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天上班时，我碰到萨拉，问他当天和他的女孩进展如何。
“别再提那个婊子，”他说，“那天她突然变得歇斯底里，我只好离开。”他迟疑了一下问道：“你呢？”
“还好，”我回答。“我们走了大约一英里，然后就跑回了停车的地方。”
他好奇地看了我一眼，似乎还想问点什么，但还是转身走进了相片冲洗室。
接着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进行编写。正要离开时，泰瑞把我叫了过去，指派我明天一大早赴机场去采访迈阿密市长。他预计在七点三十分抵达。但采访当天，我没有搭出租车，决定借萨拉的车前往。
到了机场，我又看到了上次那些脸部棱角分明的帮派分子坐在窗边，等着从迈阿密来的班机。
我花了四十美分，买了份报纸，读到纽约正受到暴风雪袭击：“梅里特大道关闭……地铁停驶四个小时……街上到处可以看到铲雪车……有位铲雪车司机，从斯塔藤岛来的……纽约市长瓦格纳高度警戒……所有市民上班受阻……”
我抬头看着加勒比海的早晨，四周一片翠绿，充满了阳光，悠闲又自在，我放下了手中的报纸。
从迈阿密来的班机到港了，但不见市长的踪影。经过询问我才发现他因为“健康原因”临时取消了访问。
我赶紧打电话回报社通报。莫贝里接的电话。“没有市长，”我说。
“什么！”
“因为健康原因取消访问。没有故事好写，怎么办？”我问。
“别回办公室，”他说，“这里又有暴动，我们这里的两个人，昨晚被打断了手臂，”他笑着说。“他们会把我们全部杀光。等午餐过后再过来，到时候应该平静下来了。”
我回到咖啡厅，点了份早餐——培根、蛋、菠萝和四杯咖啡，有一种吃饱喝足、放松惬意的感觉，根本不在乎迈阿密市长是否还活着。我漫步走到了停车场，决定去拜访也门。他给了我一份如何去他海边小屋的地图，但我没料到沿途竟然都是难行的砂石路，就如同在菲律宾丛林里面开车一样，路面颠簸到我全程都只能用低档。我的左边是一片海洋，右边是沼泽地，经过了排列好几英里的棕榈树，穿过寂静无声的原始树林，闪躲过路上的鸡和牛，碾过不少陆蟹，低速趟过地上的烂泥，在坑坑疤疤的路面上颠簸，这是我从离开纽约之后，第一次感觉到我真的来到了加勒比海。
早晨的阳光将棕榈树染成了一片金黄翠绿色，反射到沙丘上形成了一道道强烈的白色亮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我只能眯着眼睛沿着路面上的车痕找路。相对于刺眼的阳光，右手边的沼泽地则是灰蒙蒙的，沿路上破烂的小屋前，不少黑人妇女在篱笆前洗晒衣物。突然我前面出现了一辆红色啤酒货车，将啤酒送到路旁一间小小的，用茅草屋顶搭建起来的房子，叫做“露波酒吧。”
经过了四十五分钟地狱般的车程，终于在海边看到了一群像药丸盒子的小型建筑物。根据也门所说，这应该就是他的房子。我把车子转进来，在离棕榈树大约二十码的地方，停在小屋旁。
我坐在车里等了也门一会儿。他的摩托车还停在屋前的露台上，所以他应该还没出门。但等了几分钟，仍然毫无动静，我走到车外看了看四周。门是开着，但屋内没人。其实这根本不像一间房子，倒是像一小间密室。一张覆盖着蚊帐的床靠着墙边，整个房间大概只有十二码乘十二码的空间，仅有一扇窗，铺着水泥地板，屋内潮湿黑暗，真不敢想象如果门关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我只匆忙地朝屋内看了一眼，因为我的造访太突兀了，我不想被人误认是个偷窥狂。我穿过露台走到了陡峭崖壁，崖壁下方紧连着海滩。从左向右望去，尽是一望无际的白色沙滩和棕榈树，接着便是一片蔚蓝的海洋。大约五十码的地方，有一个突出海面的珊瑚礁岩石。
在珊瑚礁附近，我看到了一对紧扣在一起的身影，认出是也门和那个跟我一起搭飞机来的美女。她的双腿扣住也门的臀部，双手环绕着他的脖子，头往后仰，长发垂在身后散落在海面上。
刚开始我以为自己在幻想，因为一切太像一幅画了，我的脑袋拒绝接受。我只是站在那边，呆望着他们。他握着她的腰，慢慢地旋转摆动，接着我听到了微弱的声音，她伸直了双手，像翅膀般在背后挥舞着，不时发出轻柔快乐的叫声。
我决定暂时离开，因此又开回了露波酒吧，花了十五美分要了罐啤酒，呆坐在板凳上，感觉像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我看到的画面，带来了很多回忆——并非那些我曾经做过的事，而是那些我应该做却没有做的事，我曾在沮丧中虚度了多少时光，生命中错失了多少稍纵即逝，而且再也无法捕获的机会。我羡慕也门，同时也为自己感到悲哀。他的那一瞬间，让我的快乐变得索然无味。
我独自一人坐在板凳上，露波先生坐在柜台后像个黑巫师一样望着我，他心里一定想着这个穿着薄外套的白人男子，不晓得到这附近干嘛。我坐了大概二十分钟，忍受他的注视，然后我又开车前往也门家，希望他们已经办完事了。
我小心地接近也门的小屋，但在我把车子转进来之前，也门就对着我大喊：“回去，别拿工作上的事情烦我！”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在露台前停了下来。
“你这么早来，一定是工作上遇到了麻烦，坎普。”他脸上挂着微笑，“怎么了？报社关门了？”
我摇摇头，下了车。“我早上本来有采访。”
“太好了，”他说，“你正好赶得上早餐。”他朝着里面点了下头，“切诺特在里面擦干身子，我们才刚游泳回来。”
我走到了海边，环顾四周，突然有一种想要脱光衣服跳入海中的冲动。太阳很热，我嫉妒地看着也门，他身上除了一条黑色游泳裤，什么都没穿。而我则穿外套打领带，活像要来收账的，汗不断从脸上冒出，衬衫湿透了黏在背上。
切诺特走了出来，她的微笑透露出她认得我是飞机上的那个人。我紧张地笑了笑，说声哈啰。
“我记得你，”她说。当我正试图找话解释时，也门笑了出声来。
切诺特穿着白色的比基尼，头发及腰，正经秘书的影子早已经不见踪迹。她看起来狂野又性感，全身上下只穿了两片白色的布料和脸上挂着的微笑。她很娇小，但完美的身材比例让她看起来很高，她不像一般看似瘦小未发育成熟的女孩，她的臀部、大腿、乳房全都十分浑圆性感。
“该死的，我饿了，”也门说，“早餐还没好吗？”
“快好了，”切诺特说，“你想先来个西柚吗？”
“答对了。”也门回答，“坐下，坎普，你看起来快病了，你应该来个西柚。”
我摇头。
“别客气，”他说，“我知道你想来一个。”
“好吧，给我一个吧。”
切诺特再次出现时，手上托着两个盘子，一盘给也门，把另一盘放在我的面前，是美式蛋卷，上面放了几条培根。
我摇头拒绝，告诉她我已经吃过了。
她笑了笑，“别担心，我们还有很多。”
“我不是开玩笑，”我说，“我真的在机场吃过了。”
“再吃一次，”也门说，“然后我们去抓些龙虾──反正你有一整个早上的时间。”
“你不去办公室吗？”我说，“今天你不是要交移民的故事吗？”
他微笑地摇摇头，“他们指派我写另一个有关沉没宝藏的故事。今天下午我要和几个潜水员一起下海，他们宣称在港口边找到了西班牙沉船的残骸。”
“那移民故事不用写了吗？”
“还要写，但等我完成了手边的这个故事之后再开始。”
我耸了下肩，开始吃我的早餐。切诺特拿了个盘子走出来，坐在也门椅子旁的地上。
“来，坐这里。”我站起身。
她笑了下，摇摇头。“没关系，我坐这就好。”
“坐下，”也门说，“你今天表现很奇怪，坎普，看来你不习惯起得太早。”
我嘟囔了一句这是礼貌，然后开始低头吃我的早餐。
从盘子的边缘，我瞄到切诺特的双腿，纤细却十分结实，被阳光晒成了古铜色。她几近全裸但毫不自觉，我开始有点不由自主。
吃过早餐，又喝了杯朗姆酒，也门建议我们拿着鱼枪到礁岩附近，抓些龙虾回来。我马上同意了，任何事都比坐在那里，忍受着欲火煎熬要好得多。
他准备好潜水用具，带了把大型鱼枪，我带了他买给切诺特的潜水蛙镜和呼吸管，游到了礁岩附近，我浮在海面上看着也门潜入海底寻找龙虾。过了一会儿，也门浮上来，把鱼枪给我，我试了一下但无法上手，因此决定放弃，让也门负责潜水寻找猎物。反正我也比较喜欢待在海面上，随着轻柔的波浪漂浮，回头望着白色沙滩，背后衬着一棵棵棕榈树，偶尔低头看着也门，从我脚下的另外一个世界像条鱼般自在地游过。
我们在礁岩附近大约一百码的范围活动，但也门说，我们该试试另外一边，“不过那里要小心，”他边说边游向较浅的露天礁岩，“可能有鲨鱼，我在下面时帮我看着。”
接着他突然加速潜入水中，几秒钟之后又浮了上来，鱼枪上挂了一只绿色的龙虾。
不久，又捕到了另一只，我们决定打道回府。切诺特已经在露台上等着我们。
“丰盛的午餐。”也门扬扬手中的龙虾，然后丢进门边的水桶。
“然后我们要做什么？”我问。
“把龙虾的脚拔来扔掉，丢进水里面煮就行了。”
“该死，”我说，“真希望我能留下来。”
“你什么时候必须回办公室？”他问道。
“快了，”我回答，“他们还在等我的迈阿密市长采访。”
“管他什么市长，”也门说，“留下来，我们好好地喝个几杯，然后杀几只鸡来吃。”
“鸡？”
“对，我的邻居养鸡，它们在路上跑来跑去的。上个星期我们没东西吃时，我杀了一只鸡。”他笑着说，“很好的运动——拿着鱼枪追着鸡四处乱跑。”
“天啊，”我说，“那些人如果知道是你杀了他们的鸡，他们会拿着鱼枪追着你四处乱跑。”
我回到办公室后，在冲洗室找到了萨拉，告诉他车子已经开回来了。
“太好了，”他说，“我们必须去所大学。莱特曼想要你见见几个有势力的人。”
我们稍微聊了下天，他问我什么时候要搬出旅馆。
“我必须赶快搬，”我说，“莱特曼告诉我，我可以住到找到房子为止。但他后面又加了句一个星期的时间应该够了。”
他了解地点了点头。“对，他会想办法让你尽快搬，否则他就会立即停付旅馆账单。”他看着我，“如果你想的话，可以先待在我那儿，至少待到你找到喜欢的地方为止。”
我想了一下。他住在位于老城的一个大房间中，挑高的天花板，有扇安装了百叶窗的窗户，但里面除了一个煮东西的电炉子之外什么都没有。
“我想应该可以吧，”我说，“你的房租多少？”
“六十块钱。”
“听起来还不错，”我说，“你确定我不会打扰你吗？”
“见鬼了，”他回答说，“反正我都不在——那里感觉太压抑了。”
我笑了下，“那就好，我们什么时候搬呢？”
他无所谓地耸了下肩，“随时都可以，但管他的，在旅馆能住多久就住多久，等到莱特曼催你时，你就说明天就搬。”
萨拉拿了照相机带我从后门离开，避免和前门的暴徒起冲突。天气热到每等一个红灯时，我就开始汗流浃背，车子开起来后，我的汗又被风吹干了。萨拉开上了里昂路，穿梭在车潮中，往城镇的外围开去。
到了圣鲁斯时，我们停下了车，让放学的小朋友过马路。当他们经过时，一群人笑着指着车子，用西班牙语叫道：“La cucaracha! Cucaracha Cucaracha！”
萨拉看起来一脸尴尬。
“怎么了？”我问。
“那些小混蛋竟然叫这部车是蟑螂，”他恨恨地说，“真该开车碾过几个小混蛋。”
我笑了下，然后等车开了又靠回椅背上。我来到的这个世界，有着一种奇怪又奇特的气氛，有些事情很好玩，但同时却矛盾地充满了沮丧。我来到这里，住在豪华旅馆，却坐在看起来像蟑螂，听起来像喷气式飞机的玩具车里，绕过半个城市；偷偷地从后门的小巷中溜走，却肆无忌惮地在沙滩上胡搞；在鲨鱼出现的海中猎捕龙虾，自己却被大批说着外国语言的暴民盯上。这些事情，发生在西班牙殖民的波多黎各，但这里的人却使用美金，开着美国造的汽车，坐在赌场中玩着轮盘，假装自己来到了卡萨布兰卡。这个城市的某部分，看起来很像美国佛罗里达的观光胜地坦帕市，另一部分又很像是老旧的难民营。每个我看到的人，都好像是刚刚从某个重要的电影试镜会走出来似的。另外，我的薪水高得可笑，而我整天做的就是闲晃，然后去“熟悉状况”。
我想写信告诉所有的朋友，邀请他们过来。我想到了菲尔·罗林斯，在纽约忙得焦头烂额，整天报道地铁延误了多久，布鲁克林区又有帮派械斗。杜克·彼得森，坐在白马俱乐部里面，想着下一步该怎么走。伦敦的卡尔·布朗，每天都在抱怨天气，采访工作排满了时间表。比尔·慕尼斯，在罗马喝得烂醉。我想发电报给他们——快来“停顿”朗姆酒桶中还有很多位置“停顿”没事做“停顿”薪水高“停顿”整天喝酒“停顿”整晚胡搞“停顿”快点逾时不候。
正当这些想法在我脑海中翻腾，一棵棵棕榈树在我面前闪过，感觉阳光抚摸着我的脸时，萨拉突然紧急煞车，我的头差点撞上挡风玻璃。一辆粉红色的出租车，刹那间从十字路口冲了出来，只差了几英尺就要撞上我们。
萨拉吓得瞪大了眼睛，脖子旁的青筋突起。“圣母玛利亚！”他叫道，“你看到那个下三烂了吗？竟然闯红灯！”
他紧紧地抓住方向盘再度上路。“老天，”他惊魂未定地说，“这些人太过分了！我一定要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否则我很快就会被杀了。”
他还在发抖。我问他需不需要换手，但他没注意我在说什么，“天啊，我说真的，我一定要赶紧离开，我的好运就快要用完了。”
他之前多次说过类似的话，因此我认为他真的相信命运这一套。他永远都在讲有关运气的事，而且他相信运气是有一定的前因后果。萨拉强烈地感觉到，生命中有两股无法掌控的强大力量，分别反对和赞同他的所作所为，而且世界上任何时刻都有某种力量的存在。像是他常常担心共产主义的兴起，会让人类变得疯狂。对于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惨剧，他相当沮丧，因为这代表了人类习惯寻找代罪羔羊的本性，而他迟早会变成那只羔羊。还有其他常让他担忧的事，例如：资本主义的残暴会让他的才能遭到剥削，愚蠢低能的美国观光客会坏了他的名声，波多黎各人的愚蠢会危及他的生命，让他的生活更困难，另外还有在圣胡安街上跑来跑去的流浪狗，但至今我仍未能想通，为什么这些流浪狗也会让他如此担心。
其实这些抱怨别人也曾说过，但萨拉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永远可以联想到自己。萨拉就像球场外疯狂的球迷，突然冲到球场中央，绊倒场上的某个球员。他认为生命就像是一场大型比赛，人类被分为两队——萨拉的队友和其他人，如果输了就要付出昂贵代价，因此每一场比赛都十分重要，尽管他像着魔一样热衷比赛，但他仍然只是个场外观看的球迷，在一群吼叫的球迷当中，大声吼叫着球员听不到的建议，知道其实根本没有人在乎他，因为他没有上场比赛，也不会上场在比赛。就像其他沮丧的球迷一样，他顶多能做的，就是突然冲到球场中央，做些违法的行为引起骚动，然后被保安人员拖下场，惹得观众哄堂大笑。
因为萨拉受到了惊吓，我们后来没去成，最后只好掉头回报社。回程的路上我坐在车里心惊胆颤，但萨拉拒绝让我开车。
我开玩笑地问，他怎么能坚持这份工作，甚至待上了一整年。
他笑着说，“他们还能找谁？我是这个岛上唯一专业的摄影师。”
途中我们遇到了车潮，经过刚刚的惊吓，萨拉紧张到无法开车，我只好接手。当我们回到报社时，暴徒已经解散，不过整间新闻中心却陷入了一场混乱风暴。泰瑞，唯一任劳任怨的员工已经决定辞职。莫贝里刚刚被外面工会的暴徒抓走，那些人像是想报复也门一样，将莫贝里打个半死。莱特曼坐在办公室中央的椅子上，正在跟两名警察低声说着话。泰瑞则冷静地坐在自己的桌子后面收拾东西，他递了辞呈，将于一个星期后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