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夷简罢相后，反对派新首领夏竦与范仲淹等公司变革操盘手形成了新的“党争”。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范仲淹向董事长仁宗自证“君子党”存在，欧阳修紧接着又抛出《朋党论》一文，为所谓的“君子党”辩护，给夏竦等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反击借口，导致公司组织变革出现异动。国子监直讲石介的《庆历圣德诗》一出更是彻底激化了局势。为施报复，夏竦炮制富弼“政变案”，诬告改革派谋逆，而范仲淹为证清白赌气坚请出京巡边等诸多举动，毫无回旋余地，都挑战和突破了组织平衡手仁宗的心理底线，断然中止了这场公司组织变革，最终导致庆历新政昙花一现，半途而废。
作为组织变革操盘手和主导者，范仲淹虽然自证“君子党”的存在，却不讲究行事布局的方式方法，更无谋略可言，与一般意义上的“朋党”之争相去甚远。提“朋党论”却败于朋党，庆历新政与其说败于一篇雄文导致的报复行动，倒不如说是败于“君子党人”的精神洁癖。
自认“君子党”：改革派的天真与宋仁宗的疑心
欧阳修在新政开始不久就和两制官（翰林学士与知制诰）关系搞得非常紧张，指责两制推荐的御史台官“多非其才”，从而把以王拱辰为首的御史台官都推到了公司变革的对立面，使得当时的宰相贾昌朝、夏竦以及王拱辰等人组成统一战线联盟，指使谏官钱明逸上书仁宗，称“范仲淹等人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很有党同伐异、扰乱朝廷的意思。钱明逸直指范党推荐的人多为朋党，非其族类者则排斥之。
钱明逸如是上书，对组织变革派当然是失分。追根溯源，问题还是出在欧阳修这里，因为他把本来可以合作的御史台与公司变革领导小组的关系搞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张皮。当然，回旋的余地也不是没有，如果作为变革派旗手的范仲淹能出来说两句留有余地的话，事情也就不会向激变的方向发展。但范仲淹的做法却恰恰相反。
董事长仁宗原本并没有兴师问罪的意思，尽管钱明逸上书言辞激烈，他还是找范仲淹了解情况，希望事情势缓则圆。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仁宗问范仲淹：“过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不料范仲淹的回答却是：“我在边防的时候，见到能打仗、会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称一党，怯懦的人也自为一党。在朝廷上，正、邪两党也是一样。陛下只要用心体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结党做好事，那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
范仲淹如是看待问题，其实间接证明了“君子党”的存在，事情至此变得有些严重了。
紧接着，欧阳修声援范仲淹，回击钱明逸及其背后的夏竦等人，以奏疏形式向仁宗皇帝上《朋党论》，则直接把这个问题推到了刀尖浪口。
欧阳修在《朋党论》中称，“朋党”之论，古往今来，是历代都有的，只有靠圣明的君主来分辨君子与小人。欧阳修上此一奏疏之时，景祐年间被打倒的范仲淹团队已经纷纷复出，成为欧阳修和范仲淹“君子党”说的现实注脚而醒目地存在。尹洙当年因上疏自言与范仲淹义兼师友而获罪，范仲淹复出后他官升至右司谏，毫无疑问是“君子党”成员之一；余靖则从监筠州酒税任上先调任集贤院校理，后擢升为谏院右正言，专司向皇帝进谏奏事。庆历四年六月，余靖为京师开宝寺中的灵宝塔被雷电击毁一事上殿建言，要仁宗皇帝“勤俭修德，感动人心”，惹得后者极不耐烦。虽然仁宗在宝元元年对“朋党”之说已不那么敏感，但欧阳修和范仲淹等刚一杀回来就哪壶不开提哪壶，仁宗免不了还是要心存疑忌的。
与此同时，欧阳修和范仲淹在实践上也自设藩篱，把大多数可以团结和利用的中间人士划为圈子之外，从而授人以柄。欧阳修对仁宗说“（范仲淹、富弼二人）初用时，天下已皆相贺”，“是陛下得失，在此一举，生民休戚，系此一时”。—只言君子党党魁的重要性而不言其他，颇招董事长仁宗疑心。而在当时，与范、富同在内阁的宰相章得象、晏殊，枢密使杜衍其实都不是反对派，而是资质颇深、对国事也不愿漠然处之的老同志老干部。章得象六十五岁，已连续担任五年宰相，作风儒雅。与章得象同龄的枢密使杜衍则较为欣赏范仲淹、富弼的为人，虽然不是激进人士，但也不会反对组织变革。晏殊虽然多循例办事，但政务经验丰富。这样一批本来可以好好加以利用的中间人士，到了范仲淹和欧阳修这里却被弃而不用。欧阳修对仁宗说，老同志、老干部都有“侥幸、因循、姑息”之嫌，不要去理睬他们。公司组织变革的主要工作由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尹洙、余靖以及蔡襄等六七个“君子党”成员来完成，君子党自设藩篱竟至如此地步，也是可悲可叹了。
君子党既然自设藩篱，其他人等也自然会落井下石。仁宗身边的太监蓝元震趁机进谗言称，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四人，当年被蔡襄称之为“四贤”，是以“朋党”之罪逐出朝廷的，现在还复京师，就举荐蔡襄，是拿国家的爵禄当做私人恩惠，以便结为朋党。一个人结党可牵连十几个人，这五六个人的门人党羽就有五六十人之多，五六十人都互相提携的话，过不了两三年，党人就布满朝廷上下了。
蓝元震的说法可谓典型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杀伤力极大。在“蓝说”面前，欧阳修的《朋党论》可谓苍白得很。但更可怕的一点还在于，太监蓝元震之所以如是说，其实是受了夏竦的指使。吕夷简罢相后，夏竦和范仲淹人等形成了新的党争。蓝元震进谗只是夏竦的一个手段罢了，而另一个致命的撒手锏此刻正在出炉中，它的出现最终导致了范仲淹和富弼去相，并使庆历新政走向失败。
一篇雄文导致的局势激变和报复行动
还是在庆历三年（1043年）时，国子监直讲石介写了一篇名曰《庆历圣德诗》的政论文。文章评价范仲淹和富弼是“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夔、契皆为古代著名贤辅）。天实赍予，予其敢忽”。评价韩琦是“琦有奇骨”、“可属大事”。评价知谏院欧阳修和谏官余靖“惟修与靖，立朝
。言论磥砢，忠诚特达”。石介称以上人等主持公司变革为“众贤之进，如茅斯拔”，而称保守派夏竦的去职为“大奸之去，如距斯脱”，爱憎可谓分明。
石介系理学狂士，在当时名声很大，与胡瑗、孙复合称为“宋初三先生”。他“指切当时，是是非非，毫无顾忌”。石介是范仲淹的铁杆追随者，七年前曾和范仲淹、欧阳修一起被赶出朝廷。庆历新政开始后，他因杜衍推荐被召为国子监直讲，重回中央，其一言一行被视作改革派的新动向。
但这样一篇雄文的出炉却令其同事、同为国子监直讲的孙复忧心忡忡。孙复认为石介“祸始于此矣”！而当时范仲淹和韩琦正在由陕西经略使任上赴京途中，得知此事后大惊失色，拍腿叫苦。《庆历圣德诗》一出，改革派顿时给人过于锋芒毕露的感觉。
最要命的是石介假借仁宗之口，对庆历三年内阁的人事变动任意臧否，从而惹恼了高官夏竦。《庆历圣德诗》在天下广为传播，公开称夏竦为“大奸”，便犹如组织变局过程中一股突然爆发的外力，让事情急转直下了—变革伊始就如此直截了当地点名批评保守派重要成员夏竦，毫无疑问有激化事态的后果和危险性。
夏竦的报复却并不心急。他先是耐心等待，唆使家中女奴模仿石介字体，以为阴用。到了差不多一年后的庆历四年六月，当他获悉石介给富弼写信，希望富弼等人“行伊、周（伊是伊尹，周是周公，均为古代辅佐天子至治的圣贤）之事”时，就授意女奴模仿石介的笔迹将“行伊、周之事”改成“行伊、霍（霍乃霍光，东汉以废立皇帝著称史册的权臣）之事”，并且伪造了一份石介代富弼拟定的废立诏草。
面对这一非常事件，对范仲淹和富弼来说最迫切的工作是要进行危机公关。但是，作为公司组织变革领导人，范仲淹的应对举措却充满了书生意气。他既恐惧又委屈，声称不愿再在京师，自请出抚边疆，以防备契丹、党项的突然进攻—在谣言传进宫廷、董事长仁宗未予全部采信的情况下，范仲淹就坚请出京巡边，赌气地让仁宗无条件地相信自己是君子党，从而令新政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其时庆历新政才刚刚开始数月，一切还未见成效。范仲淹若此时撒手而去，公司组织变革势必流产。但是君子党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要自证清白。为了表示自己绝无废掉当今圣上这一大逆不道的想法，范仲淹铁了心要离京。甚至枢密院的老同志杜衍向仁宗保奏契丹发兵是征讨其部族而去，仅仅是路过河东境外，不会进犯河北—有意调停变革派和反对派之争，范仲淹却仍当着仁宗面与杜衍等人大吵起来。
其实在范仲淹离开京师，出为河东、陕西二路宣抚使之前，历史还给过这个组织变革领导人最后一次扭转危机的机会。那就是在君子党成员内部，富弼和韩琦为了保住范仲淹庆历新政总负责人的位置，一个愿负“罔上误国之罪”以确保河东无事，范仲淹不必亲往；另一个愿意代范仲淹去河东，“不须朝廷一人一骑”。可范仲淹却是铁了心非自己去不可。庆历四年六月，宋仁宗顺水推舟地任命范仲淹为河东、陕西二路宣抚使。八月初，任富弼为河北宣抚使。尽管此二人还保留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的官职，但已不再参与朝政。庆历新政可谓半途而废。
《东轩笔录》卷十三记载范仲淹对石介的评价，称“石介刚正，天下所闻，然性亦好奇异，若使之谏官，必以难行之事，责人君以必行”。这个记载似乎说明范仲淹对石介的过激性格很不欣赏，反对他充任谏官。但反观范仲淹自己的所作所为，却是第二个石介无疑了。作为组织变革的领导人，范仲淹虽然自证“君子党”的存在，却不讲究行事布局的方式方法，更无谋略可言，与一般意义上的“朋党”之争相去甚远。提“朋党论”却败于朋党，庆历新政与其说败于一篇雄文导致的报复行动，倒不如说是败于君子党人的精神洁癖。
组织平衡手董事长仁宗皇帝的变脸
庆历新政还未功成时，曾经热望变革的仁宗皇帝何以突然变脸，让范仲淹出任河东、陕西二路宣抚使，随后彻底中止组织变局呢？
追本溯源，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党争以及如何对待党争上。北宋公司创建伊始，董事长赵匡胤强势，再加上公司老人多为能征善战的北方人，不擅谋略，所以公司没有产生党争的土壤。至真宗时，公司党争成形，宰相王钦若、丁谓和寇准斗得不亦乐乎。延至仁宗时代，吕夷简和夏竦都是党争的个中好手。组织变革在此背景下进行，毫无疑问，董事长仁宗的态度和处置手段就变得相当重要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决定变革成败的一个风向标。那么，面对“朋党”之争，仁宗的态度和处置手段究竟如何呢？
从表面上看，仁宗的态度很鲜明，那就是要“戒朋党”。这也是北宋公司的立足之本。赵匡胤时代虽无党争，但他立下的企业文化制度却有这样一条：“凡是及第的举人，严禁称主考官为恩师、老师，也不许自称为门生。”这是赵匡胤下的一个诏书，反映了他对有可能发生的党争情形的警醒。强势董事长尚且如此居安思危，作为弱董的仁宗更当畏之如虎了。
但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朋党”风波后，仁宗很快又提拔范和他的团队主持庆历新政，甚至在范仲淹和欧阳修公开宣扬所谓“君子党”和“小人党”之争后，仁宗也没有严词拒绝，反而态度暧昧。在召范仲淹等人回京前，仁宗曾对时任宰相的张士逊说：“帝王之明在择人，辨邪正，则天下无不治矣。”这个观点与欧阳修《朋党论》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合。而在实践上，庆历新政的主力军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以及蔡襄等人正是景祐三年范仲淹“被朋党”案的主要成员。仁宗不避前嫌，说明朋党问题在他心目当中并不是不可触碰的高压线。相反，庆历三年三月，吕夷简罢相后，仁宗一方面任命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另一方面又试图让夏竦出任枢密使，职权在范、韩两人之上—他似乎有玉成“朋党”之争的意思在里头。仁宗的机心可用当年同时重用王钦若、丁谓以及同他们作对的寇准为相的真宗皇帝一语道破天机—“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就是要组织里的党争者相互博弈、相互制衡，如此才能够形成动态平衡。这或许就是弱势董事长的领导艺术。
而要命的是就在此时，滕宗谅事件的横空出世加剧了仁宗对君子党的怀疑。庆州（今甘肃庆阳）知州滕宗谅是范仲淹的挚友，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他被揭发在泾州（今甘肃泾州）任职期间擅自挪用公使库钱十六万贯，最后滕被贬至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庆历四年（1044年）二月，滕宗谅被再次弹劾，后贬至岳州。两次弹劾过程中，范仲淹都不避嫌疑在宋仁宗面前竭力为滕宗谅辩护，还为其在岳州撰写《岳阳楼记》一文，以鸣不平。范仲淹的所作所为不得不让仁宗对君子党自诩的公平、正义乃至于在组织变革中所起的作用产生了怀疑。虽然在历史上滕宗谅事件的性质还有待商榷，但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组织变革者操行的软肋却是无疑的，同时推动仁宗最后下定决心终止庆历新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