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唯才是举”与曹丕“九品中正”的异曲同工：
公司人才招募的Who、Where、How
大元公司人才招募机制考：
一相情愿的偏爱+无用人机制匹配=“花瓶”人才
强势“小弟”贴金：如何平衡关系、捆绑利益
公司组织人才辩证法：“清官”的可恨与“贪官”的可用
靠本事不靠忠诚吃饭？ 如何用好跳槽临界点低的职业经理人
“公司大账”VS“老板小账” 孙权弃用周谷之误：
不同的人才牌该如何打？
效率极其低下的唐“府兵制”何以存在？
公司组织人事“管理”与“效率”间的平衡
曹操『唯才是举』与曹丕『九品中正』的异曲同工 文陶短房
公司人才招募的Who、Where、How
导读：
曹操和他儿子曹丕的人才招聘策略—“唯才是举”和“九品中正”—看似迥然不同，实则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根据市场竞争环境、企业地位等因素不同而采取的不同政策，事实上也均成功找到了“最好用的特定人才群体”。
一说到人才招聘，有些企业和老板就一拍脑袋、很有热情：我们要招人、我们要大举招人、我们要不惜血本招人。但是，面对企业发展阶段、市场地位、外部环境和人才供需情况的不同，需要制定不同的人才招聘策略和结构。
企业人力资源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求才是第一步，育才是手段，用才是目的，留才是基础。企业不同阶段需要的人完全不同，游击战和阵地战的打法大相径庭。所以，企业先要研究自己的情况、市场的情况，要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人、能用什么样的人，不能冲动、赌气、好面子，更不能拍脑袋。此外，还必须深刻分析企业自身内部管理水平以及文化的可控性，使招聘结构与之相匹配；还须根据自己的招聘预算和时间紧迫程度决定采用怎样的招聘渠道和招聘策略。
总之，对人才的识别和招募是企业决策者的第一要务，但打出“招聘广告”之前，一定要费些思量想明白三件事：哪类人才对你最合适，你上哪里去找他们，找到后怎么说服他们。
曹氏父子的两条人才招聘思路
尽管明代大才子徐文长在《四声猿》里借祢衡之口，给曹操的“唯才是举令”下了句“你狠求贤为自家”的冷冰冰评语，但无论对曹操这人怎么个看法或评价，这个“唯才是举”大家还都是基本认可的，尤其是跟他儿子曹丕那个最后弄成“下品无势族、上品无寒门”的“九品中正制”一比，“唯才是举令”中“不拘门户、不计小节”的人才招聘观，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
然而平心而论，曹氏父子的人才招聘思路看似迥然不同，其实都是因时而定的稳妥政策，本身并无甚高下之分。
曹操先后下过三次“唯才是举令”。其中第一次是公元210年，也就是兵败赤壁、被迫退回北方后的第二年，此时北方尚未完全平定，而南方刘备、孙权刚结成儿女亲家，势头正盛，天下将他看做“汉贼”，想“扶天子以讨逆贼”者仍然不少，为躲避战祸到处漂泊，或为选择“明主”闭门冷眼旁观的人才比比皆是；第二次是公元214年，这一年曹操刚经历马超之战的惊险，又遭遇汉献帝皇后家族的暗算，而孙权在江东气候已成，刘备又刚刚拿下益州，连普通军士都“逃亡不息”，心高气傲、心思敏感的人才们，就更不免“一慢二看”；第三次是公元217年，此前一年，曹操称魏王、加九锡，摆出一副“总理变总统”的架势，让四百年来习惯于“咱老板姓刘”的人们感到很不适应，尽管他那点心思离公开原本也只隔一层窗户纸，但这层纸捅破与否，差别却着实不小，就连跟随他多年的老部下崔琰、毛玠都“怨谤忧疑”，别人就更不用说了。
说白了，这三次求贤令，正是曹操最需要人才，而人才最不待见曹操的紧要关头，即便亲曹魏的史书也坦言，曹操家族因祖上和宦官的不清不楚关系，以及他本人小时候的桀骜不驯，声望原本就不算太好，那句不算特别中听的评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还是他拿刀绑票，对方迫于无奈随口说出来的。如果他总是演出洛阳救驾、让还三县之类的正剧，且一直像灭吕布、破二袁、吞刘表那般在军事上顺风顺水，人才们当然多半会识时务者为俊杰，或一请就来，或不请自来地上门求一份稳稳当当的好工作。如今仗打得不咋地，还跟皇帝闹翻了，在不少人眼里，这时的曹操，就是个想篡位，还未必能篡成功的“大号对冲基金”，在“基本面”不明、其他“投资品种”也具备一定“卖相”的情况下，曹操不但不能对“投资者”的资质太过挑剔，甚至还要刻意放低姿态，拿出些真金白银的“利好政策”，来吸引最有可能加盟的求职者。
说到人才，无非是有身份有能耐、有身份没能耐、没身份有能耐、没身份没能耐这么四大类。在“投资前景”晦涩不明、希望和风险并存的阶段，最可能冒险一搏的，便是没身份有能耐的群体：因为有能耐，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得到锦绣前程，也自信可以凭借一己之才实现理想，所需要的不过是一个能让自己充分发挥的平台；因为没身份，他们不会对这个平台的“豪华度”太过挑剔，愿意跻身“成长型实体”，与之一起成就大业，自己也可因此成为创业元勋。与之相反，有身份也有能耐的群体往往坛坛罐罐太多，难以摆脱旧窠臼，且在旧体制下同样机会多多，手握“蓝筹股”定期分红的他们，也不甚稀罕可能大赚，也可能赔得血本无归的“风险投资”，时机不成熟，即便着意结纳，百般讨好，也未必有多大成效。至于没能耐的两类，创业阶段，养这些闲人作甚？
所以说，三次“唯才是举令”，其实就是写给“特定人才群体”—没身份有能耐类看的，因为这类人才是曹操有可能成批争取到的、最好用的人才。
而“九品中正制”的出台年份是公元220年，此时曹操刚死，曹丕正忙着逼汉献帝退位，离自己当家做皇帝不过几个月光景，这时的北方大势已经明朗化，天下即将姓曹，而不再姓刘，那些原本不敢乱压宝的世家大族，已有了“跳槽”的勇气和需要，而另一方面，即将成为新“老板”的曹丕，也同样需要这些有家族、有身份的人给自己“站台子”—有身份有能耐的固可助自己一臂之力，即便只有身份，没有能耐，他们的家族光环也能为自己这个硬抢来的宝座增添许多合法性。和没身份有能耐的“野人才”相比，这些“家养型人才”虽然冲劲差些，阅历和应变能力也有所欠缺，但顾恋家族、利益，容易控制，用起来放心（曹魏每次出兵，都要把出征将帅家属弄来京城作人质，世家大族自然比来路不明的光棍容易弄得多）。
由此可见，曹丕的“九品中正制”同样是写给“特定人才群体”的，目的也同样是取悦那些“最好用的人才”。之所以区区几年后，父子俩的用人标尺会截然不同，只不过因为事易时移，两人的身份不同，大环境不同，“最好用的特定人才群体”也不同罢了。
找对人、找对地方、找对方法
立业之本，人才为急，这是任何一个公司决策者都心知肚明的，不管自己是家大业大，还是本小利薄，是“知名企业”还是“草台班子”，招贤纳士是必做的一件事。问题是，你上哪里去找人才？要找到人才，首先得弄明白对自己合适的人才是什么，又在哪儿。
其实，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都是不同“尺寸”的人才，但选拔者却只能从中挑选最适合自己的那一类，明白“这一类”究竟是什么，才可以在寻找人才的过程中少走弯路。比如许多历史学家都对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顽固坚持用人的“家族论”、“血统论”啧有烦言，认为这是一种倒退，但实际上，当时刚从北方入主中原的北魏，既要依靠、安抚能征惯战，却因南迁而普遍存在不满情绪的鲜卑贵族，又要拉拢和南朝沾亲带故的中原世家，而这两类家族子弟虽不乏纨绔废材，却从整体上一武一文，构成北魏政权的两大支柱，“家族论”、“血统论”既可让这些人安心，又能“多快好省”地成批找到最适合自己和时代需要的人才。
与之相反，前秦王苻坚不拘一格，不分种族地“唯才是举”，固然找到过王猛这样的国之栋梁，但大量充斥朝廷公司的，却是能力过人却心怀叵测的慕容垂、姚苌、权翼等鲜卑族、羌族人物，在天下尚未统一、各方人物心怀去就的大环境下，这种用人方法在客观上变成了疏远最可靠的群体—同族的氐人，同时为随时可能叛乱的投机者开辟了“人才培训基地”。等淝水一败，周围那些“多民族贤才”纷纷举起叛旗之时，苻坚恐怕连肠子都悔青了。
没有最好的人才政策，只有最合适的人才政策，同样是“九品官人”，拓跋宏用得得心应手，梁武帝萧衍却搞得乌烟瘴气；同样是“唯才是举”，曹操奠定霸业而苻坚死无葬身之地，关键便在这“是否合适”四个字上。
找对地方，寻对人，方法不对也是白搭。
太平天国打到了当时人才最集中的江南，急吼吼地整天开科举、贴招贤榜，结果弄来的多是些医卜星相、杂流人物—江南人才最重视的是学问和面子，太平天国却鄙薄四书五经，逼着秀才、举人们写“天父上主皇上帝”、“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动辄毁文庙、烧书籍，打读书人的屁股，他们能服服帖帖为你出力吗？偶尔会有一些大胆的人才，为了实现远大抱负主动投奔，比如后来成为中国幼童海外留学开创者的容闳，就曾上书太平天国呼吁改革，结果太平天国总理朝政的洪仁玕把改革建议束之高阁，却送给容闳一枚官印—人家想要的你不给，人家不屑一顾的你却大方赠送，这是留人呢，还是逐客呢？
不过说到底，想找人才、用人才，你先得让人才们看到值得“应聘”的本钱，或实实在在的家业根基，或一望而知的恢弘前景，毕竟人家出来工作，总是要图点什么，要么为名，要么为利，要么为自己，要么为子孙，您总得给人个投奔您的理由。司马光曾经说，倘若苻坚不是那么性急去攻打东晋，而是稳稳当当地先经营北方，做足准备后再南征，他的“唯才是举”、不拘种族的用人方法就不再是大缺点，而会慢慢变成大优势，那些后来趁火打劫、自立门户的“异端贼子”，像慕容垂、姚苌等，也就会慢慢从一心“复国”的“奸雄”，蜕变成踏实为新“老板”大业效劳的开国元勋。
对任何一个公司决策者而言，找人才都是最急迫、最要紧的事，但再怎么急都先别忙着到处发“高薪诚聘”的小广告，而要先认认真真地想清楚三件事：哪类人才对你最合适，你上哪里去找他们，找到后怎么说服他们。
大元公司的用人机制
元朝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朝代，尽管读书人很早就凑合到皇帝身边，却始终没个正经地位。尽管也出了刘秉忠、耶律楚材、叶李、赵孟頫、留梦炎这等读书人出身的大官，和好几位对文化知识颇高看一眼的皇帝，但科举考试却总也不成个气候：1206年建国，1260年建立年号，1271年就定下“大元”国号的元朝，却直到1313年才好歹定下个科举规范，此后时而废除，时而恢复，始终不成个体系。最后一次废除科举是1335年，恢复是1340年，这时已是元朝在中原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在位时期，离最终要了大元公司性命的红巾起义，也不过只剩十一年光景了。
要说主张科举的那些大臣，不但都是有学问、有能力的人，而且大多深得皇帝信任，像刘秉忠以还俗和尚的身份做到三公之一的太保，耶律楚材从一名朝不保夕的俘虏，变成元世祖忽必烈身边第一智囊，元朝的典章制度，许多都出自他的手笔；叶李以元朝“四等公民”中地位最低的“南人”身份，被忽必烈选拔出来参赞机密；赵孟頫本人是刚灭亡不久的南宋皇族、宋太祖赵匡胤的玄孙，却受到忽必烈的破格重用和无间信赖……不仅如此，主张恢复科举的还包括一些非读书人出身的重要人物，如曾是大军阀，后来做到中书省丞相的史天泽，以及元仁宗、元顺帝等皇帝。何以在这些人的力推下，科举取士的定制要么保不住，要么熬不长，一副十足的小媳妇生存状态？
道理很简单，在大元公司这个庞大的组织机器里，科举取士并不是一个维持机器运转所不可或缺的重要零件，而只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花瓶”。
综观一百多年的元朝历史，任人唯亲、任人“唯蒙古”是前后连贯的国策，从中央到地方，从最高行政机关中书省，到最低行政等级—县，各级军政要职的正职不是蒙古人就是色目人，皇亲国戚和贵族后裔比比皆是，甚至第一副手也轮不到文化程度最高，但政治地位最低的“南人”。偶尔出现破例，则多半是出于皇帝个人信任、了解或特殊政治需要的例外。选拔官吏的途径，则主要是世袭、门荫、军功、保举等等，这些渠道选拔、推举出的政治新人，大多只能是皇亲国戚、勋贵子弟和官员私人。在他们看来，这套世代沿袭的人才选拔体系实在是好得不得了，不但让“自己人”永远能做官、做大官，也让大元公司安安稳稳地过了这么些年、这么些代，着实没啥改变的必要。
一相情愿的人才“偏爱”
尽管元朝历史上差不多一半左右的皇帝，都对读书和读书人有或多或少的偏爱，但这种偏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花瓶式”的：他们没办法证明，自己和自己的帝国公司可以摆脱那套旧的用人机制，仅仅依靠科举取士，以及选拔出的那些读书人就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