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尼卡①作为西方海盗是名副其实的，他确实是擅自将我亲自主持的书出版了，我的版权律师已经将我的一个样本寄给了我——那实在是一个粗俗而又臃肿不堪的本子，上面没有正式地将作为作恶者的我的名字印上去，而是在封底刊登了我的一张火红色的大幅照片。这样安排的原因，用这引人注目的海报般的大照片的原因，当然是为了表明，我是这项罪行的指使者。
自某种意义上说来，这本书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珍品。它于无意之中将一桩令人惊异的事实揭露了，这个事实令我深感作家这个行当具有很大的风险，也为自己仍旧活跃在这个圈子里而深感荣幸。我已经在公众面前充当了四十年的专业幽默作家了，这漫长而又曲折的四十年间，与我同行的美国幽默作家足有七十八位，这一段时间内，这七十八位作家中的每个都发了迹，成了名，之后又逐渐远离消失了。
不少名字在他们那个年代，都非常有名声，就像今天乔治·艾德和杜利的名声那样——但是今天他们一个个全部消逝，淡出了文坛和公众的视野范围。在国内，只要是十五岁左右的少年，可能没有哪个人在听到这七十八人中任一个的名字时，眼睛中会闪现出意味着熟悉或是认识的光芒。
这本书是座坟墓，是我们那个时期的幽默作家的坟墓，我仅是匆匆一瞥，便立刻联想到了四年前去密苏里的汉尼巴尔扫墓时的情景。在那里的每块墓碑上都记下了一个早已被遗忘了的名字，而五十年前，我还是儿童的时候，是非常熟悉并且喜欢这些名字的。
在这本同亡故者有关的书里，我发现了纳斯比、约柯布·斯特劳斯、阿蒂马斯·沃德、伯德特、德比、伊莱·珀金斯、奥非厄斯·克·克尔、“月伯里新闻界名人”、 史密斯·奥布赖恩、乔希·比林斯，和其他的二十到四十来个人。他们的著作、名言，曾经被挂在他们每个人的嘴巴上，是他们的标志和骄傲，而今我们却再也无法听到了，再也无人讲起了。在这四十年间，有一批著名的幽默作家产生，人数大概为七十八个，这似乎不可置信，但这本书还没有开列出全部人马——远远没有。
它没有提起艾克·帕廷顿，他一度曾经非常受欢迎，并且非常著名。也没有提起多伊斯蒂克斯，帕夫那一伙，阿蒂马斯·沃德的无数不久便会消失的模仿者和三位非常受欢迎的南部幽默作家，但这些人的名字我早已回忆不起来了。也没有提起其余的那一打曾经一度红得发紫的过客，他们在多少年前就永久地消逝了。
为什么他们会或迅速或逐渐地消失呢?因为他们只是幽默作家。那些属于这种纯粹的幽默作家都不可能长久存在，对于文学而言，幽默应该只不过是一种香味，一种装饰，只是说话或是拼音时的一种花腔，就像沃德、比林斯和纳斯比，还有“散伙了的义勇队”那样。这在一时间流行的时髦东西则很快就会过时，假如没有什么值得留下的东西，作家的名声也就会随之消失。
有人说，一本小说只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品，仅此而已，在小说里面，你一定不要企图布道，也一定不要妄想着说教。或许小说就是这样，但幽默却并非如此。幽默绝对不能以教训人者或是布道者自居，每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假如它想要永远流传下去，则必须两者兼备。
我对所谓的永远的定义是三十年，三十年后的事情我们都管不了，也不愿意去管。因为，不管你布什么道，一般情况下都不太可能超出这个期限。在当时，你所布的道新鲜，最前卫，并且也是最时尚的，新潮得遭受到了许多守旧派的镇压，但三十年之后它们就不新鲜了，不但不新鲜，并且可以说是变得极为平庸了。到那个时候，没有谁还会对这样的布道抱有兴趣了，你便演变成为了一个守旧派。
我一直在布道，这便是我能够在三十年后还没有被人彻底忘掉的原因。如果幽默来得自然，不请自到的话，我便允许它在我的布道当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我并不是因为幽默而将布道的讲稿写下的。不管幽默有没有申请要来，我却总是要写布道的讲稿的。
我在此讲这些有点儿自负的话，是很直率的，因为我是一个自坟墓里向世人说话的死者，我在世时自然不好意思这样直说。我看，除非我们死了，否则是永远不会真正彻底地忠诚老实的——只有在我们死了好多好多年之后才行。人应该在一开始就死去，然后他才能够这么早地同我现在这样彻底地诚实起来。
在我看来，文学、音乐以及戏剧评论这些个行当，是各个行业中最为下贱的行当，实在是不具备什么价值——肯定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当查尔斯·达德利·沃纳与我正要将《镀金时代》拿出去时，《每日写真报》②的主编劝我让我先给他一本，并保证说，《大西洋月刊》③的广告刊登出来之前，同我的作品有关的事肯定不会出现在他的报纸上。但是，在那之后三天，这条爬虫就登出了一篇书评，我又没有办法提出什么责怪，因为他只在口头上提了保证，当时我本该让他作出更加牢靠的保证的。
我以为，他的关注点以及侧重点主要不是在那本书的优劣，而是在我对于公众的道义问题。别人指责我利用自己的名声欺骗了公众——说沃纳先生写了整本书的一半之多，我却利用自己的名字作为招牌，来增加销路，如果不是写上了我的名字，就不可能具有这样的销路——说我的这种行为实在是在欺诈民众。
在任何问题上，《每日写真报》都算不上权威，它突出的特色是：是世界上首份也是唯一一份带有插图的日报。但它没有个性，编得十分蹩脚，对任何书籍或是艺术作品的评价都没什么分量，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事实，当然也包括那些整天进行批评工作的批评家们了。
但是，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整个美国的评论家，一个接一个的都将《每日写真报》的评论照抄了下来，只是换了些措辞而已，压根就没有进行过认真的调查和仔细的思考，至于对批评对象负责就更谈不上了，结果令我落了个不老实的罪名。甚至于中西部最重要的，大名鼎鼎的《芝加哥论坛报》④，也只不过是对卑微的《每日写真报》的观点进行了沿用，说什么作者是如何的不老实等，此外就没有什么新东西了。这是上帝的意志，还是随它们去吧。既然上帝规定我们必须要有评论家、国会议员、传教士和幽默作家不可，那么我们就要将这包袱背起来。
在这里我说来说去只不过是为了说明一点：那个对我外貌进行描述的首个评论家实在是犯了愚蠢而又不可原谅的错误，他的描写一塌糊涂，乱七八糟。总而言之，在他笔下，我的外貌综合起来，便非常令人痛心的不雅观。这种描写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面传来传去，经常流传在四分之一的世纪里。在我看来，非常奇怪的是，显然全国找不出一位评论家肯认真地看我一眼，并且具有提起笔将那个谎话戳穿的勇气。
一八六四年，这个谎话最早出现在了太平洋沿岸，这篇文章当中，我们的评论家将我的外貌说成了特别像在那里讲演过的佩特罗廉·维·纳斯比。在这之后的二十五年当中，再也没有哪一位评论家在对我进行描绘时不是按照纳斯比来的。纳斯比我非常熟悉，在现实生活当中，他是个好人。但在我的一生当中，除去三个人之外，对于那些说我和纳斯比很像的人，我倒并不是那么满怀恶意地对他们进行责难。
这档子事最令我伤心，直到今天还很伤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全家都很懊恼——苏西也是——因为这明明没有根据，但评论家却年复一年地将这个老调弹奏着。甚至即便是存心对表示我友好以及赞赏的评论家，除了衣着之外，也不敢再写些什么，他不敢越雷池一步。等他写完了我的衣服，也就算将敢于写的好话全部写完了，接下来，他便又要返回纳斯比这套老调上面去了。
昨天，我在古老的笔记本里将这份日期是二十九年前的剪报找到了。当年我将它剪下来进行保存时，忧心忡忡，愁肠百结，如今报纸以及墨水都已随我当年的忧愤而变得发黄了。我不妨将它抄录如下，以资证明：
一名《费城新闻报》的记者在对斯凯勒·科尔法克斯所举行的宴会盛况进行报道时，引用了本报驻华盛顿记者的一段话说：“今天，凭借妙手而驰名的幽默作家马克·吐温也出席了宴会。他的确是位名士，名不虚传：马克趣味高雅，至今未婚。他身穿雪白的背心，可以看出他同华盛顿的洗衣妇吵过很多架。但马克的英勇气概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如此的清洁光滑，是在过去没有见过的。他那副淡紫色的手套，或许是偷自土耳其后宫，因为尺寸是那么的纤巧，但是，更可能的是——总而言之还有其他的更大可能。他的体型以及外貌颇有些像不朽的纳斯比，但佩特罗廉是特别典型的浅黑型，而吐温却是金色的，琥珀色的，他是软软的，白面金发型的一个人。
卡弗·阿·达尼卡在出版马克·吐温作品的那家哈珀斯兄弟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这里所提到的是由他非法出版的《马克·吐温幽默文库》，那本书由豪厄尔斯以及查尔斯·赫·克拉克编选，此书是由马克·吐温亲自主持，并且由他自己的出版公司首次出版的。
《每日写真报》是在美国纽约创办的大众化报纸，它采用耸人听闻以及夸张的庸俗小报手法，和同行业的报纸展开竞争，这份报纸热衷于对大人物的秩事以及丑闻、怪异的爱情和惨不忍睹的凶杀案进行刊登，再加上具有煽惑性的大字标题以及巨幅图片，来获得轰动性的效果。
首期《大西洋月刊》于一八五七年的十一月出版，并自称为“一本同文学、科学、政治以及艺术有关的杂志”。早在一八三七年，爱默森在讲演中便将这本杂志的主旨表露无遗——去定义以及创造一种独特的美国声音，将美国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注明，去将某种“美国理念”提升出来。现在，《大西洋月刊》已在美国成为最受尊敬的杂志，发行量高达四十七万份，每期都有一百二十万人阅读。
《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为美国的重要报纸之一，创办于一八四七年，在美国的第三大城市芝加哥出版，一直都是论坛报公司的旗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