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周庆捷同学一样，我也喜《红楼》。
我是在“文革”中初识《红楼》的。那时的文学只剩了毛泽东和鲁迅，郭沫若与茅盾皆不能提，连扑克、麻将等都被列入“四旧”，一概清扫殆尽。不过，文学的星星之火毕竟顽强地生存、跳跃着。很可能是我小学毕业的姐姐，不知从哪里借来一册《红楼梦》，应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本子，横排，繁体，是中册，第41回至80回。记得经常躲在床横沿，就着雕花木窗透进来的一丝光亮，读着这一册《红楼梦》。小时候喜欢读故事，但《红楼梦》最奇妙的，是翻到任何一页，都可以津津有味地读下去，浑不计故事首尾、人物去向，跟读《水浒》、《三国》完全不是一回事。《红楼梦》的每一页每一行就是有这种魔力。现在想来，仍然不可思议。这是任一部其他中国古典小说都不能达到的。至于1982年初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写的毕业论文就是《曹雪芹的幸福观》，有幸得到红学研究名家蔡义江先生指导，后蒙奖掖刊于《红楼梦学刊》1983年某期，那是我平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了。当时对《红学》喜爱有加，还曾报考过该专业的硕士生，只是没有考中，否则就要与《红楼》结缘一辈子。
《红楼》一书，真个是言人人殊。伟大领袖曾说第4回是“总纲”，全书说的无非两句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表达的也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意思。红学史上，关于《红楼》的说解也是千奇百怪，无所不有。据统计，20世纪前80年，从蔡元培、胡适始，到台湾的“幼狮十八家”，有红学著述可考的不下于300人。他们基本上可分三大派：猜谜附会派、传记考证派、文学批评派（唐德刚《红楼梦里的避讳问题》，唐德刚著，《史学与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2页）。我自己在年轻时也曾写过几篇文章，当时自以为是独得之秘，现在看来，连一得之见都算不上，而众多高人的种种定论也不免渐露破绽。最可靠的一句话，倒是可以这样说，《红楼梦》跟世界历史上任何一部文学巨著一般，有着丰富的多义性。关于这一点，当年戚蓼生的序说得最好：
吾闻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也，吾未之见也。今则两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此万万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头记》一书。嘻！异矣。夫敷华掞藻、立意遣词无一落前人窠臼，此固有目共赏，姑不具论；第观其蕴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谲而正，似则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试一一读而绎之：写闺房则极其雍肃也，而艳冶已满纸矣；状阀阅则极其丰整也，而式微已盈睫矣；写宝玉之淫而痴也，而多情善悟，不减历下琅琊；写黛玉之妒而尖也，而笃爱深怜，不啻桑娥石女。他如摹绘玉钗金屋，刻画芗泽罗襦，靡靡焉几令读者心荡神怡矣，而欲求其一字一句之粗鄙猥亵，不可得也。盖声止一声，手只一手，而淫佚贞静，悲戚欢愉，不啻双管之齐下也。噫！异矣。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乎？
正是《红楼梦》的多义性，给后来的说解者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从猜谜、索隐到阐释，可以无所不能为和无所不为。而另一方面，曹雪芹身世的扑朔迷离和全书的未竟更似烈火添柴，柴上添油，挑逗人们将说解的热情继续升腾。唯有一流作品人们才有谈论评骘的热情，也唯有一流的作品才能容得下说解注释的广大空间。而《红楼梦》在这一点上，在中国，无有能出其右者！
这就是《红楼梦》这部大书既容得下蔡元培索隐、胡适考证，也容得下周庆捷折枝的根本原因。周庆捷同学喜爱《红楼》多年，颇有己得，如论贾府败亡启示有四大条，论王熙凤生涯中的致命伤有三条，都有自己的见解。但是近年来疏于联系，失去了把酒闲谈的机会，追悔无及。记得有一年去玉环出差，他说退居二线，有没有在一起吃饭，都漫无印象了。
今年春天，不意在医院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老同学。回到办公室，便接到了他打来的电话，说是想把平生研讨《红楼》的文章汇为一集，公开问世。我自然应命。正好我们大学毕业30周年的同学会召开，众人集腋成裘，让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承蒙出版社的帮助，很快谈妥，数月即可告竣。
王羲之《兰亭集序》云：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少年时完全没有读懂，今天我这同学中最少者也已知天命，一边读《红楼那些人那些事》，回味《好了歌》，一边想《兰亭集序》，不免心潮激荡，感慨系之。
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