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一词，已经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久远了……每每重新出现在脑海之时，浮现出“激情满怀”“热血沸腾”“浴血战斗”，以及“森林般的旗帜”“锣鼓喧天般的喧闹”“暴风骤雨般的批判”等“革命画面”。我们深知“革命”的不易，更深知它可能带来的后果。所以，“改良”“改变”“改革”逐渐替代了“革命”，一切都显得“温柔”或“温情”了许多……似乎，今日已经不需要“革命”，它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
当我第一次听说“课堂革命”，尤其是阅读徐明的《思维影响教育》，发现正文里四次聚焦“课堂革命”之时，内心骤然一紧，“革命”又来了？稍许紧张之后，我的心情很快平复下来，读书人喜欢“静思”“琢磨”的习惯，让我咂摸出了“革命”之于“思维”的意义。
物理学家玻姆曾言，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是思维问题。教育问题，何尝不是如此？在我亲历20余年的“新基础教育”改革中，有两个改革起点：一是价值观的改变，价值观不改变，任何策略、方法和工具的改变都是枉然，很可能会南辕北辙；二是思维方式的改变，思维方式不变，有再好的课程、教材与教法，教育教学依然会“穿新鞋，走老路”。
思维的改变之难，是教育改革面临的最大瓶颈与障碍。最可怕的不是局长、校长和老师们没有新的教育理念和知识，而是思维的固化与僵化。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教育人思维的更新、改变愈发急迫，“思维革命”的意义愈加凸显：只有革去旧思维，迎来新思维，课堂才能焕然一新，生命才会焕然一新，教育才能焕然一新。
当今的课堂，亟须通过思维转型实现思维革命。我曾经听过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钱旭红的一场有关思维的报告，他的核心观点是，人类需要从经典思维走向量子思维，经典思维的特性是“分界、部分、机械、惯性、划一、精确、定域、割裂、被动、计划”，它的思维方式是，非此即彼，要么死，要么活；量子思维的境界则是“无界、整体、灵活、多向、差异、可能、联系、互动、莫测”，在这种思维视域里，是态的叠加，既死又活。在钱旭红看来，公理不变，思维可变，过去不变，未来会变，可变则变。人类智慧的起点，是改变自己、改变思维、不等不靠、不怨天尤人。撬动世界的关键支点，不是地球、国家、民族，也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内心思维。
思维之所以能够撬动世界，在于它是隐匿或隐性的。与其他革命不同，思维的革命，是静悄悄的革命，如同海德格尔所言，看不见的影响和支配看得见的，这是以静制动的具有触及根底性质的“革命”。
若以此为眼光，来看待《思维影响教育》，我从中读出了“思维转型”或“思维革命”的味道和意蕴。它不仅点明了思维之于教育的影响，而且提出了当前教师最欠缺的“批判式思考”，亦即“审辩式思维”。
如此带来的“思维革命”，至少具有四重意味。
首先，思维革命意味着形成追问性的质疑习惯。尤其是对那些习以为常、约定俗成、貌似有理，因而熟视无睹的概念或现象的追问：“可否让孩子在课堂上‘撒点欢儿’？”“谁规定了每个孩子只能喜欢一棵树？”“表扬之后怎么办？”“教科研到底是什么？”……任何观点、知识和经验都有边界，只有经过深思拷问后留下来的才是真知，才可能传下去。更重要的在于，这些问题的提出，出自作者的思维习惯：在不断的追问中质疑的习惯，从中体现出了思维的力量，——谁能具有这样的习惯，拥有这样的力量，谁就能改变课堂，影响教育。
其次，思维革命意味着摈弃传统的思维。诸如“点状思维”“割裂思维”“二元对立思维”“非此即彼思维”和“极端化思维”。书中以“加强师德教育”为例，它被习惯性地等同于“必须坚决拒绝收受学生和家长的礼品”，在作者看来，“师生之间有意义的小礼物交流，既是情感的自然表达，又是让学生学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分强调师德规定而否定师生之间的小礼物交流，既是一种非此即彼式的思维，也是极端化的思维。类似的思维方式，在教育改革过程中并不鲜见。之前甚为流行的从“教师中心”走向“学生中心”，从“以教定学”走向“以学定教”，从“先教后学”走向“先学后教”，都是典型代表。这些传统的思维方式不革除，“课堂革命”就难以实现。
再次，思维革命意味着要转换视角看问题。思维的固化与僵化，往往表现在拘泥于一个视角看问题，由此带来的不仅是“观念的褊狭”，更可能带来“心灵的狭隘”。很多时候，只要“换个角度”“换把尺子”看问题，就会洞开一片新的天地。例如：换个角度看“优势”，“优势”就成了劣势，同样，劣势也可能成为优势。视角改变了，以“优势”自居者，就多了些冷静和警醒，因“劣势”悲观者，就多了些自信和从容。
最后，思维革命意味着中西思维方式的融通。人们常以西医和中医作比较，来凸显其背后迥异的思维方式。“西医思维”以形式逻辑为主导，核心是分解合成观，强调逆势而为，通过解剖死人，治活人；“中医思维”以辩证逻辑为主导，追求系统整体观，天人合一，主张顺势而为，把脉活人治活人。两种思维特性各有利弊，各有千秋，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在课堂革命的进程中，最合理的方式，不是在中西思维的对比中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取长补短，在“交互学习”中“交融共生”。例如，中国人性格中的弱点——忽视概念、过程、原理、结构和程序，其根源与中国思维特性有关，为此，应向西方思维学习，以弥补我们的短板。为此，书中在充分体现了鲜明的中国式“辩证逻辑”的同时，也渗透了西方思维的气息，“批判式思考”即是典型代表。
“思维革命”是人的内心的革命，无论是哪一个具体方面的转型，都将经历漫长艰难的过程，但无论如何，对于已进入“深水区”的中国教育教学改革来说，这场革命不可避免，也无法阻挡，与旧思维“离别”的时候，已经到了。
李政涛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华东师大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
“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