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魏晋南北朝的各种文化现象，单看起来自成气候，但在我们讨论的序列中，却只是通向大唐的台阶。我们在欣赏它们的同时，也在群山和沙漠中寻找着构建大唐的秘密。现在，唐朝就在眼前了。
在说唐朝之前，我要向你们介绍一部艺术作品。一九九〇年去世的瑞士作家迪伦马特(F.Durrenmatt)，写过一部作品叫《罗慕洛大帝》，表现了处于欧洲历史转折点上的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罗慕洛。这个人如此关键，但看上去却非常有趣，竟然迷上了养鸡。国破家亡之时，所有的钱财都被大臣们抢走了，连自己的女儿也要被抢走了，他还乐呵呵地在自己家里养鸡。任何兵临城下的报告，都没有使他惊慌。终于，入侵者破门而入，走到了他的眼前。他匆匆打了个招呼，还在用心照料着鸡。一个入侵者听到他在用大臣的名字叫鸡，就怀疑他是国王。一问，果然是。那个入侵者自我介绍，自己也是国王。然后，两个人就聊起来了。没想到入侵的国王也喜欢养鸡。罗慕洛说，我失败了，你把我逮捕吧。那人说不，我想问问你不问国家大事专心养鸡的原因。罗慕洛说，我知道罗马帝国已经无救，一定会灭亡，如果我竭力地挽救它，那肯定是开历史倒车。那个入侵的国王说，你以为我是胜利者吗？不，我发现在我们的部落里，找不到我的接班人。我的侄子会接我的班，但我早就看出他是个口是心非的野心家，我今后的下场会十分可悲。因此，我入侵，是来投靠你的，通过战争的方式来投靠你。
迪伦马特通过这样一个故事，发掘出人类历史上的胜败，背后可能有相反的原因。情节没有太多依据，历史上只记载罗慕洛喜欢养鸡，其他内容都是迪伦马特虚构的。但这个作品之所以值得提起，是因为它存在着我们的历史剧中很难看到的哲理。
我向你们介绍这个作品，是想引出那个年份：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是公元四七六年。从这一年开始，以残酷的宗教裁判为核心的中世纪开始了。到了六世纪，西方的黑暗已经越陷越深。历史学家说，如果没有那些修士，西方文明可能就此灭亡了。这里还应该感谢很多阿拉伯商人，因为在一片废墟中，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文稿就是藏在阿拉伯商人的马背行囊里。
与此同时，在中国却出现了一种完全相反的景象，开启了一个辉煌而自由的时代，那就是唐朝。从公元七世纪到九世纪，连带今后好几个世纪，中国出现了当时世界上顶级的文明。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亲近唐朝吧。在大家心目中，唐代的伟大表现在哪些方面？唐代很丰富，我们不妨多讲一些。
王牧笛：我觉得盛唐气象首先从唐都长安可见一斑。因为唐都长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它的规模比现在的西安要大六到七倍之多。最关键的是长安城布局严整，白居易形容说“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日本的京都就是完全仿照长安建设的，包括其中的朱雀大街。
费晟：我看重管理上面的一些细节。比方说它的街道两边都安置了下水道，下水道旁边种植了榆树、槐树做林荫道，旁边还有一米宽左右的人行道。它的商业区和居民区分开，实行一种封闭式的管理，就是每天晚上准时宵禁。所以西方在那么一个比较混乱的状况的时候，就安定而言，长安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安全的一个都市吧。
余秋雨：很高兴你们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关于城市的规模，我要赶紧补充几句，否则过一会儿可能就插不进这个话题了。当时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军事大国阿拉伯帝国，把千古名都巴格达当作了首都，但巴格达再宏伟，也只是当时长安的六分之一。罗马城已经衰落，但古代的格局还在，与长安一比，也只有七分之一。长安城的朱雀大街，宽一百五十五米，比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还要宽三十多米。当时，长安城有一百零八坊，每天太阳下山的时候，长安就要宵禁了，把一个个坊关起来，市民只能在坊里边活动，大家的生活井井有条。长安市民如果觉得晚上关闭坊门不太自由，那就可以移居到东边的洛阳和南边的扬州去。四川的成都，在唐代也已经很发达了。
王安安：唐朝的伟大还应该体现在艺术上，它呈现出一种集体的繁荣。我想这可能跟唐时民族关系密切、中外交流频繁分不开。所以我想唐朝的伟大，不仅是一种表面上的繁荣，更应该体现在那个时候人们心态的包容和开放。
裘小玉：我觉得当时要保证这种交流，需要疆土的统一和辽阔。从盛唐时的历史地图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唐朝北部和西部的边疆远远超过了曾经非常辉煌的汉朝。这就为整个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稳定保证，也是它“唐”而皇之的表现。
罗璞：我觉得民生问题是最重要的。我们在谈唐朝的时候，一个直观的感觉就是唐朝的经济繁荣，国力昌盛。杜甫有一首诗就说，盛唐时“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唐朝有一年因为犯刑事案件而被处以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个人。这说明那个时候人民的生活非常安定，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
余秋雨：这一切，都说明唐朝最有资格享有一个概念——顶级的历史生命力。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唐太宗的陵墓昭陵。这么一个可以说上千言万语的盛世开拓者，在坟墓上只用六匹他骑过的战马浮雕来默默地概括自己的全部生平，再也不讲别的什么话。这真是一个马背上的时代。
只有大家都认识这六匹马，这个设计才能成立。但是，如果大家都认识这六匹马，那该是多么令人神往的景象！
果然，大家都认识。
那就让我们也好奇地来认识一下它们：第一匹叫飒露紫，是征战王世充时的坐骑；第二匹叫拳毛，所谓就是一种黑嘴的黄马，是征战刘黑闼时的坐骑；第三匹叫青骓，所谓骓就是青白颜色相间的马，是征战窦建德时的坐骑；第四匹是什伐赤，是征战王世充和窦建德时的坐骑；第五匹是特勒骠，所谓骠就是白点子的黄马，是征战宋金刚时的坐骑；最后一匹叫白蹄乌，是征战薛仁杲时的坐骑。
这六匹战马的浮雕，在当时已成为“社会公共图像”。唐代的气韵，由此可见一斑。
这六匹战马的浮雕，现在有四匹收藏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另外两匹则流落到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馆。我由于太喜欢了，这几年正与几个朋友一起，试图说服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馆，找个什么合适的地方让六匹联展在一起。但他们知道自己“收藏”得不够道德，怕中国民众不愿还回去，不敢拿出来。
一个敢于用几匹战马概括历史的朝代，一定是轻松而幽默的。因此，唐代没有朝廷颁布的“主流意识形态”，更不提倡“国学”之类。这就像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不会把主题思想印在封面上。或者，像你们这样一批优秀的北大学子，也不会把某句共同的格言，一起写在额头上。
很多挂在外面的口号，往往是大家做不到，才发出的一种焦急呼吁。我们在历史上经常听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这个口号并不证明中国人历来不打中国人，恰恰相反，倒是证明了中国人老打中国人。同样，过于强调某个理念、某种学说，都只能说明大事已经不妙。唐代信心满满，既没有这种危机感，也不会产生种种文化药方。
在唐代，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信仰，也可以随时改变。大家尊重各种思想，却又不迷信它们，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和自由。
李白比较接近道家，也受过儒学的深刻影响，否则他不可能有那么多建功立业的理想。但是他一开口就是这样：“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这么一种态度，放到今天，可能在网络上就被人家骂死了，但在唐代却很正常。大家都觉得特别接近儒风的杜甫，也可以对自己早期学习的儒学产生一些怀疑。比如杜甫有这样的诗句：“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兵戈犹在眼，儒术岂谋生”……杜甫说了这么多调侃的话，并不是说他把儒学丢掉了。白居易对儒学曾经投入很深，到了晚年却更接近佛教。王维也是如此。
不仅诗人如此，甚至连皇帝也如此。唐太宗更接近于道家，但当他听说玄奘从印度取经回来的时候，就非常兴奋。玄奘当初其实是违反了边疆管制法令出去的，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偷渡。玄奘回来后，在半路上给唐太宗写了一封信，请求处治。但是唐太宗真诚地欢迎他，称他为“师”，两次邀请他还俗做官。遭到玄奘拒绝后，唐太宗还为他安排了很好的译经场所。
就这么一来二去，唐代使中国文化更丰富、更完整了。我们不少学者太喜欢把文化提纯，其实，提纯后的文化一定是衰弱的。唐代的中国文化，因不提纯而强大。
唐代的文化话题太多，我们不妨在制高点上多逗留一阵，因此下次还是延续对唐代的讨论。我受到王安安同学发言的启发，已经想好下一个课程的题目：盛唐是一种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