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不是一种单一的变量，它既可以在个体水平上也可以在群体水平上予以测量。个体或群体的社会阶层反映了个体或群体与他人或其他群体相比在社会所处的位置。职业、收入和教育被视为社会阶层的指标，这三者是相互关联的。一般来说，受过较多教育的人能获得较为理想的职业和收入，但三者间不存在显著相关。
一、职业地位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
职业认定与职业分类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我国的研究较少，国外学者的研究给我们提出了几种假设。
1.职业的象征价值
职业可以象征成功、较高的社会地位、豪宅、名车、上层社交圈子等各种条件，这些都体现着成功和社会地位，社会对他们的评价和看法往往受到这些条件的影响。这代表着他们拥有更多的权力、财富、资源或者过人的才能等，他们拥有优越的生活条件和舒适、惬意的生活方式等。在美国，职业地位高的人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圈子，即那些他们觉得与自己身份地位相符的社交圈子。这些价值只意味着独特的身份和待遇，并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感到幸福，但这不能代替生活满意度。
2.职业地位与贫富差距
职业地位给人带来幸福或不幸福感受，是因为他们的住房、休闲等都是依靠职业地位与收入来完成的。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有更多的机会用金钱通过某些途径来实现权力或社会声望方面的交换，有更多机会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条件优越的学校接受教育，有更多机会用特殊的消费方式来张扬其生活的富足程度和生活价值观等，这些都主要由经济因素决定。在这个意义上，职业地位高低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但研究发现，在一些富裕国家，职业地位高低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较小，职业地位低的人在自尊、自由等方面得到实现时也感到幸福；职业地位高的人在这些方面不能实现时，抑郁、焦虑会增加，幸福感降低（李维，2005）。
3.职业地位与控制感
控制能力的重要观测因素便是资源，而职业地位是重要的资源之一。职业地位高的人与职业地位低的人在应对压力事件时，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是不对等的，职业地位高的人拥有较多物质资源与社会资源，他们能借助这些资源顺利应付处理某些问题。如身体有重大疾病时，职业地位高的人不用考虑医疗费的问题，而职业地位低的人可能因为负担不起，而一直耽误疾病的治疗。
二、不同社会群体的幸福感
关于当前社会主要群体主观幸福感研究（邢占军，黄立清，2007），人们根据群体成员对所从事的职业或所依靠的基本谋生方式的认同在社会群体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考察当前群体利益关系的基础上，认为目前存在七个主要社会群体：干部群体；农民群体；工人群体；国有企业管理者；知识分子群体；新兴群体（城市个体工商户、私营业主、民营企业管理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城市贫困群体。当前主要社会群体的总体幸福指数存在着差距，由高到低依次为：干部群体；新兴群体（城市个体工商户、私营业主、民营企业管理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知识分子群体；国有企业管理者群体；工人群体；农民群体和城市贫困群体。对不同群体的总体幸福感均值进行的方差分析表明，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非常显著（F=45.064，P=0.000）。进一步进行均值多重比较发现，当前主要社会群体的总体主观生活质量存在着四个明显的层次，处于第一层次的是干部群体，处于第二层次的是新兴群体和知识分子群体，处于第三层次的是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处于第四层次的是城市贫困群体。国有企业管理者群体处于第二层次与第三层次的边缘，但更接近于第三层次，所以也归入第三层次。
干部群体不仅在总体幸福指数上排第一，且在知识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社会信心体验、成长进步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身体健康体验指数上的得分也是居首位，自我接受体验、心态平衡体验指数列第二，家庭氛围体验列第三。新兴群体和知识分子群体，除家庭氛围体验较低，其他幸福指数都处于较高水平。这个群体的物质条件较好，他们的自陈收入较高，远在工人、农民和贫困群体之上。除了心态平衡体验和成长进步体验外，工人群体的其他幸福指数都低于100或在100左右，农民群体的大多数幸福指数都低于100。除了社会信心体验指数和心态平衡体验指数，国有企业管理者群体的自陈收入高于知识分子群体，更远远高于工人、农民和贫困群体，他们的知识充裕体验指数较高，反映身心健康体验的四个幸福指数（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人际适应、家庭氛围）处于较高水平，社会信心体验、成长进步体验、自我接受体验、心态平衡体验较低。城市贫困群体的主观生活质量水平是最低的，除自我接受体验和家庭氛围体验指数外，其他八个次级幸福指数均列于最后，特别是知识充裕体验指数仅为77.09。（邢占军，黄立清，2007）。
三、不同职业群体的幸福感
1.领导干部的幸福感
干部群体的主观幸福指数是相当高的，各次级幸福指数都在100点以上。这与干部群体的客观生存与发展条件密切相关，同时也体现了干部群体总体上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近年来干部群体的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较为稳定的收入和良好的待遇，使得干部群体拥有良好而稳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在竞争激烈的时代，领导干部也必然遇到各种困难和压力，因此对领导干部的压力状况还有心理健康的了解，有助于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提高工作效率，从而有助于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
对广州市领导干部心理压力的调查显示（张万英，李秀风，2005），身体健康与健全给领导干部造成的心理压力较大；男性干部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比女性干部大；年龄越大的领导干部所承受的心理压力越大；党员比非党员的压力大；科级干部比无级别的干部的压力大。实证调查表明（袁山森，陈惠雄，吴丽民，2006），健康和工作压力是领导干部的主要痛苦源，分别占44.9%和69.9%，其中31%的领导干部认为健康是第一痛苦源，28.6%的领导干部将工作压力归为第一痛苦源。同时，健康、亲情、工作也是领导干部的主要快乐源，这表明健康、工作对领导干部的生活起重要作用。在社会地位方面，4.7%的领导干部认为社会地位是第一快乐源，在主要快乐源选项上，17%的领导干部的快乐源来自社会地位。从全体社会成员的角度分析，仅有0.9%的人将社会地位视为第一快乐源，这远远低于领导干部；分析不同职业人群将社会地位归为第一快乐源与主要快乐源的分布结果显示，领导干部的比例最高。这表明，领导干部的社会地位较高的认识是广泛存在于社会当中的，这也许是中国“官本位”思想依旧存在的体现。另外人际关系、人格特点、性格类型及思维方式都对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有一定的影响。
2.教师的幸福感
教师是人们心中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和高校教师的幸福感有所不同。调查发现（张传月，赵守盈，2007），小学教师总体主观幸福感水平不高，生活满意度偏低，平均得分3.275（最高为7分），正性情感平均得分3.34（最高为5分），负性情感平均得分2.49（最高为5分）。已婚教师的正性情感得分显著高于未婚教师；大于46岁教师的负性情感水平显著高于25岁以下教师；学历对于小学教师的总体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本科＞大专＞中专）；在负性情感上，差异极其显著（中专＞大专＞本科），收入对小学教师的幸福感却无显著影响，关于这一点，也有许多研究都存在不同的看法。
研究结果表明（田荷梅，秦启文，2007），中学女教师在总体情感指数、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指数方面总分高于男教师；文化程度在生活满意度上，得分由低到高为：大专、中专、本科、研究生，这与小学教师的结果有点出入，但依旧证明学历对于教师的幸福感有影响；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社会支持总分与总体情感指数、生活满意度及幸福指数均呈正相关且差异显著，这与以前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另外中学教师的主观幸福感指数存在学科差别（王保军，李晓萍，刘平，2007），总体上看，音、体、美课程的任课教师在主观幸福感各维度上的得分均高于非音、体、美任课教师。
高校教师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调查研究显示（毛荆利，周末等人，2007），当前高校教师的幸福感显著高于常模，男女教师得分都较高，主观幸福感均较高，但男教师的得分显著高于女教师，在男女教师差异这点上与中学教师相反。工龄为5年及以下的年青教师的幸福感最低，他们处于从学校走入社会的过渡时期，在适应社会和工作方面有更大的压力。不同学历教师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明显差异，博士幸福感最低，专科、本科的幸福感水平最高，硕士则介于两者之间，社会期望较高、科研压力、自我期望水平较高都是导致博士出现低幸福感的因素。另外，不同职称的高校教师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也不同，存在明显差异，讲师主观幸福感最高，教授的主观幸福感最低。教授一般在学术上起带头作用，有很大的科研压力，同时学生对于教授的期望水平很高，因而对教师的水平和能力的评价非常挑剔，因此，越是高职称的教师面临这方面的压力也越大。
3.城市农民工的幸福感
研究统计发现（吴静，2007），农民工在几乎所有幸福感指标上的得分都低于总体平均分。农民工幸福感最高的是与家人的关系；对自己所处阶层及朋友的阶层和社会保障状况最不满意，工作压力、业余生活、居住条件、近期心情这几个幸福感指标比较低；但他们的生活预期、幸福预期、收入预期的得分相对较高，这说明他们对未来是比较有信心的。
就收入而言，农民工的经济收入水平参差不齐，他们普遍认为经济收入当然是越高越好，这可以带给他们更多的物质享受，更多的权利和地位以及更多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他们的总体幸福感随着收入增加而提高，年收入1万元以下为3.05分，1万～3万元为3.18分，3万元以上为3.36分（吴静，2007）。就工作满意度而言，大多数农民工由于文化程度较低，从事的都是劳动力密集的行业，如建筑工、小商贩、保安等。调查发现（朱考金，2003），反映工作累的有61.6%，78.2%的人没有节假日，对现在收入比较满意和很满意的有27.7%，一般、比较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有62.6%。社交方面，农民工来到城市之后，交往范围基本上是围绕工作场景展开的，接触的大多是和他们一样出来打工的农民工，他们与城里人的交往非常有限，很多的农民工流露出对城里人的不满，认为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他们的闲暇活动方式并不多，而且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比较低级的消遣性活动上，如打牌、聊天之类，参加工会、党团、体育娱乐这些正式或非正式组织的人只有13.12%，经常看电视和看报纸的人均接近60%，而经常看电影的只有41.8%（朱考金，2003）。他们对于社会交往的满意度比较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