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人谱系中，人们习惯性地认为周作人和胡兰成是两个汉奸文人。不可否认，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确实投靠过汪伪政权。可是他们毕竟是一介文人，只是用笔写写文章糊口而已，他们之于家国民族，都没有干过伤天害理之事。这一点，也形成了共识。随着很多历史迷雾的逐渐散开，人们已经认识到二位在文艺思想领域的造诣何其之深。撇开政治标签品读他们的文字，就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美学享受。国内关于周作人之作品，基本上已经公开出版。有关胡兰成的作品，也在陆续问世。《中国的礼乐风景》（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年版）是胡兰成一生中重要的学术思想性著作。虽然是学术思想性作品，却诗意盎然、文采飞扬。
胡兰成的一生基本上是与文为伴，即便在战乱年代，他也没有停止思考与写作。当然，人们最初知道胡兰成这个名字，是因为张爱玲的原因。《今生今世》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风流倜傥、真性情的胡兰成。然而，在《中国的礼乐风景》中，他的个人情感已经隐藏在理性之后，对中西文化与美学思想进行梳理。他首先是一个作家，其次才是一个学者。本书没有专业学者那种无休无止的引论与考据，他将居庙堂之高的思想与智慧写得生动活泼，若无扎实的文字功底和对中西文化的透彻掌握，自然是无力写出那种不可言说的妙义的。
台湾作家朱天文在本书的开篇语《有风的礼制》中这样说道：他“写理论学问如写诗”。这概括了胡兰成的语言特色，他的文字有一种不可言说的好，这也许就是诗意吧。本书由宗教篇、礼制篇、音乐篇三大部分构成。在宗教篇中，他将西方的基督教、印度教与佛教、日本的神道、中国的礼乐进行比较分析。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古代还是当代，人们日常生活中总是需要某种精神作为生存的支撑，而宗教无疑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任何一种宗教的产生，都和所在地区的历史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尤其是印度，几千年以来产生了成百上千种宗教，佛教曾主导这个地区的信仰，但是很快被婆罗门教即印度教所代替。当今之印度，难以看到佛教的影子，而中国和东南亚地区，佛教的衣钵得以保存。
中国历史上，其实没有出现过像西方那样纯粹信仰宗教的时代，中国人之于宗教，没有罪感，也无忏悔之心，更多的是一种利益诉求。中国人到寺庙烧香作揖，是为了祈求平安发财；而真正的宗教信仰，没有功利目的，完全是出于灵魂的自觉。中国本土虽然产生了道教和儒教，但是道教的玄妙神秘在民间演化成驱妖避邪的手段；儒教并不能算真正的宗教，本质上是一种教人入世的生存法则。实用和工具理性，长期左右着中国人的思想。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为了江山大业的巩固，用一种类似宗教的思想教化民众，被空心化的儒家思想，长期以来是宗法社会治理中的灵丹妙药。
礼乐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制度，与宗教无关。本书中就礼乐对中国人的生活影响作了深入分析。这里有必要对“礼乐”进行简单的梳理。礼乐最初之意，是指礼节和音乐。古代帝王常以礼乐为手段，以求达到尊卑有序的统治目的。西周时期，周天子分封天下，为维护有秩序的统治，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制礼作乐，即周礼。周礼作为各级贵族的政治和生活准则，成为维护宗法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工具。礼乐作为制度，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这套制度之所以被后世所称道，因为它是以道德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由此确立了道德在治国理念中的主导地位，这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和进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大动荡时期，一般以“礼坏乐崩”来形容，比如孔子所在的春秋时期，神州大地战乱不止，孔子就呼吁恢复“周礼”，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仁”的思想，将中国礼乐制度的内涵引向深入。胡兰成在书中指出：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即将消亡之时，都是“礼尚存而乐已亡，新朝将起，都是礼未修乐已先兴”。
其实，长期以来普通的家庭、家族都是礼乐文化的秉承者，比如丧礼、婚礼、冠礼、祭礼等。中国民间现存的很多风俗习惯，和礼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前，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不断加快，传统的礼乐文化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险。“礼可改但是不可废”，胡兰成对礼乐持肯定的态度。在以前的乡土中国，很多目不识丁的民众，人前人后都是彬彬有礼，世间道理清清楚楚。他们的常识从哪里来？其实都来自家庭当中的礼乐文化。礼乐文化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让人成为文明的种群。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很多新派知识分子大力批判中国礼乐文化和制度，认为礼乐使得中国走向落后保守。现在回头来看，这种过于极端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当然，中国礼乐文化当中也有糟粕，这也是事实，但不能就此将延续千年的礼乐文化迅速砸毁，这无异于切断了中国古代思想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