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吉昌回到家乡，立即组织本村群众进行棉花种植的各种对比试验。可是，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一下子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打成“黑劳模”。一次接一次地批斗他，一直批了他近百次，但他始终不屈服地回答：“我研究棉花，一不图名，二不图利，我是完成周总理给我的任务！”他大队长的职务被撤了，他下地研究棉花的权利被剥夺了，他的手残废了，腿被打伤了，双腿跪在地上扫村路。可他还是惦记着试验的事。一天，他在扫地时发现丢在地上的几颗棉子，就高兴地揣在怀里，拿回家，在自家院里搞试验。长期的折磨，他终于病倒了，生命处于垂危。昏迷中醒来，睁开眼睛就断断续续地说：“我不怕，可我不能死，……我还没有完成总理给我的任务……”。在全村好心人的保护下，在邻村老医生医治下，吴吉昌的病有了好转。他说：“我不能死，我要活着跟大鬼小鬼斗，坚决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
1970年春天，吴吉昌拄着拐棍在村头出现，那些要打倒他的人强令他带着干粮到村外割草。他借这个机会，为邻村传授植棉技术，进行科学试验，经他指导的20亩棉田，亩产皮棉达146斤。他却遭到了新的批判，永远不准他再进棉田。他对老伴说：“相信总有一日，会见青天。我能先向总理诉苦吗？我能空手见总理吗？不行，啥也别想挡住我！”自那以后，只要那些迫害他的人一不注意，他就往棉地里跑。
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那年，吴吉昌被平反了。一恢复工作，他就在苗旁搭起一个简陋的窝棚，搞棉花“早育多栽”的试验。那年他已经是64岁高龄的老人了。老伴心痛地对他说：“你不要老命了？”他回答说，“我宁愿死在地里，也不能呆在家里。”这次试验，平均亩产达到186斤，而他又在暗暗搞双秆棉试验，获得初步成功。不料，1974年他又被戴上了“唯生产力论”的帽子。省科委发给他的科研经费、试验用的化肥、抽水机都被半路劫走了。这时有人劝他说：“算了，这么大年纪了，可别斗了，弄那个棉花干啥？”他说：“那可不行，棉花就是我的命，啥也别想挡住我！”这年夏天天旱，棉叶蔫了，身患残疾的吴吉昌就跟小姑娘一起抬水救苗。后来，在周总理的关心询问下，吴吉昌继续保持顽强精神，到1977年，他获得了彻底解放，在“一株双秆”基础上，他又培育出一种“多秆两层”新株棉花。这种新品种比单株棉增加将近一半棉桃。中国农科院组织13个省的近百名科学家和植棉能手到涑阳参观，向他祝贺。他在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80周年时说：“现在离周总理交给我完成任务的时间还有八年，我决心提前五年，攻下脱铃关，实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遗愿。”
吴吉昌为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科研任务，时时不忘周总理的嘱托，在迫害面前，从不屈服，跌倒了再爬起来，坚持忠诚守信的高贵品格，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他的模范事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赞扬他的文章被选进中学语文课本，题名叫做：《为了周总理的嘱托》。
傅显忠对人民忠诚
傅显忠是河北省玉田县三里屯村的一位基层干部。1945年参加革命，1946年入党，1990年5月26日病死。
傅显忠不居功、不自傲，凭着对党对人民的忠诚，实践了自己一生做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诺言。
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50年代，他拿着纸糊的喇叭；60年代，他拿着铁皮喇叭；70年代，他开始对着麦克风，认真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社会主义。他常说：
“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搞宣传。”每天早晨6点，他就播天气预报，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接着就是表扬村里的好人好事，批评歪风邪气。在他管的广播和黑板报里有党的建设，有经济建设，有移风易俗，有群众生活。麦收时他讲防火，入冬他讲防煤气中毒，冬闲时他提醒村民不要赌博，逢红白喜事他让大伙低制旧风俗。
1987年，傅显忠的健康大不如前了。他拄着拐棍，拖着残腿，一步挪三寸，可他还是一站一挪地去写黑板报。每写几分钟，站在凳子上，腿酸疼得站不住，只好下来歇歇。这一上一下，不知要摔多少次。1988年“三八”前夕，他出庆祝妇女节的黑板报，又从凳子上摔下来。侄孙子心疼地劝他别干了，辞去这差事享几天清福。傅显忠说：“傻小子，你知道啥，三爷是党的宣传员，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坚持宣传啊！”
1990年4月，身患重感冒的傅显忠一天吃不下几口饭，可他还是坚持搞宣传，书写爱国卫生宣传月的标语。一字一字，手在颤抖，30条标语400多字，他硬是抱病写了一白天又一个晚上。标语写完了，他也躺倒了，再也没有起来。一个月后，他就和终生热爱的宣传事业永别了。弥留之际，他把侄子、侄女叫到床前。
“三叔是党的人，一辈子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我手头只有5元7角4分钱，要交最后一次党费。你们怨三叔不？”
大侄子傅永听到这儿，再也忍不住哭声，抽泣着说：“三叔，快别说了，您老留下的比啥都宝贵，您让我们晚辈觉得光荣，走到那儿都能挺着胸脯走路啊。”
傅显忠在人前人后常讲，做一个诚实而有觉悟人的道理，并说到做到，被人们称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1969年以前，他担任队里的会计，后来又转为保管。一会儿管钱，一会儿管物，可说是有实权的人。可老人家去世后，人们清点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的全部财产是一床破被褥、几件旧衣裳、一床旧毛毡、一件旧羊皮袄，一尊老花镜、一副毛主席瓷像、两个纸箱、三个麻袋，麻袋里装的尽是他写的广播稿和村里的旧帐本、旧报纸。
他住在村委会，来人去客都由他接待。修农机具的、演电影的、搞喷灌的，人来人往。每次招待客饭，他从不作陪。他爱吸烟，但从不吸招待客人的烟。他每天都把招待客人剩下的烟锁起来，下次再用。
前些年，队里实行工分制，大家给他定了每天8分。他知道后执意不肯，给自己定了最低分——4分；后来实行干部补贴工资制，他每月只拿个27元的最低标准。1985年，县里奖给村里一笔奖金。分完后还剩11元，经大家讨论后同意给他。他知道自己“抗议”也无效，只好存下了。直到临终前，特意向后任会计交待说：“这11元钱是集体的，不是我的，一定把它冲回到集体的帐上去！”
人们在怀念这位老人时，心中无不怀着深深敬意。
林肯不丢掉良心道德
1809年2月12日，亚伯拉罕·林肯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
小时候，家里很穷，他没机会上学，每天跟着父亲在西部荒原上开垦、劳动。他自己说：“我一生中进学校的时候，加在一起总共不到一年。”
但林肯勤奋好学，一有机会就向别人请教。没钱买纸、笔，他放牛、砍柴、挖地时怀里也总揣着一本书，休息的时候，一边啃着粗硬冰凉的面包，一边津津有味地看书。晚上，他在小油类下常读书读到深夜。
长大后，林肯离开家乡独自一人外出谋生。他什么活儿都干，打过短工，当过水手、店员、乡村邮递员、土地测量员，还干过伐木、劈木头的重力气活儿。不管干什么，他都非常认真负责，诚实而且守信用。他十几岁时当过村了里杂货店的店员。
有一次，一个顾客多付了几分钱，他为了退这几分钱跑了十几里路。还有一次，他发现少给了顾客二两茶叶，就跑了几里路把茶叶送到那人家中。他诚实、好学、谦虚，每到一处，都受到周围人的喜爱。
1834年，25岁的林肯当选为伊利诺斯州议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836年，他又通过考试当上了律师。当律师以后，由于他精通法律，口才很好，在当地很有声望。很多人都来找他帮着打官司。但是他为了当事人辩护有一个条件，就是当事人必须是正义的一方。许多穷人没有钱付给他劳务费，但是只要告诉林肯：“我是正义的，请你帮我讨回公道。”林肯就会免费为他辩护。
一次，一个很有钱的人请林肯为他辩护。林肯听了那个客户的陈述，发现那个人是在诬陷好人，于是就说：“很抱歉，我不能替您辩护，因为您的行为是非正义的。”
那个人说：“林肯先生，我就是想请您帮我打这场不正义的官司，只要我胜诉，您要多少酬劳都可以。”
林肯严肃地说：“只要使用一点点法庭辩护的技巧，您的案子很容易胜诉，但是案子本身是不公平的。假如我接了您的案子，当我站在法官面前讲话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林肯，你在撒谎。’谎话只有在丢掉良心的时候，才能大声地说出口。我不能丢掉良心，也不可能讲出谎话。所以，请您另请高明，我没有能力为您效劳。”
那个人听了，什么也没说，默默地离开了林肯的办公室。
林肯早年当过水手。1831年6月的一天，他和几位水手来到美国南方城市新奥尔良的奴隶拍卖市场上，他们看到，一排排黑人奴隶戴着脚镣手铐站在那里，他们都被一根根粗壮的绳子串在一起。奴隶主们像在买骡子买马一样仔细打量奴隶，有时还走上前摸摸奴隶的胳膊，拍拍奴隶的大腿，看奴隶是不是结实、肌肉发达，将来干活有没有力气。奴隶主们用皮鞭毒打黑奴，还用烧红的铁条烙他们。
这时，年轻的林肯愤怒地说：“太可耻了！等我有机会，一定要把这奴隶制度彻底打垮。”
1860年，林肯五十一岁时在美国总统竞选中获胜，当上了美国总统。他真的废除了奴隶制，实现了这个伟大的抱负，同时他也受到美国人民的尊敬。
三、艰苦朴素的故事
晋文公饱不忘饥
“饱不忘饥”，说的是晋文公的一段往事。
晋献公死后，他的五个儿子为争王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公子重耳遭受陷害，逃到狄国（现河北正定县）。后来，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夷吾当上国君即晋惠公。为除去后患，晋惠公派人刺杀重耳。重耳连夜离开狄国，带着孤偃等人，再次逃难。
他们一路逃跑，风餐露宿，历尽艰辛，粮食不够吃，衣服不够穿，不得不靠野菜充饥或乞讨度日。他们先后到过卫国、齐国、宋国、郑国、楚国，最后到达秦国。在整个逃难的艰苦岁月里，孤偃紧跟公子重耳，帮他度过道道难关。
秦穆公一心要帮助公子重耳回晋国做国君，便于公元前636年出动大军，亲自护送他。到了黄河，秦穆公把一半人马送给他过河，自己留一半人马在黄河西岸作为接应。
上船的时候，公子重耳的随从把逃难时用的物品全都搬到船上，一样也舍不得扔掉。重耳见了，哈哈大笑。他说：“我回去做国君，要什么有什么，还要这个破破烂烂的干什么？”说着吩咐人们把东西撇在岸上。人们七手八脚地把这些东西扔到岸上，有的把破衣旧裤丢到河里。
忠心耿耿的孤偃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十分难过。他想，公子未得富贵，先忘贫贱，将来怎么会是个好君主？于是，他把秦穆公送给他的一块白玉拿出来，对重耳说：“如今公子过河，对岸就是晋国。你内有大臣，外有秦国，我就留在这里吧。现奉上这白玉，以表我的心意。”
重耳一听，十分诧异，他说：“我全靠你们帮助，才有今日。大家在外面吃了19年苦，现在回去，有福同享，你怎能不回去？”
孤偃说：“以前公子在患难之中，我有些用处。现在公子回去做国君，情形不同了，自然另有一批新人使唤，我们就好比这些旧衣破鞋，还带回去做什么？”
重耳听了，恍然大悟，直怪自己不该得意忘形，红着脸，流着泪对孤偃说：“这全是我的不是，做人应该饱不忘饥。”说着又吩咐把破烂东西重新装到船上。
他们过了黄河，打了胜仗，重耳做了国君，就是晋文公。
以俭为荣
季文子是中国春秋时期鲁国的宰相，他虽然身居高位，却以俭为荣，从不铺张浪费。他家的住房非常简陋，也不多用仆人。他叮嘱家人说：“不要搞浮华，讲排场。饮食粗茶淡饭就可以了，衣服不脏不破就很好。”
有一天，他有公务出门，让他的侄儿备车。等了一会儿，不见动静，就径直向马厩走去。
刚走到马厩门口，他看到他侄儿慌慌张张将青草盖在马槽上，显出不安的样子。季文子很纳闷，问他在干什么，他侄儿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季文子上前一看，原来马槽里有粮食。季文子十分生气，说：“我已经说过，不许用粮食喂马，有充足的草就可以了。因为现在还有许多穷人缺吃少穿！”
他侄儿点点头，说：“您说的道理我懂，我只是怕别人耻笑我们，说我们小气。”
季文子微微一笑，说：“既然明白自己做得不错，就不必去管别人说什么。”
他侄儿备好了马，季文子在车上坐好，他们出发了。马车很旧，一边走，一边发出使人心烦的吱嘎声。季文子的侄儿低着头，怕别人认出这是宰相家的马车。而季文子泰然自若，时而观望民情，时而皱眉沉思。
当马车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季文子下了车，与百姓们交谈。这时，走过来一位穿着十分讲究的年轻人向季文子请安。季文子转身一看，认出了这个年轻人是大臣孟献之的儿子，名叫仲孙。
季文子问：“你父亲可好？”
仲孙点头说：“很好，他刚才还在这里买东西。”
季文子抬头一看，果然有辆豪华的马车正向西驰去。他说：“你们家好气派啊！依我看，要适可而止，还是以俭朴为好。”
仲孙不以为然，带着几分耻笑的口气说：“大人做宰相这么多年了，出出入入连一件像样的绸缎衣眼都没有。喂的马，不给粮食，只给草吃。您每天乘坐瘦马破车，难道不怕别人笑话，说您太小气了吗？您这么小气，要是让别国人知道了，说不定还会认为我们鲁国人穷成了什么样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