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练新军
由于采用了西方近代先进的军事训练方法，袁世凯和冯国璋等人的小站练兵越来越有成效，小站的新军也开始名声大振。很快，西方各国就开始注意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据说，当时俄国和日本驻天津的军官，经常会到小站观看新军操演。在这些军官看来，当时的新军已经达到了盛况空前的地步。
1898年，英国海军大臣贝思福也来到了小站。在仔细观察了新军的操演、两军对垒训练以及各种阵法演练之后，贝思福写下了《保华全书》。在这本书里面，这位海军大臣不无担忧地引用德国军事顾问汉纳根将军的话说：
“即使在德国，这也是一支罕见的精锐部队。”很显然，能取得新军训练的好成绩，跟冯国璋等人大力协助袁世凯是分不开的。
看到新军训练颇有成效，同时也为了能够增强自己的力量，1898年袁世凯向军机大臣荣禄建议，由自己来训练一支负责中央防卫的武卫军。很快，这个建议就得到了荣禄的批准。于是，袁世凯的新军，得到了一次很好的扩编机会。
建立武卫军的建议得到批准后，1899年年初，为了配合袁世凯，荣禄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北洋军务公所作为一个管理机构。同时，将原本属于自己统一领导并分驻在京畿内外的宋庆部毅军、袁世凯部新建陆军、聂士成部武毅军和董福祥部甘军，重新整编为武卫军的左、右、前、后四军。加上再次招募来的一个武卫中军，整个武卫军总共就有五支军队。
在这次整编的过程之中，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也就是武卫右军，从原来的七千多人一下扩充到了一万人。加上袁世凯和冯国璋等人，同样对这些扩充进来的军队进行了新式训练，因此武卫右军的实力大大地增强了。并且，没过多久，这支军队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899年上半年的时候，山东省不断地出现杀害传教士、烧毁教堂的洋教案。这些教案的发生，自然引起了西方列强的强烈不满。尤其是德国，更是趁机侵犯了山东的一些领土。为了报复，德国政府放任军队在山东半岛大肆侵略。一时之间，整个山东几乎都民怨沸腾。也就在这个时候，直隶总督荣禄向朝廷上奏，请求批准袁世凯带领武卫右军的八个营，开赴山东维持主权和秩序。
正当袁世凯和冯国璋等人带领武卫右军赶往山东的途中，鲁西北爆发了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最开始，义和团运动还叫做“义和拳”，这是一个秘密的反清组织。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并且日渐威胁到民族国家的安全时，义和拳组织改变了自己的宗旨，开始专门对付他们眼中的“毛鬼”，也就是洋人和洋教，实质上有些盲目排外。
对于这个组织，原任山东巡抚的敏贤采取了招安的对策，他把义和拳视为合法组织，用他们来当做团练。敏贤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他同样仇恨西方列强，希望通过义和拳组织来排外，另一方面他也确实没有力量平息风起云涌的义和拳运动。
就这样，在一片仇视洋人的社会氛围下，整个山东半岛几乎就成了义和团的天下。可以想见，当时一些并非具有侵略意图的传教士和教会，由于受到牵连也遭到了无情的伤害。为了保护自己国家的公民，也为了能找到借口进一步侵略中国，西方列强便以保护教会利益为名，出兵山东，中国的领土主权再次面临着被剥夺的危险。
袁世凯和冯国璋的武卫右军，就是在这样的局势下进驻山东的。从个人情感上来说，袁世凯十分敌视义和团成员。在他眼中，这就是一些暴民在闹事。对付暴民，在袁世凯看来，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武力镇压。
由于袁世凯采取了这样的态度，因此他获得了西方列强的支持。再加上此时的袁世凯，拥有了武卫右军这样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于是到了1899年年底的时候，袁世凯顺利出任山东巡抚，全权负责山东事务。
袁世凯刚到山东，就发生了英国传教士遇害事件。面对英国政府的谴责和威胁，清政府立即表态，决定“严惩凶手”，同时派兵保护教会和传教士。
但是，正当袁世凯就要派兵镇压义和团时，慈禧太后又在立储问题上与西方列强发生了矛盾，因此一时之间清政府对列强们的态度又有了转变。至少在袁世凯这边，他收到的命令是暂时不要对义和团滥下杀手，以免造成巨祸。
于是，袁世凯只好按兵不动。
那么，这时的冯国璋在干嘛呢？实际上，武卫右军到了山东之后，并不是真的按兵不动，而是在冯国璋的主持下，正在全力编练效忠于袁世凯的山东地方部队，以扩充自己的实力。到了1900年3月的时候，冯国璋总办的督操营务处，采用新建陆军的军制和训练方法，已经把山东原有的34个勇营改编成了纪律严明、管理有效的新式陆军，包括了步兵、骑兵和炮兵一共20个营。
这20个营的部队，便成为了武卫右军的“先锋队”，总人数有一万四千多人。这样一来，加上武卫右军原本的一万人，袁世凯属下的军队人数达到了两万五千多人，可以说是北方最具实力的武装力量了。
最值得一提的，还是这支先锋队的新面貌。当时，冯国璋不仅给士兵们增加了军饷，而且还全部换上了西式军装。从现在保存下来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士兵们个个精神抖擞。步兵们穿着袖口上绘着一具枪的军服，工程兵的袖口上则是一把斧头，非常容易辨认。后来，这种军服成为了民国陆军的专用军服。
也就在冯国璋全力编练新军的时候，清政府又改变了对待义和团的态度。
袁世凯收到密电，可以镇压义和团了。于是，原本就仇恨义和团的袁世凯，便把他们视为了土匪，开始软硬兼施地予以镇压。
据说，袁世凯为了能擒贼先擒王，便假意邀请义和团的大师兄前来赴宴。
在宴会上，他借着观看大师兄表演所谓“刀枪不入”功法的名义，枪杀了好几位义和团领袖。随后，袁世凯更是直接派兵，四处围剿义和团。而冯国璋和段祺瑞等人，此时就成了袁世凯的得力助手。
然而，就在冯国璋等人全力围剿义和团，把这些无知的百姓们杀得鸡飞狗跳的时候，慈禧太后又改主意了：她决定召义和团人京，好用他们来对抗在京的西方人，尤其是要用他们来围攻外国使馆，从而对西方列强施压。
然而，义和团进京后，虽然有很多清朝皇族担任他们的指挥官，却一直没能拿下外国使馆，顶多只是杀了几个洋人和“二毛子”，外表上显得很有气势罢了。面对西方列强日甚一日的逼迫，1900年6月21日，失去理智的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11国宣战，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从此爆发！
战争爆发后，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八国联军就占领了天津大沽口炮台。
接着，联军又占领了天津，并于8月14日杀进了紫禁城。慈禧太后吓破了胆，只好仓皇地带着光绪逃出了北京城。
而此时的袁世凯，一方面继续以“黑团”、“假团”等罪名，在山东围剿义和团成员，另一方面则为了防止北上的义和团再次回到山东，便命令冯国璋驻守德州，扼住金浦路的要冲地带。不得不说，袁世凯的这个战略达到了他的目的，既能够消灭那些仍留在山东境内的义和团成员，也能够堵住北上的义和团成员逃回到山东。
正是由于冯国璋驻守德州，才使得八国联军“至德州则敛兵不进，如画鸿沟”。1900年8月中旬的时候，八国联军以追击义和团为名，杀到了保定、河间等地，前锋兵力已经接近德州。然而，西方列强最终在德州止步了。
假如没有冯国璋统领武卫右军在此坐镇，恐怕八国联军还会继续在北方大肆侵略。更重要的是，由于京城的大部分武卫左军被八国联军打得四处逃命，冯国璋也趁机扩充了自己的兵员。这样一来，武卫右军驻守山东，不仅没有因为镇压义和团而有所损失，反而增强了自己的实力。
而冯国璋也因为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袁世凯的保荐下，升为了补用知府。
11月，深得袁世凯信任的冯国璋，又被调到济南主管武卫右军和山东全省新军的训练事宜。很显然，此时的冯国璋已经是袁世凯身边的得力大将了！
事实上，有了冯国璋的大力协助，袁世凯领导的武卫右军这时可以说是达到了全盛。这一年的10月份，袁世凯在济南举办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秋操”，一方面检阅部队的训练成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山东的德国军队耀武扬威！而负责这次“秋操”的，就是冯国璋。
袁世凯把这项任务交给冯国璋去办，显示出了对他的极大信任。冯国璋也没有让袁世凯对他失望，在正式操演之前，冯国璋带领军队加紧训练。到了正式演习那天，袁世凯请来了德国驻胶州湾总督，一起在观操台上观看操演。
随着冯国璋一声响亮的号令，威武雄壮的武卫右军将士们迈着整齐的步伐，昂首挺胸走过观操台。只见他们“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齐如直木”。看到这些精神抖擞的清朝士兵，德国驻胶州总督不禁当场夸奖起来。
操演结束后，袁世凯不元得意地向这位总督介绍起了自己的三位爱将：冯国璋、段祺瑞和王士珍。看到眼前的三个年轻军官，这位总督顿时赞不绝口：
“他们三个人真不愧为杰出的将才！”从此以后，“北洋三杰”的美名就传遍了整个中国。
后来，有不少好事者还将“北洋三杰”分别作了比方：王士珍是龙，段祺瑞是虎，而冯国璋则是狗。看到这个比方，大家一定会觉得奇怪：冯国璋怎么成了狗了呢？
实际上，这个比方是按照三个人为人处世的特点来说的。王士珍是一个见首不见尾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十分像龙；段祺瑞脾气很暴躁，就像老虎一样；至于冯国璋，之所以说他是狗，是因为他既忠诚老实又果敢实用。这样说来，其实在“北洋三杰”里面，能力最强、也最讨人喜欢的恐怕还是冯国璋。
实际上，就在小站练兵时，冯国璋的地位就已经要高于王士珍和段祺瑞。
当时，王士珍担任的是讲武堂总教习兼工程营统带，段祺瑞担任的是炮兵学堂兼炮兵营统带，而冯国璋则担任的是步兵学堂监督及督操营务处总办。从兵种上说来，冯国璋带领的步兵绝对是最重要的兵种。因此，冯国璋的职位和责任都要更为重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袁世凯才称呼王士珍为“福将”，段祺瑞为“重将”，而冯国璋才是他的“主将”。
尽管如此，‘‘北洋三杰”之间的关系还是十分亲密的，几乎到了无所顾忌的地步。据说，张勋复辟失败后，黎元洪不肯就任大总统，按理说来就应该由当时担任副总统的冯国璋接任总统一职。就在冯国璋依然犹豫不决时，段祺瑞直接发来了一封急电，上面只有四个字：“四哥快来！”而冯国璋看完电报，则笑着对身边人说：“你们看，芝泉这个粗人！芝泉这个粗人！”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溢于言表！
至于王士珍，则在冯国璋和段祺瑞后来闹翻脸时，出任了国务总理。他这样做，都是为了让冯国璋做事方便。要不是看在往日的交情上，性格沉稳的王士珍应该不会有此举动！
无论如何，在袁世凯手下，冯国璋和王士珍、段祺瑞都得到了重用。也正是通过训练新军，冯国璋才得以官运亨通，仕途坦荡！
新军，必须常备
就在袁世凯和冯国璋等人春风得意的时候，1901年11月7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去世了。一般都认为，在李鸿章去世之前，曾经向清廷保举袁世凯接替自己的职务。据说，在李鸿章看来，“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
就这样，11月中旬，袁世凯在荣禄等重臣的举荐下，被慈禧太后任命为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不久，又赏赐给了袁世凯黄马褂和紫禁城骑马，并加太子少保。此时的袁世凯，已经可以说是位极人臣了！
接到朝廷的任命后，袁世凯便带着冯国璋等一于爱将离开济南，在一营亲兵的护卫下，浩浩荡荡地前往直隶上任。当时，直隶省的省会本来是在天津。但是，由于这时天津依旧被八国联军占领着，因此清政府只好把省会临时改在了河北保定。而这次袁世凯和冯国璋的目的地，就是保定。
到达保定那天，朝廷护送直隶总督官印的官员也到了这里。于是，袁世凯就举行了一个十分隆重的接印仪式。在香烟缭绕之中，袁世凯遥望京城磕头谢恩。
其实，袁世凯心中明白，自己今天的成就是离不开冯国璋等人大力协助的。因而，袁世凯在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后，一方面开始进一步扩张北洋势力，网络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也重用和提拔冯国璋、段祺瑞这些爱将，从而依靠他们的能力不失时机地整军经武，壮大自己的实力。
袁世凯深知，作为一个汉族官员，要想在那样一个乱世政坛上混出个名堂，就必须拥有实力强大的军队，而且自己手中这样的军队越多越好。因此，一直以来，袁世凯都十分注重训练新军。而一旦想要练兵，就必须要有具有西方近代军事知识的优秀将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冯国璋才越来越受到袁世凯的赏识和重用。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但是，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最紧要的还是怎样维持住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者，这时候想到了实行所谓的“新政”，而新政的一项关键内容就是要训练新军。
1901年8月，清政府下令淘汰全国各省的臃肿兵员，选出一部分精兵编练成常备军，用新式方法加以训练。这样一来，一向善于整编旧军、编练新军的冯国璋就又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