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新华
小说《伤痕》发表以后，我陆续收到广大读者热情鼓励的来信，希望我能谈一谈创作《伤痕》的体会。实际上，限于我的极低的政治水平和文学水平。很多问题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下面所谈的，如有错误，我抱着一个求学者的希望，愿意听到广大读者的批评。
我是大学招生制度改革后入学的第一届学生，我入学的时候，正值五届人大胜利召开。喜讯传来，我们新入学的同学无不欢欣鼓舞，大家决心要更加努力学习，不辜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殷切期望，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在现实生活中，我越来越产生这样一个想法，这就是，我感到有必要用我的笔诉诸我的同志们，让他们通过活生生的生活画面和铁一样的事实，更进一步地认清“四人帮”确是地地道道的我们社会的最大祸害，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每一个战略部署都是继承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志，是从整个无产阶级、中华民族的切身利益出发的，从而更加坚定不移地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去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努力奋斗。在这里，鲁迅先生译的岛崎藤村的一篇文艺杂文里有一段话使我深思：
“愿爱憎之念加壮。爱也不足，憎也不足。……于事物太淡泊，生活怎么能丰富？听说航海多日而渴恋陆地者，往往和土接吻。愿有爱憎之念到这样。”
我感到这一点是很必要的。如果我们没有对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那种发自肺腑的真挚的热爱和无限信赖，我们就不可能十分自觉地去贯彻执行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每一个战略部署。然而，爱和恨两者又是辩证的统一，我感到只有对“四人帮”恨得切齿。我们才会对华主席、党中央爱得深挚。
有了这种想法以后，我就一直在考虑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反映和表达出我的这种思想。所以，入学以后，我参加了我们同学自发组织的小说组的活动，学起作小说来。
在以上思想的指导下，入学后，我试写过第一篇以暴露批判“四人帮”为题材的小说，但由于受真人真事的影响和限制，有些放不开手写，而主题思想也挖掘得不深，最终还是把它搁下了。
现代文学作品分析课，老师第二次讲了鲁迅先生的《祝福》，其中讲到许寿裳先生在评论鲁迅先生的《祝福》时曾说，人世间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封建礼教吃祥林嫂。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深思。放学回宿舍的路上，我的脑子里便涌起了无数个受“四人帮”精神上毒害的青年的形象（其中也包括我），以及许多个被“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致死的老干部的形象。他们在我的脑海里活动着，并逐渐凝结成“‘四人帮’给我们社会留下的最深的伤痕还是在精神上、思想上、心灵上”这一思想。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进入创作构思。当天晚上，直到深夜我仍旧不能入眠。当我构思到晓华离家九年，而回家见到的母亲却已经离开了人间的时候，泪水打湿了我的被头。我被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悲剧感动了。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有的老干部被“四人帮”迫害致死；有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刚刚看到光明就去世了。选择这样一种悲剧性的题材，有助于更深刻地揭露和控诉“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
为什么要提出“唯成分论”这个问题？因为就我在社会上的所见所闻，被它埋没和压抑的青年和人才确是太多了。“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在大肆收罗各种地痞、流氓、打砸抢分子、坏分子的同时，却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破坏毛主席制定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大肆推行“唯成分论”这种东西。由此，给国家毁灭了多少人才啊！因此，在我们今天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过程中，为了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又怎能不批判“唯成分论”这种东西呢？
爱情是如此，“四人帮”一直把爱情视为禁区，不准作品中接触和描写爱情。似乎一描写了爱情，便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调，爱情只属于资产阶级而不属于无产阶级。现实告诉我们，“四人帮”越是把爱情视为禁区，不准作品描写爱情，结果却使资产阶级腐朽、庸俗的爱情观日益渗透到了我们的社会中来，使得不少的青年人年纪轻轻的，就开始为“几十只脚”而奋斗，有的经济上达不到，便渐次走上盗窃、犯罪的道路。这些事实是多么触目惊心啊！试想，如果许许多多的青年人都如此胸无大志，只图建立一个安乐窝，又怎能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去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呢？我们有理由大张旗鼓地去宣传那种建立在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基础上的爱情，让爱情也成为推动青年去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努力的一种推动力。所以，我在写到晓华离家后的时候，开始有意识地安排了苏小林这样一个人物，一方面为了提出如何正确对待爱情这样一个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为了更好地使情节起伏跌宕，创造有利于主题思想发掘的新的悲剧气氛。
深夜一点多，我写到晓华回到家里，看到的妈妈已经是去世的妈妈时，我又一次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时，我的整个心也仿佛和王晓华一样地碎裂了，我和王晓华一样，只不过我是在心底里哭喊着：“妈妈！妈妈！你睁开眼看看吧，——我回来了……”
然而，痛定思痛，悲愤之余，我感到光明毕竟已经到来，春天也降临了，所以，我想晓华心上的伤痕也必定得到了某种安慰。而她在爱情上的悲剧也该结束了，所以，我在尾声中添了苏小林和王晓华爱情上重新弥合的一笔。
我的作品的主人公着意要写的是王晓华这样一种类型的人物。固然，我们的作品中需要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典型，作为榜样的力量，鼓舞人民去进行新的斗争。但我感到同样也需要王晓华这样的形象，帮助人民总结广泛的社会问题，澄清林彪、“四人帮”在我们思想上造成的混乱——而这一点对于目前这样一个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我国社会更为必要。
不少读者来信反映，说他们是把小说当作真人真事来读的，类似王晓华这样的人物确实不少。从这点上来说，在王晓华身上也许是概括了我们社会上某些青年的共性的。
王晓华出身在一个革命干部的家庭，从小就受到父母亲良好的革命教育。因此，她和我们社会上许许多多的青年一样，对党和毛主席怀着朴实、纯真的阶级感情；但另一方面，由于年龄小，缺乏丰富、深刻的社会生活经验，这就又造成了她政治上的天真和幼稚，最容易做极左思潮的俘虏和牺牲品。母亲被打成叛徒了，这给她的精神上带来了莫大的痛苦。她不相信这些是真实的，因为她觉得对母亲是了解的；但她又轻信“四人帮”搞的所谓罪证材料，而且认为那是党搞的。所以她最终还是和自己的“叛徒妈妈”决裂了。
那么，在这以后的插队落户的生活中，她的心里是不是就那样坦然和平静呢？不是的，她不能也不可能完全磨灭对母亲的痛苦的回忆，当她和苏小林在海边谈心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和体会到她的矛盾的复杂的心理。当苏小林问到她，母亲会不会是受林彪的迫害时，她两番痛苦地摇了摇头，说是不会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她还是把“四人帮”这帮家伙和党的光荣称号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四人帮”粉碎以后，“她从来也没有这样激动和兴奋过”，实际上在这种感情中，无形中也含有了另外一种希望的成分，这就是她很希望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母亲的叛徒问题也会是假的，会得到昭雪。按照最普通的寻常的情理，这个时候，王晓华收到母亲的来信，一定会极其兴奋地马上就回去的。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地深入到生活中间去了解和体察一下就可以看到，事情往往并不是这样。人的思想活动不是完全以逻辑推理可以解释的，在这种情况下，王晓华的思想和感情实质都处在极度的矛盾之中。王晓华的个性也在这个时候表现得更为充分。她希望母亲能够昭雪，但真正母亲昭雪了以后，她回想过去的九年，却又感到自己对母亲犯了弥天大罪，所以，在回上海的火车上，她的眼珠里还止不住要闪过点点泪光，她希望母亲能够昭雪，但当这种希望到来的时候，她又甚至会怀疑这是不是假的，而且，在她的思想深处甚至还这样地想，“母亲的问题是历史的问题，并且有过铅印的罪证材料，——‘四人帮’政治上再反动，总还不至于一个人不是叛徒硬把她整成叛徒吧”。然而，在这种极度矛盾的心理中，她还是存着希望，希望母亲会昭雪，她能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但为了慎重，她还是止不住要写一封信给组织上，直到接到公函后，才匆匆收拾了一下。踏上了归途。然而，她却不知道。由于她的这个迟疑的行为，最终却酿成了她在母亲临逝世前都不能见她一面的悲剧。王晓华为什么会具有这种独特的个性？因为她基本上是把母亲作为一个敌对的阶级来看待的——这与家庭的特殊环境和特殊教育有关系，也正因为有如此的思想基础，她才会跟亲母断绝了八年多的关系，而一个完全是带着个人主义色彩出走的青年，我想，他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说，王晓华又是一个极具有自己思想个性的人物，虽然，她很像我们社会中的许许多多个青年。但她毕竟又是具有自己的个性，正是从她的那种有些僵化和麻木不仁的思想状态中，我们可以深深地窥测到“四人帮”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对我们一代青年人的毒害。
《伤痕》的初稿中，没有“梦”这一节，在修改中，为了更好地突出主题思想，揭示“四人帮”在王晓华的思想上戳下的伤痕，才补添了这一细节。我以为这个细节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与晓华的思想性格和主题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感到不够的是，没有对晓华在“四人帮”粉碎以后的心理活动给予细致的描写和刻画，所以，我的原意便显得有些模糊了。
总之，我要塑造王晓华这样一个人物，决不仅仅是让读者去同情她的遭遇，为她流泪，而是要让读者在同情中对她又含有指责和批评。同时在这种指责和批评中，能冷静地看到伸在王晓华脑子中的那只“四人帮”的精神毒手，从而更好地洗刷自己心灵上和思想上的伤痕，去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
我于一九六八年毕业于山东省长岛中学，毕业后，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回江苏原籍插队劳动，这期间又读了两年半高中，高中毕业后又劳动一年，于一九七三年一月应征入伍，一九七七年三月退伍，安排在江苏南通地区农机厂当工人。我个人生活中的这些经历，使我得以接触了社会上各种类型的人们——城市的、农村的、海岛的、山区的、上层的、基层的，所以当我在进行虚构和想象的时候，实际上我是通过我的形象思维调动了我生活中接触过和认识过的一切人物，力求艺术地再现并概括他们。而作品的主题也是我通过对自己所体验的广泛的社会生活加以总结得来的。
在我收到的许多读者来信中，不少同志都把我看作是王晓华或苏小林，并认为如果我没有亲历过这方面的遭遇是不会写出这样的作品的。从这些信中，我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有些同志以为，要写一篇好的作品，作者必定要亲历或经历过某种事情，或有谁提供给他一个很好的情节。固然，这种情况是有的，一个人物，一件事在生活中本身就是很典型的，只要把它如实地记载下来，就可能是一个好作品。但说句老实话，创作中这样的捷径毕竟是太少了。我经常听到有的同志高兴地说：“我听到一个很好的情节。”但是，真正写起来，往往就会发现主题思想开掘不深，而人物也不够典型。所以，我在写《伤痕》的时候，努力学习鲁迅先生塑造人物的方法，不局限于某个真实人物的身上，而去对生活中大量的王晓华、苏小林这一类型的人物进行艺术概括，最后塑造出自己所需要的理想的人物。为此，我们体验生活就不能只是简单地去攫取生活中的某个人或事，而要广泛地解剖社会上各种类型的人的思想面貌和精神状况。
我虽然比较爱好文学，但对于那些明显带着“帮”气的作品，我是深恶痛绝，几乎从来不看的，偶尔翻阅几眼，一看到那千篇一律的说教，便止不住要愤然将它扔下。我不赞赏作品中的人物脱离实际的生活，起麻醉人民特别是青年人的作用，而感到作品应该艺术地再现生活，帮助人民，尤其是青年人，清醒地去认识生活和理解生活。我至今深感愤慨的是，“四人帮”把持的文艺作品以至宣传报道总是给人以虚假的形象，我就曾经受过它多次的欺骗和蒙蔽。所以，我决意要尽可能如实地、比较客观地描写现实生活，彻底脱开“四人帮”的创作框框，创作出符合人民愿望、喊出人民心声的文艺作品。
《伤痕》作品最初刊登在年级壁报上，这期间，我曾经听到过一些不同的意见。带着这些意见，我常常独自漫步于学校的操场，并翻阅马列和毛主席的文艺论著，越想越看，就越感到应该写。实现四个现代化，生产力要大解放，但根本的还是思想上的解放，要让人们的思想彻底从“四人帮”那种极左的思想体系里解放出来。因此，虽然我描写的人物不是一个斗争的典型，但她不正是千千万万个受“四人帮”毒害的青年中的一个吗？从她的身上，不正可以激发我们对“四人帮”的无比仇恨和对华主席的无限热爱吗？在这里，我还无法以我浅薄的文艺理论知识来对我的《伤痕》作任何解释。但我有个想法，这就是，文艺理论是从大量的文艺创作中总结出来的东西，它必须服务于今天的文艺实践。我们有必要从今天那些为广大人民群众欢迎并有力地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的作品中去历史地、唯物辩证地总结和发展、丰富理论，以解释和推动今天的文艺实践。
伟大导师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我理解，一个革命青年，要不畏劳苦，要勇于实践，才有可能摘来真理的宝石。
五届人大召开以后，回顾祖国一百多年来挨打的历史，更感到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和迫切。作为一个新中国的青年，一个共产党员，我胸中时时奔涌着这样的激情——这就是我要让我的笔毫无保留地为我们的党、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的中华民族服务，为了她能够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明天，我愿献出自己的一切。
以上便是《伤痕》的一点成因和几点不成熟的想法。对于广大读者提出的种种宝贵意见，我将在以后的实践中认真汲取。
最后，我再一次衷心感谢各地读者对我作品的关心、支持、鼓励和批评。
原载《文汇报》1978年10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