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文化里，一个丧失了部分天真但尚未被彻底同化的儿童，即那些健康的动物性需要尚未被完全剥夺的儿童，总是以他自己创造的每一种方式不断地要求赞许，要求安全、自主、爱等等。复杂的成年人对此的一般反应是：“喔，他不过是在卖弄、炫耀。”或者说：“他只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于是，成年人就把孩子狠狠地批评一顿，也就是说，这种动物性需要通常被理解为一道禁令，不要满足孩子的追求，不要评论，不要赞许，不要喝彩。
然而，如果我们能慢慢地将这些对承诺、爱以及赞许的恳求视为合理的要求，就像孩子对待饥、渴、寒冷或疼痛的需要满足一样，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需要的满足者而不是需要的扼杀者。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孩子和父母都得到了美妙的乐趣，在一起时更愉快，因而也就必然增进相互的爱和理解。
这种文化类型可以理解为无限度的、毫无区别的宽容，即通过培养使孩子获得适应外界文化环境的能力和习惯外表，将是必要的。在基本需要获得满足的情况下，这种人为制造的收获不应引起什么特别的麻烦。另外，吸毒的需要，习惯的需要，熟悉的需要，或其他任何非似本能的需要，是不能包容放纵的。最后，我们再次绕过有关挫折、灾难、不幸等等有益的效果问题。
缓解忧虑的方法
如果我们的任务是获取关于人的知识，那么，传统科学的概念和方法有哪些是适用的，哪些是不适用的？这些不适宜造成的后果是什么？有什么应该改善的？我们能提供什么值得考虑并能经受检验的反建议？一般科学能从人的科学中得到什么启发？
科学起源于认识和理解（或解释）的需要——认知需要。我曾列出各个方面的证据说明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些需要是类似本能的，因而能说明人性（不仅是人性）和种性特征。
在这里，我试图把出于焦虑的认知活动和那些没有畏惧或正在克服畏惧因而可以称为“健康的”认知活动区分开。换句话说，这些认知冲动似乎不是在畏惧条件下就是在勇气条件下发挥作用的。但在不同条件下，这些冲动会有不同的特征。
当好奇、探索、运筹出于畏惧或焦虑的唆使时，主要目的可以看作是为了减轻焦虑。从行为上看，似乎是对研究对象或探索领域的性质有兴趣。事实上，很可能是生物机体试图使自己安静下来和降低紧张、警惕和恐惧的一种努力。
此时此刻，未知的对象首先是一种引起焦虑的东西，而审察和探索行为则主要是为了解除“毒素”——使对象成为不可怕的东西。有些生物机体，一旦恢复了信心，可能接着进入对于对象本身的审察活动，而且完全出于一种对外界独立存在的现实的好奇。另一些生物机体，在对象一旦解毒成为熟悉的东西而不再可怕时，当然也有可能完全丧失对它的兴趣。那就是说，熟悉能导致不再注意和厌倦。
从现象学角度来考虑，这两种好奇是彼此不同的。在临床上和人格学上它们也是不同的。最后，在行为上它们的表现也不同，在几种似人动物中以及人类中也是如此，如许多精巧的实验所证明的。
就人的情况而言，这些论据迫使我们不得不提出另一个高于纯好奇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曾谈论过许多不同的需要——理解需要，意义需要，价值需要，对哲学或理论的需要，或对某种宗教或宇宙学的需要，或对某种解释系统或法则系统的需要。这些向高级概念的初步的接近，一般涉及的是对秩序、结构、组织、抽象或简化杂乱事实的需要。
经过对照比较可知，“好奇”一词在多数场合可以解释为对单一事实、单一对象，或充其量也只是对有限的一组对象或情境或过程的集中注意，而不是对整个世界或它的巨大部分的注意。
这种理解需要，像它的先行的、强有力的认识需要一样，也可以看作是这种需要自身的释出和对行为的组织活动，目的在于减轻焦虑或满足认识现实的非焦虑兴趣。
在这两种情况下，临床的和人格学的经验都表明，焦虑和畏惧一般都比认识现实性质的非人格兴趣更强有力。在这样的场合，“勇气”既可以看作是畏惧的消失，也可以看作是克服畏惧的能力和虽有畏惧仍能积极活动的能力。
任何认知活动，不论是制度化，还是个人化，前者如科学工作和哲学探讨，后者如在心理治疗中对真知灼见的追求，二者都能对照这一背景得到较好的理解。
有多少焦虑和多少无焦虑的兴趣包含在认知活动中？鉴于多数人类活动都是两者的混合，我们必须问一下，焦虑与勇气的比率如何？行为（包括科学家的行为）在最简化的图式中可以看作是这两股力量相互作用的合成物，也就是作为焦虑缓解设计（防御的）和以问题为中心的设计（争胜的）的一种混合。
对这一基本的辩证法，我曾在不同场合以几种不同的方式进行说明。这些说明对于不同的意图各有不同的作用。首先，我把我所谓的“争胜的机制”和弗洛伊德的“防御的机制”区分开。前者是指在没有焦虑或不顾焦虑的情况下，争取对生活问题的积极、勇敢和胜利的解决；后者是为了在继续寻求满足时减轻焦虑。
另一种有益的区分是在成长性动机和缺失性动机之间做出的。认知既可以更倾向前者也可以更倾向后者。在认知主要是由缺失激发时，它更倾向需要缓解、体内平衡和感受到的缺失的减轻。
当认知行为是由成长激发时，它不倾向需要缓解而更趋向自我实现、丰满人性、更趋向表现、更无我、更以真实为中心。这有点像是在说：“一旦我们个人的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就能真正为世界而对世界感兴趣。”
成长被看作是一系列日复一日的无尽抉择，每次抉择不是退向安全便是趋向成长。在这过程中，必须一次一次地选择成长，必须一次一次地克服畏惧。
换句话说，科学家可以看作是相对防御的，由缺失性动机和安全需要激发的，主要是被焦虑推动的，以能减轻焦虑的方式行事。也可以说，科学家可以看作是已经制服了他的焦虑，能积极地对付问题，争取解决问题的胜利，是由成长激发趋向人格完成和丰满人性，因而是自由转为外向，趋向一种本质上吸引人的真实性，全身心地关注它，而不是关心它对个人感情困难的关系，即他可以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
事实上，有许多方法对付这样的焦虑，其中有些是认知方面的。对这样的人，那些生疏的、模糊不清的、神秘的、隐匿的、意外的事物往往是有威胁的。有一种方法可以使这些事物变成熟悉的、可预见的、可以驾驭的、可以控制的，即不可怕的，无害的。也就是说，认识并理解这些事物。
因此，知识可能不仅有促进成长的作用，而且有减轻焦虑的功能，有保护、维持体内平衡的功能。
外在表现的行为可能是非常相似的，但动机可能极其不同。因而主体的后果也不同。一方面我们有慰藉的叹息，高度紧张的下降感，就像受惊扰的管家夜半持枪探查楼下神秘而可怕的响声那样。
这和一个青年学生第一次用显微镜观察一个细胞的精密结构，或忽然理解一首难解古诗或政治理论的韵律或意义时的启蒙、兴奋甚至狂喜完全不同。在后一类事例中，你会觉得自己变得更高大、更聪明、更强有力、更丰满、更胜任和更敏锐了。
这一动机的辩证法可以在最广大的人类画布上看到，在伟大的哲学中，在宗教结构中，在政治和法律系统中，在各种科学中，甚至在整个文化中也可以看到。极简略地说，这些画面都能同时以不同的比例代表理解需要和安全需要的结果。
安全需要有时能完全克服认知需要以达到焦虑缓解的目的。摆脱焦虑的人能更大胆、更勇敢，能为求知本身进行探索和推理。
我们当然有理由设想，后者更有可能接近真知，接近事物的真实性质。安全哲学或宗教或科学比成长哲学或宗教或科学更容易成为盲目的。
事实上，认知的病态这一动机在多数病态事例中的作用已毫无疑问地证明：寻求知识有助于焦虑缓解。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哥尔德斯坦从中取得那么多知识的脑伤士兵吧。他们在能力上的真正损伤和真正丧失，不仅使他们觉得自己缺少能力了，而且使外部世界看起来更不可抗拒了。在面对那些他们无法应付而只能期待失败的问题时，他们很多行为可以理解为一种保持自尊和避免焦虑的尝试。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们首先尽力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以求回避他们无力处理的问题，并使自己仅仅处理他们有能力对付的问题。
在这样狭小的世界中，大胆的尝试缩减了，企望和目标变得“适度”了，这些脑伤士兵更能顺心如意了。然后，他们谨慎地安排和构筑这些狭小的世界；他们使每一件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并各就其位；他们竭力使他们的狭小王国变得几何图形化，变得能够预测、控制和安全；最后，他们倾向于冻结它们，使它们成为静止的和不会改变的形式，并避免再变动和流动。就这样，他们使个人的世界变得更可预测、更可控制，并且不那么引起焦虑了。
对于那些能力有限而又不信赖自己的人，对于那些觉得外部世界远远超过自己能力而不能接受这种事态的人，这些行为是合理的、合乎逻辑的、可以理解的，它们是起作用的。依靠这些办法，这些士兵的焦虑和痛苦的确减轻了。对于偶而来参观的人，这些病人看起来与正常人毫无差别。
从实用的观点看，这些能给人以安全感的机理是健全的，而不是疯癫的、离奇的和神秘的。只要我们以新盲者作为切近的类比，这一点就能很容易地看清楚。这些盲者由于能力较前减少，也必然要把外部世界看得更危险、更不可抗拒，并立即精心构筑各种安全机制保护自己免受实际伤害。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会缩小自已的活动范围，甚至是闭门不出，除非他们能使外部世界“受到控制”。每一件家具都必须有固定的位置；每一件东西都必须保留在原来的地方；不能让任何无法预料或意外的事情发生，那是十分危险的。世界必须依然如故，变动意味着危险。从一个地方到另一地方的路线必须默记无误，一切必要的东西都必须停留在原处。
在强迫性神经症患者身上也能见到类似的情形。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似乎是有一种对人自身内部的冲动和情绪的畏惧，也许这个说法太过于简单化。他有一种无意识的担忧，怕这些冲动和情绪会失去控制，会发生可怕的事情——也许足以造成谋杀。
因此，他一方面严密控制自己，另一方面他又把这种内心的戏剧性情绪和冲动投射到外部世界并力求控制它。他在自身内抵制的东西——情绪、冲动、自发性、表现性，他在外部也拒绝，尽管是以一种矛盾心情拒绝。因为他拒绝他的内在呼声和信号，从而丧失对他的自发的愿望和类似本能的冲动的信赖，所以他只好仰仗外部信号告诉他如何行动以及何时行动，如仰仗日历、钟表、日程表、时刻表、资格、几何图形化、定律以及各式各样的规则。由于他爱变化、流动和意外袭击而使他不能自动自发，因此，他必须摊开未来，计划未来，使未来严格就范，使未来变得可以预测。最终，他的行为也会逐渐“组织”到可重复的程式中。
在这里我们也认识到有同样的安全机制。强迫症患者缩小他的世界，回避令人不愉快的人、问题、冲动和情绪。换句话说，他的生活圈子很狭窄，会逐渐变成一个拘束的人。为了便于控制自己的世界，他压缩外部世界；为了避免他的畏惧，他安排、规范，甚至冻结他的世界，使它变得可以预测并因而可以控制。他倾向于“靠数字”生活，靠规范手册生活，依赖外部暗示而不是内部暗示生活，依赖逻辑和事实而不是冲动、直觉和情绪生活。例如，一位强迫症患者有一次曾问道，他如何才能证实自己是在恋爱。
极端的歇斯底里神经症患者，常常用来和强迫症进行对比。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问题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他的大量压抑和否认都是回避令人痛苦的知识。很难想像这样的人能成为什么科学家，更不要说成为工程师或技术专家了。
在某些多疑的和妄想狂的人那里，我们还能了解到下面一些事实：这些人不由自主地需要知道一切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害怕不知情；他们必须了解闭锁的门的背后进行的一切；那边的奇怪声响必须得到解释；听不清的话语必须听清楚。
危险在于不知情，只要真相不明就存在着危险。这种求知的行为主要是防御性的，它是强迫性的、呆板的，它是引起焦虑并产生焦虑的。从表面上看，它仅仅是求知的，因为一旦现实被认为是无危险的就不再引起兴趣。那就是说，现实本身没有什么要紧。
焦虑世界的解毒剂
似乎当所有这些“美好的”科学词汇——预见、控制、严格、确定、确切、精确、简洁、秩序、合法则、数量化、证明、解释、有效、可靠、合理、结构等被推向极端时，都能变成一种病态。它们全都可以被迫为安全需要服务。
换句话说，它们可能变成避免焦虑和控制焦虑的手段；它们可能成为混乱而恐怖的世界的解毒剂，正如也可能成为热爱并理解可爱而美妙的世界的工具一样，为确定性或确切性或可预测性等等而工作；既可以是健康的，也可以是不健康的；既可以受防御动机驱策，也可以受成长动机鼓励；既可以导致焦虑的缓解，也可以得到发现和理解的欢乐。科学可以成为一种防御手段，也可以成为通向自我实现的道路的拓路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