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1月28日，15名游客从海口出发，参加由海南青旅组织的新、马、泰、港、澳15日贵宾旅游团。旅游过程中他们发现团友王万民身患传染病，且于12月10日返港当晚死于医院。游客们认为，在整个旅游过程中，他们一直与一个传染病人在一起，身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伤！言。另外，组团的海南青旅还存在其他过错，于是，以青旅为被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退回旅游费并且赔偿每名旅客10万元的精神损失。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终审法院判决旅行社补偿每位旅客2000元，但仍然驳回了原告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
2000年4月22日、4月28日及5月1日，某咨询公司市场主管高彬在进入一家酒吧时，酒吧工作人员因其“面容不太好，怕影响店中生意”而拒绝其人内。高彬于是以酒吧工作人员的行为侵害了其人格尊严，给其造成极大精神伤害为由向北京朝阳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失费5万元及经济损失284_7元，并公开赔礼道歉。一审法院判决被告向高彬书面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403.5元、精神损失费4000元。但是二审法院审理后撤销了一审中判赔的精神损失费。
[维权难点]
精神损害如何衡量？
[背景案例]
1998年7月11号上午，上海外国语大学二年级的学生钱缘，带着侄子来到位于四川北路的屈臣氏超市购物。在超市逛了一会儿以后，两个人准备离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超市门口的警报器突然响了起来，超市的一名女保安员立即上前拦住钱缘，并且让钱缘多次穿行于几处防盗门。但是警报器仍然鸣响，随后钱缘被保安人员带入该店的地下办公室内，女保安用手提电子探测器对钱缘全身进行检查，确定在钱缘的髋部带有磁信号。于是，在女保安员及另一女文员在场的情况下，保安人员要求钱缘解脱裤扣接受检查。在仍然未能检查出钱缘身上带有磁信号的商品的情况下，超市才允许钱缘离开商店。报警器为何呜叫至今仍然是个谜。但是，对于商家让自己解开衣服接受检查，钱缘感到不能接受。1998年7月20日，钱缘起诉到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以自己在屈臣氏公司四川北路店无端遭到搜身，被两次脱裤检查，使自己心理受到极大伤害为由，要求屈臣氏公司公开登报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费人民币50万元。
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上海屈臣氏公司四川北路店向钱缘赔礼道歉，赔偿钱缘精神损失费人民币25万元；被告上海屈臣氏日用品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不服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赔偿精神损害费人民币1万元。
[维权难点]
由25万到l万，缘由何在？
主持人：我们注意到这个案子一审是判赔25万元，到二审是改判成赔偿精神损害费赔偿人民币1万元。25万和1万，这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我们经常说精神上的事情是最不好用金钱来衡量的，所以在这里，似乎法官们也都遇到了这样的困惑。
[嘉宾介绍]
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消法》实施十周年之际，点评十大维权经典案例。
丁世和，中国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助理，消费指导部主任，从事消费维权工作20余年。
主持人：两位，想先问问你们的是，出现刚才这样的症结，它的问题出在哪？
杨立新：恐怕还是对精神损害赔偿金的理解问题。刚才陈法官已经说过了，精神损害赔偿有三个作用：一个作用就是抚慰受害人的精神损害；第二个作用就是制裁违法行为人的行为；第三个就是给社会提供一般的警示。我历来的主张就是，法官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时候，应当考虑这三个因素。刚才这个判决，一审判决赔偿25万，大家可能会觉得赔偿稍微多了一点；第二个终审判决判的1万，可能又觉得少了一点，多和少都是法官的权力。精神损害赔偿，不是一个财产上的赔偿，没有一个标准的尺度。比方说骂人一句话就赔偿1万，骂人两句话赔偿两万，没有这个（标准）。我觉得一审二审都没有很好地平衡。
主持人：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我也想问一下陈法官。在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刚才类似这样的困惑？
陈继平：在自由裁定的时候，每一个法官对法律的一些理解，或者对一些现实情况在法律中适用的时候，包括自由裁量的时候，有一些个人情况的影响。所以出现这样一种偏差。
这种偏差出现也是合理的，但是不应该存在落差这么大。
主持人：那么消协在受理这类问题的时候，在调解这类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困惑和不方便解决的问题？
丁世和：有这种情况。有的消费者要求非常高，有的实际身体遇到损害的时候，被侵权了，但是他不知道还有精神赔偿问题，还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赔偿精神损害，什么情况下可以请求精神损害。无论在学界，还是在最高法院的民事审判的指导思想和司法解释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则：精神损害赔偿一定是在侵权领域当中才能有。就是你只有提出侵权请求的时候，才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如果是在合同领域当中，就不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我们消费者在维权的时候要讲技巧、要懂法律。
[观众参与]
精神损害如何索赔？
主持人：我想先问一下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们认为遇到的哪些情况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
观众1：在消费的时候，有的买到伪劣商品，跟厂家或者企业、销售点进行沟通的时候发生了争执，而且受到了对方不礼貌的待遇，或者无礼的中伤，致使消费者受到了损失，甚至死亡或者引起了疾病的复发等等，这一类恶劣的性质，我认为应该受到精神损害的赔偿。
观众2：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去餐厅吃饭，吃了饭以后，当时还比较好，后来一回到家就连续三天拉肚子、吊水，身体受到很大的伤害。我觉得这样在精神上面可以要求精神赔偿。
主持人：如果要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话，这个数额你们会依据什么来确定？
观众1：我认为处罚数额应该从高从严，一个就是惩罚不法的商家、抚慰受害人，第二个就是起到警示后来人的作用。
观众2：精神损害是跟随人一辈子的，像刚才那个被毁容的小女孩，它是和身体伤害一样的，也是跟随她一辈子的。所以我说，像这种非常严重的损害，应该赔偿比较多一点。如果说精神的损害伴随的时间短一点，我感觉就应该赔偿得少一点。我是这样觉得的。
[相关链接]
面对不断出现的侵害消费者人身权益的现象，广东省于1999年率先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中明确规定，对消费者实施侮辱、诽谤、搜身、限制人身自由以及侵害消费者人格尊严的经营者，处以5万元以上的精神赔偿金；云南、浙江、安徽等省也规定了1万元到几千元不等的最低赔偿限额；而上海、重庆、四川等地则规定了精神赔偿的最高限额。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颁布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自然人在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等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时，可以依法请求赔偿精神损害；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赔偿精神损害；公民去世后，其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人格权利，受到非法侵害，使死者的近亲属遭受精神痛苦的，死者的近亲属也可以依法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等等。
[维权焦点]
法律护航，精神损害有据可依。
如何完善发展，还需加强意识。
主持人：正是由于我国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法制法规一步步地健全，消费者精神赔偿的请求才越来越多地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我们这里还有两个例子：一个是2002年12月北京一住户因家庭装修污染，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健康，获得12万元的赔偿，其中就包括2万元的精神赔偿；2004年4月，山西一位女律师，因为使用某品牌化妆品过敏，而导致了面部毁容，法院判赔18万多元，其中也包含精神赔偿5万元。其实类似的案子还有很多，这些情况都说明精神损害赔偿越来越多地得到了人们的认识，消费者也在逐渐理性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接下来我还是想问问我们场上的各位嘉宾，就是说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现在在法律上确实是有法可依了。但是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具体应该索赔多少，他们还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确定。
杨立新：你要是想提一个很高很高数额赔偿的时候，你要考虑考虑法官会不会支持，你要是提很高的诉讼请求的话，法官给你支持得很低，那你就要白花诉讼费。比如说我要求100万的赔偿，现在其实就赔偿了你1万块钱，那99万块钱的诉讼费，法官肯定让你自己承担。因为这部分是你自己败诉了，那你就不合算了。但是我觉得也不要提得太低。比方说广西一个电台的女记者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她的赔偿要求1分钱，那我就可以这样判断，一分钱的精神损害可以视为没有精神损害。我觉得，你要提出的数额大体差不多，既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
主持人：我们现在注意到，在消费领域当中，消费者受到精神损害要求赔偿的，差不多最后都是通过打官司才能得到这个赔偿。这是不是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的商家的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意识还有待于加强？
丁世和：中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设的时间不长。从1987年《民法通则》开始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到现在才10几年，还不到20年呢。就是说我们商家还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还没有这样一个法律概念。法律是有规定的，我们要不断地提出来，让商家形成这样一个习惯，有这样一个意识。你侮辱我，你就要赔偿精神损害；你造成我的伤害，除了赔偿我医疗费以外，你还得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这样就好了。对于经营者来讲，他的思想准备不足，消费者的思想准备也不足，所以就有一个滞后期。我觉得，应该要让他（经营者）认识到还有一个精神损害赔偿，你要是损害了消费者利益的话，你要做好赔偿工作的话，那么精神损害这一块你也要注意。就是说要从提升经营者经营理念的角度，让他们把这方面重视起来，要把他们经营的理念，转到真正是为消费者负责、市场经济是消费者主权经济这个理念上来。
《周末断案》两周年特别节目“消费维权十年"14.维权的力量
记者：刘晓蔚
点评嘉宾：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立新教授
中国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助理兼消费指导部主任丁世和主持人：任良韵
[十年热点]
公益性诉讼：为谁而战？
[背景]
一直以来，在一些涉及垄断行为、环境污染、行政违法行为的公益诉讼案件中，普通公民要想通过法律诉讼途径来为自己“找回公道”，往往较为困难。在这样的案件中，原告往往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他们在人力、财力、信息资源等方面，显然无法与那些企业集团或行政机关相比，要想取得诉讼的胜利，必然要面对现实的种种困境。但是，如果原告不愿起诉，那么，很难想象公共利益会被侵害到何时。更重要的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原告和被告关系有明确的界定，要求只有自己合法权益受到违法侵害，才能具备原告资格。这样，一些侵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却可能因为出现无特定受害人而逃脱法律的惩罚。
[维权亮点]
丘建东：“一元钱官司”催人猛醒。
[嘉宾介绍]
丘建东，福建龙岩市职业法律服务工作者（原龙岩市新罗区技监局副局长），被誉为“中国公益诉讼创始人”。
[背景案例]
1995年，国家邮电部出台了夜间电话费半价的规定。然而有些地方却没有执行，很多人都没有在意。在福建龙岩市，当时任该市新罗区技监局副局长的丘建东也遭遇到了这样的情况。1996年1月4日，元旦假日刚过，因公话亭未执行邮电部夜间节假日长话收费半价规定，多收丘建东0.60元。丘建东意识到事情的普遍性，将邮电局告上法庭，要求双倍赔偿案值1.20元，并要求摘下老的、未载入半价规定的资费表，还要求赔礼道歉。《经济日报》以“‘一块二’官司值不值得打”为题，连续五次头版报道，使这一官司的影响从地方推向全国，还因此被《经济日报》誉为“中国公益诉讼创始人”。后来他到北京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他再次打起官司。
主持人：我想先问问丘先生，为电话费这事，您总共打了几场官司？
丁世和：总共有三场。
主持人：三场官司结果怎么样？
丘建东：打第一场官司的时候，法院院长找我谈话，他说这个事情实在是太小，我们法院大案子办不过来，还是撤诉吧。结果我们真的就撤回来了。第二次起诉就是在我的家乡龙岩市，效果是不错，他们也有整改，到最后还是撤诉了，因为整个社会舆论压力非常大。
第三次起诉邮电局应该说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因为我们把这个事情放到了北京，在北京打这样的官司可以说没有任何阻力。
主持人：三诉邮电局，一赢两输。三场官司你获益多少？
丘建东：谈不上经济上有什么获益。因为我们到北京光飞机票来回就是几千块钱，索赔不过是一两块钱，所以价值上无法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