罪了。因此，对于犯了罪的诸侯国国君，周天子只是发布命令声讨他，而不必亲自率军讨伐他，其他诸侯国则奉周天子之命出兵讨伐它。五霸不得周天子的命令，胁迫诸侯国去讨伐别的诸侯国，破坏了三王的规矩，所以说他们是三王的罪人。
“五霸之中，齐桓公最强。在葵丘盟会上，诸侯们捆绑住祭祀用的牲口，把盟书放在它的身上，等待宣读完盟书就歃血结盟。盟书的第一条说，要惩罚不孝顺的人，不得擅自改立太子，不得把小妾立为正妻。第二条说，要尊重贤者，培育人才，用来表彰有德行的人。第三条说，要敬老爱幼，不要冷落原来的客人。第四条说，士人不得世代做官，不得兼任公职，选用士人要得当，不得擅自杀戮大夫。第五条说，不得到处修筑堤坝，不得阻止邻国来买粮食，不得背着盟主私自封赏。盟书最后说，凡是我们同盟的人，盟会之后都恢复友好关系。现在的诸侯都违背了这五条誓约，所以说，现在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
“因为顺从国君而助长了国君的过错，这还算小罪过，如果是故意逢迎国君的过错，这个罪过就大了。现在的大夫都逢迎国君的过错，所以说，现在的大夫是现在的诸侯的罪人。”
【阐释】
针对由氏族部落社会建立起来的以诸侯联邦制为主休的国家体制，在历经近两千年之后，实际上已全面崩溃的局面，早于孟子约一百年的孔子就说：“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虽然孔子说的是鲁国政治不由国君做主已经五代了，政权掌握在大夫手里已经四代了，所以鲁国国君的子孙已衰落了。但实际上，不单单是鲁国，当时的各诸侯国都存在这样的情况。
面对这种情况，生活于战国的孟子从维护国家大一统的观点出发，尖锐地指出：“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五霸”呢？孔子又从另一个角度提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这就是说，管仲辅助齐桓公统一和匡救了天下，百姓至今还得到他的好处。孔子认为，如果没有管仲，他恐怕要披头散发从左边开衣襟了。“披发左衽”是少数民族的服饰，这里是指国家被少数民族灭亡。这是从五霸“尊王攘夷”，既维护了国家统一，又捍卫了国家的独立，免受异族的侵略而言。
以孟子之博学，他当然知道孔子对五霸的称赞和对管仲的称赞，但是时移世异，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大概已无异族入侵之虞，而诸侯兼并，战争频繁，民不聊生，霸权政治已不合儒家以王道仁政统一天下的要求，因此孟子力黜霸功。
孔子和孟子两人都从具体的历史事实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得出不同的结论。仅就对五霸的评价而言，宋代朱熹的评价比起孔子和孟子的评价，要全面和公正的多。朱熹说：“春秋之间，有功者未有大于五霸；有过者，亦未有大于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
【原文】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1 ］，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2 ］，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注释】
［1］乡道：向往道德。乡，同“向”，向往。
［2］与国：指同盟国。
【译文】
孟子说：“现在侍奉国君的人都说：‘我能为国君封疆扩土，还能为国君充实国库。’这样看的话，现在人们所认为的优秀臣属，就是古人所说的残害百姓的人。国君不追求道德，不下决心施行仁政，却想方设法谋求富有，这就好像是夏桀在谋求富有一样。
“现在侍奉国君的人又说：‘我能为国君结交盟国，还能为国君取得战争的胜利。’这样看的话，现在人们所认为的优秀臣属，就是古人所说的残害百姓的人。国君不追求道德，不下决心施行仁政，却想法设法谋求强大，这就好像是帮助夏桀谋求强大一样。如果沿着现在的既定方针下去而不打算改变的话，即使把整个天下交给他，也是一天都坐不安稳的。”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说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他把那些自夸能富国强兵的人称为“民贼”。这是因为孟子反对这种不行仁政而穷兵黩武的做法。
其实，在这一章里，孟子论述的是“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之间的冲突问题。既然按孟子所说，“春秋无义战”，那么战国又有多少“义战”呢？可是孟子还依旧在那里呼唤仁义和“义战”。由此可见，在那个时代，战争与仁义道德，至少在孟子的思想上是互相矛盾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孟子才反对靠战争取胜的“霸道”，而主张靠仁义道德吸引人，感化人的“王道”。这是仁义道德与“强兵”的冲突。
至于“富国”，讲的是“利”，追求的是“辟土地，充府库”，这与他所说的“以义治国，何必言利”正是针锋相对的观点。遭到他的反对更是理所当然的了。 由此可见，孟子之所以深恶痛绝那些自诩能够富国强兵的“今之所谓良臣”，是以“君不乡道，不志于仁”为前提的。换言之，这些人所搞的富国强兵是与孟子心目中的仁义道德相对立的。假如这些国家的国君“乡道而志于仁”，假如这些“今之所谓良臣”既富国强兵又行仁义道德，那孟子又该怎么说呢？
当然，这都是“假如”，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孟子之所以形成他的这种思想，正是因为他所处的现实是“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相对立的。因此，要抽象出来问这个问题，就只有我们自己来回答了。假如真能够既富国强兵又行仁义道德，二者得兼，又何乐而不为呢？
【原文】
白圭［1 ］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2 ］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
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3 ］，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注释】
［1］白圭：名丹，魏国的相国，最有名的事迹是治水。
［2］貉：当时的一个北方小国。
［3］饔飧：代指请客吃饭的礼节。
【译文】
白圭问孟子道：“我打算定税率为‘二十抽一’，先生觉得怎么样？”
孟子回答道：“你采用的是貉国的做法。请问先生，如果一个拥有一万户人口的国家，只有一个人做陶器，这会怎么样呢？”
白圭回答道：“不行，这样的话，陶器就不够用了。”
于是，孟子继续说道：“貉国那个地方，五谷种在地里都不能正常生长，因此只能种黍子。不仅如此，那里还没有城墙、宫殿、庙堂和祭祖的礼节，没有诸侯之间的送礼、宴请等应酬，也没有名目繁多的衙门和官吏，所以‘二十抽一’获得的财富也就足够维持正常开支了。现在，先生是在地处中原的国家，如果抛弃了各种人伦关系和礼节，也不设置各种衙门和官吏，那怎么能行呢？一个国家做陶器的人太少尚且不够用，何况没有官吏呢？因此，如果想减轻尧、舜制定的‘什一税制’，就是大貉、小貉之道；同样，如果想加重尧、舜制定的‘什一税制’就是大桀、小桀之道。”
【阐释】
什一税法，从史籍记载着，尧舜以迄于清末，已有四千多年历史。据《公羊传》载：“古者什一而笈，古者易为什一而笈。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天下之颂声作矣。”什一这个“度”，看来确乎是个“中正之法”，增之、减之，都有性质上的绝大改变，故基本上沿用至清末。故孟子认为税率太低，如二十分之一的税率，会影响国家的行政开支，税率太高，如超过十分之一的税率，就会影响人民生活。此真仁者之心。
轻徭薄赋这是自古迄今关心民生疾苦的人的共同呼声，而赋税当薄至何种程度才于民于国皆为有利呢？这不能一概而论。税法究其实，是对社会财富、资源在国家与人民，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一次重新调整。从具体情况出发，把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人民与人民之间的财富、资源分配统筹好，这倒是财政税收上一个掌握平衡的大学问。
那就只能十分抽一，完全合于尧舜之道了。
白圭知道孟子主张薄赋税，所以故意来问他，定税率为二十抽一怎么样。殊不知，孟子从实际情况出发，奉行的是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所以，在这里展开了一次中庸的现实运用。既回答了白圭的问题，又表明了自己无过无不及的主张。
财政税收是维持一个国家运转必不可少的手段。可是，财政税收多少合适？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如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太多，太重，百姓就会受不了，怨声载道；如果偷税漏税太多，税率太低，国家财政紧张，入不敷出，又会影响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孟子是深深知道这一点的，所以，他从实际出发，指出，如果按照白圭所提出的税率，二十抽一，赋税倒是薄了，百姓的负担倒是减轻了，可国家怎么运转呢？除非像那边远落后的貉国那样，根本就没有国家的机构，没有靠财政负担的单位和国家工作人员。但文明进化的中原国家既然已不可能回到像貉国那样的原始状态，怎能实现像貉国那样的税收制度呢？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收得越多越好，像暴虐的夏桀那样，模征暴敛，把人民逼入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孟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原文】
白圭曰：“丹之治水［1 ］也愈于禹。”
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2 ］。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3 ］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注释】
［1］丹之治水：白圭治理水患的方法。根据史料记载，白圭治理水患时，主要是筑堤塞穴，结果洪水都流到了邻国，因此孟子说他是“以邻国为壑”。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