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纽约州北部人，年轻时学习音乐时一心想做个音乐会上的男高音歌手。他有一副训练有素的金嗓子，糅合了无穷的力量和无尽的温柔；听他唱歌一直是我童年里最美好的记忆。
我想他参加过几次专业的音乐会，在诸如锡拉丘兹、宾厄姆顿和尤蒂卡之类的地方，但他没能成为一个职业歌唱家；最终却成了一个推销员。我猜他进入位于斯克内克塔迪的通用电气公司是个拖延战术，为了在他继续寻找音乐会的邀约期间能有几美元的进账，但没过多久通用公司就把他耗尽了。到他四十岁的时候，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他已经南下到了这座城市，工作也稳定了下来，而且在他的余生里再也没有换过工作——马自达灯具分公司（做电灯泡生意的）的地区销售经理助理。
还是有人会在社交聚会上邀请他唱歌——《少年丹尼》[2]似乎是人们点歌时最流行、最受欢迎的一首歌——他有时会接受，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他拒绝的次数越来越多。如果别人坚持，他就会后退一步，微微摇手表示拒绝，脸上同时出现微笑和皱眉的双重表情：这一切仿佛都在说——《少年丹尼》；纽约州北部的岁月；唱歌这件事本身——所有这些都已成往事。
他在通用电气大楼里的办公室只容得下一张写字台和一张装在镜框里的我和姐姐小时候的相片；就是在这间斗室里，他年复一年地赚钱，不管有多少，每月按母亲的要求寄给她。基本上从我记事起他们俩就已经离婚了。
他非常爱我的姐姐——我想那一定是他对我们毫不动摇慷慨相助的主要原因——但他和我之间的关系，在我长到十一岁左右以后，似乎总是让对方感到有些别扭。在他们离婚分家的进程中，我和父亲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我将被交由我母亲抚养。
这样的假设造成了痛苦——对我们俩来说都是的，我猜，尽管我不知道他的真实想法——然而这里面也有一种忐忑的公正。尽管我非常希望事实并非如此，但我确实更喜欢母亲。我知道她是个不负责任的傻瓜，说起话来喋喋不休，为了芝麻绿豆一点大的事情就会歇斯底里大发作，危机当头基本上总是束手无策，不过我还是怀疑，郁闷地怀疑，我自己的性格构造可能跟她差不了多少。她和我成为彼此的安慰，虽说这既没有什么好处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高兴的。
雕塑艺术和贵族精神总是让她一样着迷，于是在离婚后，她成了一个雕塑家，渴望会有有钱人来欣赏她的作品，并邀请她加入他们的生活。她的艺术和社交野心永远都在遭受打击，常常是以令人蒙辱的方式，但偶尔也会有撩人的时刻，那时一切都会显得是为了讨好她而来。
那样的时刻有次出现在一九四一年的五月或六月，那时我十五岁。在之前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她在自己的画室里开了一个每周一次的小雕塑班，所谓的画室就是我们在格林威治村公寓里的一间起居室。她有一个学生，是个格外美丽可爱的有钱姑娘，名字叫简。我想简一定浪漫地认为我母亲是个努力奋斗的艺术家，就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我也这么认为）；总之，她退出雕塑班后就结了婚，还立马邀请我们去参加她的婚礼。
那是一场真正的社交婚礼[3]，在简父母位于韦斯切斯特县的巨大草坪上举行，我们以前从没见过这种排场。新郎几乎和新娘一样光彩夺目，是个年轻的海军军官，穿着一尘不染的白制服，竖着高高的领子，配有黑黄相间的硬肩章。婚礼上有一支管弦乐队演奏，在用白帆布围起来的特意搭建的一块场地上有一个舞池。简和海军军官刚用一把亮得刺眼的刀切开蛋糕，就有成百上千个漂亮姑娘和她们的舞伴翩翩起舞了。
我穿了件有肩衬的廉价冬装，由于我长得太快已经不合身了，它是我父亲在时代广场上的邦德商店里给我买的。如果说我觉得不自在，那我更讨厌去想我姐姐此时此地一定会有的感受：她只比简小一岁左右；这些光鲜的姑娘小伙她一个也不认识；她的衣服肯定也和我一样从头到脚都不对劲；然而她还是和我一起跟在母亲后面，微笑着，一边啃着水田芹的小三明治，一边在这绵延数英亩的草坪上从一堆闲聊的宾客走向另一堆。
“这孩子在上学吗？”一个女人用尖利的声音问道。
“嗯，事实上，”我母亲说，“我一直在考虑为他找一所学校，不过有那么多的学校，我真的搞不清楚……”
“多塞特中学，”那女人说，此时我看了她一眼：高大、冷漠，下巴底下一大堆赘肉。“那是东部地区唯一理解男孩子的学校。我儿子喜欢那里。”她把一块卷起来的水田芹三明治塞进嘴里，用力地嚼起来。接着，她边嚼边说：“康涅狄格州多塞特市，多塞特中学。别忘了。把它记下来。你绝不会后悔的。”
一天，多塞特中学的校长W.奥尔科特·克内德勒，在收到我母亲的问询信后来我家访问。那天我刚好不在家，不过事后听到了那次拜访的详细情形。校长亲自登门！是不是很了不起呢？他刚好来纽约；他随身带着妈妈的信；他就顺便过来跟她介绍一下多塞特中学。她气喘吁吁地道歉——她的画室乱得不像样子；她没想到会有人来拜访——等她听到学费时，她只得告诉他她有多遗憾：一千四百美元根本没有讨论的余地。而神奇的是，W.奥尔科特·克内德勒居然没有走。有时候，他解释说，也可以考虑打点折扣的——也许甚至能降到半价。七百美元的话她能负担得起吗？能至少考虑一下吗？他是否有幸可以邀请她和她儿子，在今年夏末赏光去参观一下多塞特的校园呢？
“他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好——就是那种最好的人，”她对我说。“单单用好这个词不足以来形容他。听上去是所很有意思的学校。一所很小的学校，总共才一百二十五个男孩，你知道吗，那意味着每个孩子都会得到充分的关注什么的。还有，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她的眼睛闪闪放光。
“什么？”
“他说‘多塞特崇尚个性’。听上去是不是很适合你呢？”
那年七月我们去参观了校园，那简直是一次心照不宣的激动之旅。就像我妈妈肯定已经说过二十遍的话，那是个美丽的地方。多塞特中学远离北康涅狄格的任何一座城镇。它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一个叫阿比盖尔·丘奇·胡珀的古怪的百万富婆出资建造的。人们常引用她说过的一句话，她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为绅士阶层的孩子们”造一所学校，为此她毫不吝惜钱财。所有的大楼都是用一种深红色的厚砖石建造的，我们被告知这叫“科茨沃尔德”建筑，石板瓦的三角形屋顶，使用的木材故意选用了那些处在幼苗期的，那样长大后就能呈现歪歪扭扭、自然松垂的有趣造型。四幢长条的教室兼寝室的建筑构成了一个可爱的四方院，三层楼高，中间围着好多株参天大树。在远处，沿着弯曲的石板路，还有大大小小各色各样的漂亮建筑，都有一个斜坡顶和昂贵的铅框平开深窗，还有如茵的草坪。
在这个地方的美丽背后，有一种虚幻甚至可以说是华而不实的东西——也许是在华特·迪士尼的摄影棚里搭建起来的一所预科学校——聪明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我却花了好几年才看出来。还有一件事也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才了解到的，尽管我想从简婚礼上的那个女人的腔调里我已经猜到了：多塞特中学以接受那些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没有一所学校愿意接受的男生而著称。
我母亲抱着极大的希望回到纽约，给我在办公室工作的父亲打了一通热情洋溢的电话，为了得到钱。我想她为这事打了几通电话，不过最终还是和往常一样，她如愿以偿了。入学手续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完成了，我注册为该校的四年级学生（就是十年级），在九月份入学。
接下来的事情是买校服，为了满足此类需求，弗兰克林·西蒙男子服装店全权代理。多塞特的孩子们白天穿有品位的灰色格子呢西服——店员说别人一般都备两套，但我们坚持只要一套——还有一种选择是穿正式的多塞特运动服，紫红色的法兰绒，蓝滚边，胸口口袋上印有学校的标志，我们拒绝了这个建议。还有一套规定的晚间制服：双排纽的黑夹克，条纹的裤子，脱卸式硬领的白衬衫（普通领或燕子领），一个黑领结。
“现在，”我们走出商店后母亲说，“你就是个多塞特男生了。”
还不完全是。校长的完美辞令中最吸引我的部分是多塞特的学生有“社区服务”活动——砍伐树木，做农场的活，像流动工一般坐在小货车的平板上到处转悠——因此我们的购物还没有结束，我带着妈妈去了一家海陆军商店，在那里选了合适的工装裤和工作衬衫，合适的高帮工作靴，仿海军的短外衣。即使其他方面我不行，有了这样一套行头我就能够在多塞特中学里和别人一较高下了。
不难猜到我父亲对这一切会作何种感想。他一定会认为昂贵的寄宿学校是个荒谬的主意，那里的开销毫无疑问会使他陷入一场债务危机。但他在这件事上对我还是很友善的。他破天荒地带我去了他在曼哈顿的西区公寓，就我们两个，晚饭给我吃了一顿好吃的炖羊肉，我想那一定是他的女友在那天下午为我们炖在炉子上的（我见过她几回，但每回都很尴尬，不过那天晚上她也许是故意让我们独处的）。与我居住的那个乱七八糟的雕塑家工作坊相比，他的家干净整洁得几乎一尘不染；等我们收拾完盘碟后，我们坐下来谈了个把小时——我们之间的交谈向来吞吞吐吐、尴尬不堪，不过我记得那次谈得要比往常好一点。那天晚上他送了我两件礼物带回家去，他觉得这些礼物也许会对一个寄宿生有用——一只破旧的大衣箱，是那种被称为“波士顿箱包”的老式样，后来在我毕业那年它终于粉身碎骨了；还有一只装剃须用品的小皮包，看上去是新的，上面还印有他的姓名缩写，我在部队里的时候一直随身带着它，直到丢失在德国的某个地方。
我想所有人都会认为他在这件事上的做法很漂亮。我能想象出这样一幅画面，这也许发生在他工作的那间办公室外，他和另一个雇员穿着衬衫，各自的手上都捧着一叠办公文件，也许是在一整天都在打字机上嘀里哒啦的间隙停下来彼此友好地打个招呼。我想象另外那个人比我爸更高大健壮，很可能会用一只空着的手抓住我爸的肩膀。
“你家里人都好吗，迈克？”他会这么问。我父亲名叫文森特，不过办公室里的人都叫他“迈克”；我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
“哦，他们都好，谢谢。”
“你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就快结婚了吧？”
“哦，我不知道——希望别太快；不过，我想肯定不会太久的。”
“我打赌一定是的。她真是个甜心。小儿子怎么样呢？”
“嗯，他秋天就要进预科学校去做寄宿生了。”
“是吗？预科学校？天哪，迈克，这下你不是要穷得每天喝粥了吗？”
“是啊，确实——不便宜，不过我想我还能对付。”
“哪一所预科学校？”
“一个叫多塞特中学的地方，在康涅狄格州。”
“多塞特？”那人会说。“我好像从来没听说过。”
我想象我父亲想要转身离开，于是就用疲惫的神情结束了这场寒暄。那年夏天他并不老——他五十五岁——不过再过十八个月，他就去世了。“是啊，”他会这么说，“事实上我也从来没听说过，不过——你知道——据说那是一所好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