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季节，我们都要带着一次新的演讲节目(指的是纳斯比以及其他的一些人)，到位于波士顿的“明星场”上露一露，以便经受首次评定。地点是在老的音乐厅内，听众共有两千五百人。正是依据这次评定，全国全部的演讲会可以对每个演讲人的商业价值进行。其实这个举动并不是首先在波士顿二十在附近的市镇开始的。我们要在这些市镇上，反复进行演习一个月之久，对演讲进行一切必要的修改和订正，最后再到波士顿露面。
按照这套办法，十月初就将全体同行集中在本市，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有几个星期过懒散的日子，彼此之间进行一下社交活动。我们的住所是杨氏旅馆。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就呆在雷德帕思的办事处，抽着烟，聊聊本行的事。傍晚时分，我们便分散到附近的市镇里去，看看人家认为那些新的演讲节目中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乡下的听众非常难对付。如果有一段话他们听后发出了轻微的嘟囔声，那么这句话拿到城市里去便会垮台。如果在乡下非常成功，那意味着在城市里能够宣告凯旋。这样，在最后走上音乐厅的大讲台前，我们的口袋里就已经有了评语了。
不过，有的时候，那些身为“新手”的演讲人，并不明白“先要在狗身上进行一下试验”的道理。他们来音乐厅时，带来的是没有经受过试验过的产品。有一次我们碰到了这样的事，害得有些人看到广告的时候急得要死。有个幽默家名叫德科多瓦的——我们担心的就是他。似乎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不过我忘掉了。他靠在一些杂志上写过的一些阴郁而又幽默的东西来赢得了部分人的好感，所以有了一点名声。现在他却突然偷偷地侵袭我们的禁区，可实在是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中的有些人感到非常不痛快——实在是太不痛快了，所以就不想演讲。我们推迟了附近市镇的约定，大家赖在市里不走。
我们就坐在楼内的前几排——纳斯比、比林斯以及我——都在等着看。场子满了。当德科多瓦上台的时候，受到了可以说是过热烈得过分，简直是不适当的欢迎。我们倒是并不妒忌，也不羡慕，只是觉得非常厌恶。我发现，他正在想要读一篇幽默故事——照着稿子念——我们感到好受了些，感到有了希望，不过还是非常心急。人们替他搞了一套排场，是狄更斯式的。他站在张着布幔的高架子后面，灯光自上面照射了下来。整个儿的这一套被搞得颇为时髦，留给人很深的印象。听众认为，他一定会讲得非常有趣。因此当他开头讲了五六句的时候，人们都对他报以信任，非常友好地笑了——笑得非常友好，搞得我们都挺难受的——我们感到非常灰心。不过我仍旧相信他会失败，这是因为我看明白了他并不明白该怎样去读。
笑声很快便松了劲，之后场内部分区域的笑声便低落下去了，再后来，那些自发性的笑声便消失了，之后笑声就出现了间隙，这种间隙被拉得越来越长，越发长了。在那之后就几乎老是间隙和沉默了，只剩下那个未经训练且又没有活力的声音还在嗡嗡作响。后来全场都死气沉沉地坐在那里，就这样坐着有十分钟之久。我们嘘出了一口长气。这口气本应是对一个失败的同行表示同情的，不过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我们卑鄙而又自私，同全人类一样。这里我们所呼出的一口气，是对这个于我们无害的兄弟的失败所表示的满意。他正在卖力气，不过很扫兴。不时地，他在用手帕擦脸。他那声调和神情，似乎在对怜悯、慈悲和救援进行哀求。看到这景象也真是挺惨。不过全场仍旧冷冰冰地、怪异地盯着他看。
墙上的高处挂着一只大钟。很快的，大众的眼睛就开始盯向钟面，而不再盯着读稿子的人了。我们凭着过去那些惨淡的经验，知道种变化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了。但是，很明显的是，读稿子的人还并没有得到警告，还被蒙在鼓里。这个时候已经接近九点钟了——全场人中有一半都在望着那只钟，而那个读稿子的人还在拼命地讲。差五分九点的时候，一千二百个人共同站了起来，像一阵风那样冲过走道，奔向大门！读讲稿的人被吓呆了，那种目瞪口呆的状态持续了有好几分钟，他惊恐地望着这正在退出去的队伍，然后黯然地从讲台上走了下来，一路上表现得失魂落魄。
那些经办的人应该受到责怪。他们应该告诉他，近郊的最后一趟班车在九点钟开车，到时候会有一半的听众要走。不管谁在台上讲，他们都必须走。据我料想，从此，德科多瓦就再也没有在公众面前露过脸。
对于佩特罗廉·维苏威·纳斯比(洛克)我记得非常清楚。内战刚开始时，他是在托莱多的《刀刃》工作。那家周报历史悠久，生意兴隆，非常受大众的欢迎。他抛出了一封调子被写得很合时宜的信。于是，他立刻出了名。他坚持自己所倡导的东西，每周都会给那些同情南方的北方人以及民主党人以鞭策。他所写的那些信，被到处转载，自大西洋到太平洋，几乎每个人都会看，每个人看后都会笑——至少除去沉闷的、有成见的民主党人以及那些对南方抱有同情态度的北方人外，每个人都是如此。纳斯比是突然间成名的。对于大家来说，这似乎像触电似的。很快，人家就开始请他对一个连进行领导。他接受了，并准备直接开向前线。不过州长要比科纳以及裴多菲这些政治上的能手聪明一些。他拒绝了为委派纳斯比签字，而是命他呆在家里。他说，纳斯比在战场上只不过是一个握着一把刀的战士，仅此而已，而在家里，他拿起笔便成为了一支队伍——并且配备重炮！纳斯比屈服了，继续写着他那惊人的信。
我到哈特福德进行访问时，才第一次同他见面。我记得那似乎是内战结束后的三四年，歌剧院里到处是人，都是来听他讲《诅咒卡南》的。两三年以来，他在台上一直都是在讲这个同样的题目——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在他嘴里过了足有几百遍。可是即便是如此，现在如果不是看着手稿，他还是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除去开头那一句。当他出现在台上时，只听见一片欢呼声。不过他没有停下来鞠躬，或者是凭借其他的什么方式来对大家的欢迎进行感谢，而是径直走到宣读手稿的桌子边，打开了书夹子，他的神态立刻僵化起来，在一个半小时里，除了翻书之外，他几乎一动都没动——身子微微向桌子倾斜，左胳膊似乎是一根被牢牢撑着的树桩，右膀子则横放到桌子上。每隔两分钟，他的右胳膊便要朝前挥动一次，翻一页书，然后再次放到背后去——整个动作令人联想到一架机器，一架有规律地进行循环往复，敏捷而又准时的机器。你简直都能够想象得到你听见了它所发出的叮当声。他是个彪形大汉，身形魁伟，穿得土里土气，所以看起来笨头笨脑的，像个朴实的老农。
我充满好奇地听他开始讲话。他并没有让我等太久。他将左胳膊一撑，右胳膊放到背后，然后便俯下身来照着讲稿，将脸稍微扬起，看了听众一眼，像牛叫那样吼道：
“我们都是祖父传下来的。”
在那之后，便一直吼到底。在不断的欢呼、大笑声中，一味儿地讲下去，对那些欢呼和大笑丝毫没有在意。他的演讲，就像一发发对准了目标的子弹，朝着蓄奴势力和北部为蓄奴进行辩护的人展开了猛攻。他的成功在于讲话的内容，而不是讲话的方式。因为在他的讲话没有任何技巧，除非他那极端鼓舞人心的真诚也可以被称为技巧。他刚讲完，便转身走下讲台，就像对背后所爆发的欢呼声无动于衷那样。
他的身子结实得简直像条牛，体力和耐力都像个角斗选手。当时的快车不多。有一次，他转车脱了班。为了不至于将哈特福德约定的讲演耽误了，他坐“牛车”走了一整天又零大半个夜晚——而当时又正值隆冬季节。下了牛车，他便直接赶到讲台上，都没有吃中饭。不过一上讲台，他便声若洪钟，丝毫没有倦意。他坐下来同我聊天，吃晚饭，直到半夜，到了最后还是我认输了，而不是他。他和我说，在第一个季度里，他每个月要有二十五个晚上朗读他的《诅咒卡南》，这种状态持续了九个月。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一个演讲人将这纪录打破过。
他说，自己连续二百二十五个晚上重复地进行演讲，结果是开始讲的话他根本不用看着稿子便能背出来。有时候，如果胆子大一点，甚至可以这样一干到底，而且还会引发另一种情况。长期在外演讲后回到家里，傍晚靠着壁炉边坐着并且默默地想，突然间钟鸣八下，将他的沉思打破了，他习惯成自然，不自觉地便大声喊了起来：“我们都是祖父传下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