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万里长城和《史记》，究竟哪个更伟大？我认为是后者。如果没有司马迁写下的《史记》，那么，遍及全球的十几亿炎黄子孙，将发生“身份”认同的危机。五千年文明从哪儿来？从司马迁的《史记》而来。他的下体受阉割，却令人吃惊地精气神十足。他以民间的价值观挑战残忍嗜血的汉武帝。他留下的文脉也是民族的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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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万里长城和《史记》，究竟哪个更伟大？我认为是后者。如果没有司马迁写下的《史记》，那么，遍及全球的十几亿炎黄子孙，将发生“身份”认同的危机。五千年文明从哪儿来的？从司马迁的《史记》而来。是他远在公元前，就挥舞书写历史的巨笔，将华夏文明上溯三千年。在他之前，也有史家的各类记载和民间传说，但不成系统，形不成源流，是他首创了纪传体的通史。他笔下的诸多帝王，从远古到战国，无一例外地追溯到黄帝。轩辕黄帝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没有司马迁是不可想象的。
司马迁的功绩，怎么说也不过分。一大群帝王将相加起来，分量也不如他。今天的科学家们，一次又一次探寻长江、黄河的源头，而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仅凭他一人之力，以非凡的洞察力和常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力，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
众所周知，他是身体不完整的伟大的男人，汉武帝因李陵冤案而废掉了他的生殖器。悲剧发生在他四十七岁的那一年，从那以后，他称自己是“刑余之人”。他是在屈辱和愤怒中完成自己的伟业的。今人可能单从性能力丧失的角度来看他的悲剧，而在司马迁，屈辱是第一位的。他把人分为十等，最后一等，就是他这种受宫刑的人。受刑之后，他再也不去父母的坟前祭扫，无颜面对父母的在天之灵。读他的《报任安书》，字字都是血。读这样的文章，我们才会懂得，为什么说一本书比性命还要紧。李陵遭诬陷他挺身而出，而数年后的任安事件，他深知内情却缄口不言了。为《史记》，生命退居次要了。他本来是可以免受宫刑的，可他穷，拿不出朝廷规定的赎金，只好任凭行刑者亮出尖刀。出狱后他还到武帝身边做事，形同太监。他把各种各样的人都写进《史记》了，包括以色事君的佞幸男人，惟独不写太监列传，可见他内心的伤口碰不得，一碰就血流如注。
所有这些事，后面再细说。
史称汉武帝雄才大略，打仗，扩大版图。但是这个人多欲而少慈，皇帝能干的坏事，他几乎都干过。本文不想评价他的是非功过，只因司马迁，不得不涉及他，包括他手下的大将，比如置飞将军李广于死地的大将军卫青。
汉武帝废掉了司马迁的生殖器，不喜欢《史记》，但是这个自以为雄视百代的皇帝，对他眼皮子底下的文弱书生却无能为力。他死后二十年，《史记》从民间冒出来，横空出世。阴间的汉武帝会发现，轮到他来受刑了。
司马迁并未侮辱他，只不过摆史实讲道理，单凭这一点，这位“刑余之人”就比那位万乘之君更为高贵。
司马迁和汉武帝刘彻几乎是同时消失的，他消失在民间，带着他的巨著。皇帝的“龙体”腐朽时，史学兼文学巨著的《史记》散发出夺目的、永恒的光辉。
司马迁的死是个谜。可能是为了保全《史记》，他远离宫廷潜入了民间。今天，我们希望他是含笑瞑目的，他活过了七十岁，寿终正寝。有人认为他死于刘彻之手。皇帝取他的性命易如反掌，废他的下体如阉猪狗，可他手头的书早已藏之名山了。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司马迁的死，就比泰山还重。
司马迁的家乡在现在的陕西韩城县西南，家贫，小时候做过放牛娃。父亲司马谈在京都长安当太史令，俸禄少，被官员们普遍看不起。史官名为天官，记录并评论天子的言行，但实际上没人当回事。皇帝以“倡优蓄之”，养起来好玩的，心血来潮的时候，听他们讲讲故事，说说趣事。大西北的黄土地，秦人因之成霸业，秦灭汉兴，不过六十余年。汉廷对秦人是抱着防范心理的。最典型的例子是陇西人李广，沙场建功无数，始终未能封侯，并于激愤中挥剑自杀。他的儿子李敢则被暗杀，汉武帝还封锁消息。李广的孙子李陵更惨，替皇上卖命，却被灭三族，几百口人哭天号地被腰斩于市，而司马迁讲了几句公道话，就失掉了生殖器。
黄土地出硬汉子。自然条件的恶劣，磨砺出粗犷的天性。地域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外貌到性格，而性格又决定行为方式。如果比较一下江南人和西北人，不难发现，他们的皮肤、发音、生活习惯和心理特征，差异都很大。
司马迁放牛也读书，牛背上读，躺下来谈，天高云淡，易生遐想。他是独子，也许曾经有过兄弟姐妹，未能存活下来。他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但还得放牛羊。父亲钱少而书多，类似历代的读书人。一群不识字的放牛娃围绕着识字的放牛娃，听他讲书本，讲他听来的长安。而牛在吃草，风在吹，对面山腰上，有汉子扯着嗓子高唱山歌。
他们也去看黄河，惊叹它的雄浑，一泻千里。
大概到了十来岁，司马迁随父母迁往长安茂陵。这是司马谈的一个重大举措：将儿子带到政治文化的中心。年轻的皇帝在茂陵为自己建坟墓，将天下富豪往那儿赶。这个陵墓规模巨大，财政预算，将花掉全国总财政的三分之一。司马谈是主动去的，但很多有钱人都是被迫去的，比如一个叫郭解的人，江湖上名气大，号称郭大侠。郭解托大将军卫青在汉武帝跟前为他讲情，说是家里穷，本不该在迁徙之列，是有人跟他过不去，把他的名字写在迁徙名册上。武帝想了想，对卫青说：这姓郭的什么大侠，他能托你讲情，就表明他不穷。
于是，郭解也到了茂陵。不久，他老家那个跟他过不去的人就被人杀了。司马迁听父亲讲这件事，心里很震动。父亲身为史官，不仅在官办的图书馆读了大量的书，而且注重民间的各种传闻，这也影响了他的儿子。司马迁经常听故事，童年生活弥漫着神秘感。
司马谈性情豪爽，在京城交了一些朋友，主要是读书人。读书人交读书人，还是比较容易的。一个叫孔安国的人，做了司马迁的老师，此人据说是孔子后裔。司马迁还听过大儒董仲舒的课。汉武帝为了统一思想而独尊儒术，这姓孔的和姓董的双双走红。司马谈为什么替儿子选择这样的老师？他本人是推崇道家的。他写过《六经要旨》，对道家差不多全是赞美之辞。武帝之前的文帝、景帝，取道家学说治国，无为而治，尽量不扰民，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文景之治”，繁荣了半个多世纪。汉武帝登台，来了个大转折，对外杀敌，对内杀人，制造了无数冤案、血案，他又兴土木，迷神仙，追随秦始皇。史称他雄才大略，又说他好大喜功，我不知道哪个词对他更贴切。我所能分辨的是：这两个词没有理由放在同一个人身上。
同时，我也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要独尊儒术呢？儒术不等于儒家学说，它已经迅速变成了统治术。百家争鸣不好，各种思想自由竞争的局面应当被打破，就连已被证明对管理国家非常有效的黄老学说也靠边站了，儒术一统天下，霸道得很。
汉武帝独尊儒术，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
司马谈让儿子拜儒者为师，也是当时的风气使然，适当为儿子考虑一下仕途。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眼下都说应试教育不好，但是做父母的，却又希望儿女考高分。形势比人强，古今都是这个道理。不过，司马谈并未对儿子说：现在道家不吃香了，赶快扔掉它，改学儒术！
司马谈不是赶时髦的投机分子，司马迁更不是。父子二人秉性相似，都是西北汉子，有骨气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儒家学说也并不反感。到后来，经过孔安国、董仲舒的调教，司马迁对孔夫子毕恭毕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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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陵这地方，距长安不过几十里，等于在天子脚下。汉武帝将富豪往这儿赶，一个明显的意图是强化皇权，免得这些人在各地生事。因为有钱人多，一座繁华的小城很快就建起来了。而司马迁当初在穷人堆中混，并不觉得自己穷，但现在不同了，满街的华屋美宅，高车大马，贵妇人贵公子成群结队。司马迁完全不受刺激是不可能的，邻居小孩儿吃什么玩什么，他不会没印象。他怀念家乡放牛牧羊的小伙伴，并由此建立他强烈的草根意识。他是要子承父业的，他崇拜自己的父亲。他脑子里装满了故事，近代的，远古的，种类繁多，这显然是一笔非同寻常的财富，邻居小孩儿只能眼巴巴望着他，希望每天都能听他讲。如果他父亲开个茶馆说书，一定生意兴隆，长安人也会坐车来听。当时还没有这个行当。即使有，司马谈也不会干。祠堂里的祖先们没一个会同意，耕读传家也是好的。战国时有个司马错，曾在秦国做高级幕僚，左右秦王的能力胜过著名的纵横家张仪，他是司马家族的荣耀。汉武帝基于大一统的战略招贤纳士，司马谈希望儿子成器，将来比他强。
司马迁自己讲，他“十岁则诵古文”。这个天才少年的目光所及，几乎包括当时所有能用文字记载的东西，《周易》、《尚书》，《春秋》、《左传》、《国语》、《诗经》、《战国策》、诸子著述，这些都不用说了，他还学习天文、地理、兵法、商业、域外风物……想想他的书房，竹简堆得有多高。一般的人，早就被茫茫书海淹没了，司马迁却能戏水，甚至能够踏浪，说他是天才好像还不够，他简直是神仙。有一个词：学究天人。司马迁就是这种人。今天的学者，也许单攻一本书，就够他一辈子呕心沥血了。
从春秋战国到前汉，大约六百年，中国不缺学贯古今视野广阔的人物，司马迁只是其中之一。秦始皇搞了一次焚书运动，汉武帝又来独尊儒术，思想的大道逐渐就变成小道了，催生思想的沃土日趋贫瘠。具有原创性的天才几近绝迹，倒是引来历代注家蜂起。而在西方国家，显然不是这样。西方人的特点是：当一种东西壮大起来时，反制它的力量会同时生长。换句话说，他们反思的能力很强，懂得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秦皇汉武治天下，从辽阔的版图到丰富的思想，一律要纳入皇权的掌控范围。我想，这远不止是历史学家们的重大课题。
司马迁在茂陵生活了七八年，直到他二十岁开始行万里路。天才少年很用功，但不会很辛苦。如果他学得身心疲惫，像现在的中学生，那么，他学的知识多半是假知识，是学的时候就打算将来要忘掉的敲门砖。只有学通了，能举一反三了，从中获得智性的乐趣了，那才叫学习。司马迁闲时也到各处逛逛，小茂陵，大长安，满眼都是惊奇。外部世界对他的吸引力，不下于书本，二者又形成互补。有人说生活是一部大书，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如果你不通过书本打开视野，生活就是一本小书，很多东西你都看不见。单凭经验生活，心智扩张的范围太有限。动物的那点经验不过是本能的延续而已，动物只能存活，没有生活。无论如何，人是不应该向动物看齐的。
对生活的全方位的领悟，古人好像比我们要智慧一些。如果你不相信，那你不妨花几年功夫，仔细看看从春秋到前汉的几百年间，咱们中国人究竟想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
追溯历史，是为了赢得今天。
而背负历史的沉重，我们要有一种能力来赢得轻松。不是故作轻松，更不是嬉皮笑脸的、无厘头式的轻松。
司马迁长成小伙子了，体形瘦长，穿汉服很受看的。父亲并没有为他张罗婚事，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是因为穷还是先考虑事业？他母亲已经去世了，哪一年走的，他也没说。父亲大多数时间呆在长安，他在茂陵跟老师学习，回家吃得简单。邻居大鱼大肉的，他闻闻香气罢了。由于文景之治，武帝时代的前半期是比较富裕的，全国两千多万人，一般人家，吃肉不成问题。跟匈奴打仗，才把国库打空了，皇帝的手伸向民间，初生小儿也要纳税。司马迁也不是特别穷，父亲给他的钱他都攒起来了，他有一个宏伟的计划，不是讨老婆，而是要踏遍祖国山河。老师发现他面带菜色，留他吃饭，他就趁机解解馋。孔安国是得意的学者，家境比他好得多。他学成出游的那一天，老师除了给他资助，还写信让外地的朋友和学生帮助他。总之，为了出游，司马迁做了充足的准备。
二十岁学业有成，他已经有了一双能打量历史和现实的眼睛。他从那些言简意赅的竹简上学到的东西，大大强于今天的若干个博士后。
当然，中国历史几千年，像司马迁这样的饱学之士，也找不到几个。他是终其一生，和书本厮守在一起，行万里路，也是边走边读。一些同样饱学的文人，却有很多时间在忙着干别的，比如伟大的苏东坡。
万事俱备，行期在即。司马迁的兴奋劲儿，并不下于即将讨老婆。“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词）青山绿水，就是他如花似玉的好老婆。他买了一把剑，夜里挑灯细看。书生带剑上街，神气得很呢。他登上一家酒楼，大声唤店家：“来一条羊腿打五斤酒！”他吃得满嘴流油，惹得邻桌食客啧啧称奇。他哪里还像书生，分明是个游侠。
司马迁自幼羡慕游侠，听故事很神往。从老家迁到茂陵不久，他还亲眼见过大侠郭解，非常吃惊地发现，那郭解生得短小精悍。他原以为堂堂郭大侠，生得像力能扛鼎的项羽呢。殊不知，短小的郭解自有大名堂，他以一介庶民的身份，到茂陵却立刻引起轰动，富豪权贵争相巴结，要想请他吃顿饭，得提前半个月送上请柬。他上街前呼后拥的，高大威猛的汉子分列左右，他本人倒显得平和，一副真人不露相的样子。关于这个人，我们后面再讲。司马迁写游侠，尤其写郭解，有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和他儿时的想象有关，我个人并不是完全赞同。侠这种东西，依我看，是做秀的成分大，表面通向“义”，暗里勾结豪强，杀人如麻。这种靠经验和直觉行事的人往往很聪明，他壮大势力，一定要扯起义字大旗。而势力越大，他本人越谦虚，不张扬处处指向张扬，叫人不由自主地钦佩他。依此例推广开来，我们会发现，现在流行的武侠类的东西，是基于杀性，是和平环境下的心理代偿。而一层又一层花里胡哨的表面文章，扯起文化这面旗帜，将杀性加以伪装。其实，何必伪装呢？武侠有市场，未必是坏事。
司马迁开始他的长征之前，还见过刚从西域归来的张骞，这位名副其实的探险家、智勇双全的大汉使者，向司马迁详细讲述了西域诸国的人口、体貌、风俗、物产、地理位置和军力。司马迁如获至宝，后来他根据张骞提供的资料写成《大宛列传》。有专家讲，此后两千年，没有任何学者对西域的研究超出了《大宛列传》的范围。
这一年，也是汉武帝武功卓著的一年，卫青率领的大军重创匈奴，将匈奴人赶到了蒙古草原深处。几十年受威胁的长安城大大松了一口气。
司马迁在一连串的兴奋中踏上征程。他乘坐官府送公文的驿车，每三十里为一站。由于父亲和老师都是朝廷官员，他受到优待，减少了很多麻烦。他带的东西不少，除了简单的生活用品，更多的，是用作记录的竹简、绢帛和毛笔。当时汉隶已流行，取代了复杂的篆书。司马迁想必写得一手漂亮的隶书吧？可惜现在已失传，一块竹片都没有。《史记》书成，共五十二万六千字，而他的草稿和笔记，恐怕十倍于这个数吧？
时隔两千多年，我看见神清气爽的司马迁，坐官车迎着朝阳上路。他也走水路，同样很方便。由于统治及军事上的需要，汉武帝时代的水陆交通异常发达。
司马迁这一走就是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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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自己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过梁楚以归。”
他离开长安后，朝着东南方向，经武关抵达南阳（今属河南），弃车乘船，顺长江而下。他坐的船是不是官船就不得而知了。他此行范围广，包括江淮、齐鲁和中原。一个人徒步考察，大致有个目的地，但更多的目的地是在考察途中发现的。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饥肠辘辘时，他像野人一样爬树摘果。饱一顿饿一顿，他根本不在乎，他心里激荡着大东西。世界向他扑来，夹带强烈的原始气息。他的这种行万里路的方式，和后世一般文人不同。他不只是观风景，发点思古之幽情，他要考察，要询问老者，要辨别真伪，要顺藤摸瓜，要展开合理的想象。为了一个细节，他会多方求证，不惜跑远路，往返折腾。这种介于科学和文学之间的工作，充满了艰辛，也充满了几乎所有人都无从享有的乐趣。他正处于朝气蓬勃的年龄，体力好，血气旺，精神抖擞。华夏大地，三千年文明史，也许他每天都有新发现。他是远离家乡的学子，叩问山川历史，做笔记，画草图，最大限度地发挥大脑的功能。高兴了他还唱歌，亮开嗓子吼几句，抽出佩剑舞几招，化身为战国时代强悍而飘逸的游侠。这个司马迁，活得叫人羡慕。欧洲人也有徒步漫游的传统，比如《忏悔录》的作者卢梭，《第二性》的作者波伏瓦，以及二十世纪遍布全世界的人类学家。但在我的印象中，古代的中国文人游得更厉害。文人不游，好像他就不配文人的称号。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而读书与行路，是养气的两大前提。现代人交通方便，游的内涵反而减少。不过，求舒适和快捷也是人类的本能之一，李白写《蜀道难》，就包括了这层向往。现代大诗人当中，也许唯有毛泽东是个例外。他那些气势恢宏的诗词，离不开漫漫长征路。
司马迁独行多年，把孤独的兴奋尝了个够。短暂的停留，然后又上路，他总是在出发。路上的感觉真好。没人知道他究竟有多快乐。郦道元知道，李白知道，苏东坡知道，陆游知道，但我们不会知道了。我们只能凭借想象概括：那些个理性、感性加野性的融合状态，那春夏秋冬风霜雨雪，那奇妙的精神触角，那从天而降的喜悦，那郁闷之后的豁然开朗……行文至此，我真想跑到司马迁的快乐里边去，摸摸，看看。
此行的丰富与广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史记》的写作。同时磨炼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西北汉子更上一层楼。
他在楚国故地盘桓多日，船行潇水抵达泉陵，登岸朝营道（今湖南宁远一带）进发，直至九嶷山。九座黛色山峰矗立于烟波之上。中国远古时期最贤明的舜帝就葬在这儿。尧帝传位给他，考验他二十年，其中一个项目，是把自己的两个漂亮女儿嫁给他，看他是否因沉溺于美色而把政务抛到一边。舜帝经受住了考验。他接受了尧帝的禅让，破了世袭制，几乎孕育着民主制：为了他卑贱的出身，尧帝的大臣们曾吵得不可开交。他的家人都是坏人，瞎子父亲拿弓箭射他，弟弟踊跃做帮凶，继母亲多次拿刀砍他。可他不声不响地以德报怨，孝敬父母，爱弟弟。他的高尚品德像风一样传播。他具有耶稣般的胸怀，却比耶稣早了三千年。他在位期间，人民过着和尧帝时代一样的幸福日子，没有盗贼也没有贪官。他老了，又将帝位禅让给治水有功的大禹。他死于南巡途中，两个妻子，娥皇与女英泪洒潇湘竹，相拥投入湘江。
司马迁在汨罗江畔凭吊屈原，长时间徘徊不去；他溯流而上，登会稽山（今属浙江绍兴）探禹穴，爬进幽深的山洞；他北上太湖东岸访姑苏台，想象吴越交战的壮观场景；他沿吴淞江而下，到申这个地方（今属上海），寻访战国四大公子之一的楚国春申君的遗宫。
司马迁北上渡过长江，经高邮湖到了淮阴。
淮阴曾有个奇人叫韩信，受市井泼皮的胯下之辱却一声不吭。堂堂七尺男儿，双膝跪地爬过去，拍拍尘土走掉了，身后的哄笑声他好像听不见。他穷得讨饭，他衣不遮体，他投奔项羽却整天站岗，持戟肃立，像一根木头。他逃跑了，走剑门栈道投奔汉中的刘邦，刘邦照样瞧不起他，让他看守军粮。他又逃，萧何月夜去追他，追回了一员战无不胜的盖世名将，轻取霸王性命，横扫千军如卷席。萧何这一追，也追回了汉朝四百年江山。可是这位淮阴侯，玩政治不如刘邦，论智慧稍逊张良。精通道家学说的张子房神仙般飘然而去，得享天年，韩信竟死于妇人（吕后）之手……司马迁叩访韩信故地，真是一步三叹。
而在沛郡丰县（今江苏丰县东），他听曹翁讲汉高祖刘邦的故事，吃惊不小。刘邦可是开国皇帝呀，早年却像二流子，呼朋引类斗鸡走狗，三十岁还讨不到老婆，专寻村里的寡妇厮混。顺便提一句，秦始皇修万里长城，民工大批死掉，天下寡妇多多。刘邦混够了，居然还能讨富家女吕雉为妻。暴秦无道，陈胜、吴广揭竿起义，刘邦也拉起队伍干上了。天下大乱，义军之间照样厮杀。刘邦打不赢项羽，几乎每战皆输，逃命时几次把亲生儿女推下车去……然而当上皇帝的，不是项羽而是刘邦。为什么会这样？司马迁陷于沉思。他发现刘邦最大的优点是善于用人，一个好汉三个帮，刘邦手下恰好有三大能人：张良、韩信、萧何。
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开国皇帝和开国元勋的这些事儿，能不能写到史书上去呢？韩信钻裤裆，刘邦耍无赖……汉武帝看到这些记载会怎么想？
司马迁解决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不会在一时一地。统治者有足够的理由要撒谎，史官讲真话，要掉脑袋的。
他告别曹翁离开沛郡，风尘仆仆又上路了……
此行收获大。
回到长安，他抑制归家的兴奋，埋头整理记录。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遥遥在望了。当然他也补充营养，尝尝久违的京都美食。但还是不谈婚事。司马迁笔下洋洋五十几万言，既有太史公自序，又有自况身世的《报任安书》，可对这件终身大事，他不给我们留下只言片语。也许受宫刑后再提笔，他把这段经历删除了。他没有兄弟，不可能是独身主义者，再穷也要结婚，生儿育女。我猜测，除了贫穷，另一个原因是：他父亲太忙，作为太史令，必须跟随武帝左右，而武帝为了当神仙又到处跑；他把这件事往后推，反正还年轻嘛。
经孔安国推荐，他参加了博士弟子会考，考中了。他本来没有考试资格，是当官的老师替他张罗。博士通今博古，为皇帝当顾问，有年薪四百石，而一般高官在两千石左右。封侯就不用说了，有封地，食邑几百户到上万户不等。封建统治，等级是头等大事。博士穷，博士弟子等而下之，有点生活费，像现在的研究生。博士弟子应召入宫，大约也要通过关系。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了，但属于个人行为，如果没有父亲和老师，政府不会理他。历朝历代，人才总会出人头地、是金子总会发光这类话，是充满善意的谎言。破铜烂铁发光的机会比金子多得多。
司马迁运气不错，会考下来不久，到宫中做了郎中。不是看病的郎中，而是皇帝的侍从。
他接近“雄主”汉武帝了，却很快变得心情复杂，崇高的使命感和宫廷中的怪事、黑幕纠缠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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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将军李广是三朝老将了，匈奴人听到他的名字就想撤退。可他是关西人，封不了侯，将士为他抱不平，又不敢声张。汉文帝曾抚他的背，安慰说：你呀，生在高皇帝时代就好啦。汉武帝打匈奴，李广碰上机会了，沙场拼老命，胡人闻风丧胆，但拼了几十仗，武帝仍然不提封侯的事儿。大将军卫青还处处防他，给他兵力少，又让他对付匈奴主力。有一年卫青大举进攻，却打得不顺手，匈奴单于跑掉了。他立即嫁祸李广，把贻误战机的罪名扣到李广头上。这六十多岁的关西老将气得挥剑自杀，一腔热血喷向汉军帐篷。将士们全都哭了，消息传到长安，百姓的哭声数日不绝。
而卫青回朝，武帝设宴款待这位小舅子。李广的死，哭声在民间。百官却在喝酒，趋附大将军。卫青有个姐姐叫卫子夫，后来当上皇后，司马迁听到这些事，心里很不是滋味。年轻人血气方刚，不知道朝廷这潭水有多深，有多浑。父亲司马谈则提醒他，凡事要往大处看，要有全局意识。汉武帝倚重卫青，也是形势的需要。卫青能打仗，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同样是有勇有谋的名将。
司马迁夜里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
作为父亲事业的继承者，光读书行路还不够，他还得学会思考，包括很多痛苦的思考。独立思考，意味着质疑占绝对优势的官方意志，将自己划入异类。这样的思考，不能不痛苦。换成现代口语：他的思想开始抛锚了。
长夜漫漫，年轻的思想者守着孤灯和书卷，徘徊的影子投到墙上。
无论如何，他崇拜李广。后来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他这样写道：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
李广终身不言家产事，爱士卒胜过爱自己，如此高风亮节，任何时代都是英雄。而司马迁这样的人，怎能不崇拜他？
思想和感情都有了倾向性，他逐渐在心理上跟统治者拉开距离。
作为众多侍从当中的一员，司马迁跟随着汉武帝的行踪。侍从又分为几种人，太监，武士，伶人，学者。司马迁排在末位，很难和皇帝说上一句话。武帝爱干的一件事是到皇家猎场上林苑打猎，同时干些风流韵事，和民间女子睡上一觉，而她不一定是美女，刺激就行。他在这方面是很出名的，汉代的《汉武故事》记载说：他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妇女。他的后宫佳丽多达八千人，比唐玄宗还多出五千。宫中不够刺激了，他跑到民间猎艳。另外，他还搞同性恋，有名有姓的两个男人，一个叫韩嫣，一个叫李延年。司马迁写入《史记》用了四个字：“与上起卧。”上就是皇上。他冷静而又客观地描写，不作评价，但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佞幸之臣的不屑。他熟读孔子修订的《春秋》，用的是春秋笔法。
李广的故事没完，他的小儿子李敢也是一员猛将，几次跟霍去病远征匈奴，立下战功。李敢的脾气比死去的父亲还火爆，他当然知道内情：父亲是被卫青害死的。他可不管什么大将军，什么皇亲国戚，有一天碰上卫青，拳头立刻就出去了，一顿暴打，把卫青打得鼻青脸肿。卫大将军掩面而逃，也不去找武帝告状，大臣们就在背后议论说：看来大将军的确心中有愧，才不敢去告状。
司马迁想了很久，对父亲议论说：卫青心中有愧，表明他还不是坏人。如果他去告状，皇上会听他的，降罪于李敢。可他没去，挨了打一声不响，这恐怕也是一种风度吧？
司马谈捋着胡须对儿子说：你有长进了……
可是没过多久，就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惨剧：霍去病、李敢陪武帝打猎，霍去病张弓射鹿，箭头一转射向李敢，当场射死这位将门虎子。而武帝随即下令：谁也不许声张，对外要统一口径，只说李敢被鹿触死。司马迁是亲眼看见这桩惨剧的，惊悸没完，武帝的命令更是叫他目瞪口呆。
回家他又辗转反侧了。
他有两个好朋友，壶遂和任安，有时在一块儿喝酒，谈学问论国事。涉及朝廷内幕，很多事都不好说的。司马迁心情沉重。他意识到，将来从父亲手中接过的那支笔，分量有多重。血淋淋的史实他能如实写下吗？
史官却有史官的传统。春秋时，齐国有个叫崔杼的人，谋杀了国君齐庄公，史官写道：崔杼，谋夺王位而弑庄公。崔柠把他处死，让他弟弟继任史官。弟弟又写道：崔杼，谋夺王位而弑庄公。崔杼大怒，把弟弟也杀了。齐国的史官是三兄弟，老大老二惨死，老三又接任了，写下的还是那句话。崔杼终于害怕了，没有再杀史官。
司马迁对李广父子的死愤愤不平，但只能压在心头，写进笔记。他也试着从武帝的角度想问题：统治天下用人第一，武帝重用卫青、霍去病，有些真相就不能公开，必要的时候，白的还要说成黑的。
司马迁从正反两方面想问题了，而他读过并尊崇的老子、庄子，都是能看透事物的大智者。他逐渐懂得了，什么叫学问？学而问，问老师，更要问严酷的现实。
李广、李敢死了，引发司马迁痛苦的思考，但和他本人的命运还没有直接的牵连。后来又来了一个李陵，李广的孙子。闹得满城风雨的李陵事件就牵连到司马迁了，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放到后面再讲。
5
汉武帝除了打匈奴，另一件大事就是忙着做神仙。人间至尊不过瘾了，衰老和死亡横竖叫他寝食难安。升天该有多好，升天不成，长生不老也不错。他养了大量方士，也就是道士，有人说亲眼见过神仙，有人通过各种方式证明自己活了几百岁。最厉害的是一个叫李少君的人，证明他自己活了八百多岁。武帝听他讲话，眼睛就会发亮，对他言听计从，李少君死了，武帝相信他不是去见鬼，而是去见神仙安期生。又修了一个大七围、高三十丈的青铜柱子，上有仙人雕像，手托承露盘。武帝每天吃露水，和着玉屑吞下，吃得拉肚子。道士多得很，这时又冒出一个人，在他的怂恿之下，武帝制定了庞大的计划，要去封禅泰山。这原是帝王的一桩古礼，登泰山祭祀天地，为民祈福祉。但汉武帝另有想法，要当神仙。皇帝号称天子，天子不升天是说不过去的。或者退一步：李少君能活八百岁，汉武帝至少该活一千岁吧？他下令文人写诗作赋，司马相如这类文人是很积极的，这个人写过《长林赋》，挖空心思赞美劳民伤财的皇家猎场。司马迁同样接到了歌功颂德的旨令，却收集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资料呈上去，聊以塞责，武帝不高兴，但很快把这个小郎官儿忘了。
汉武帝封禅泰山之前，先去崆峒山（今甘肃平凉县西），巡游黄帝曾经巡游过的地方。这也是道士的主意，学黄帝不学别的，专学黄帝成仙。司马迁也去了，趁机走访老年人，打听黄帝的传说，和他研究过的《尚书》相印证。作为远古历史文献的《尚书》是残缺不全的，需要补充很多资料，包括民间传说。司马迁的工作，是大胆设想，小心求证。
这一转眼，司马迁三十四岁了（公元前112年），跟随武帝各处巡游，长了不少见识。可能真是上天的安排，不是让武帝成神仙，而是让司马迁成为历史学家，记录华夏文明的进程。
次年，他奉命出使西南夷，安抚不大听话的西南诸国，沿途做笔记，收集官府保存的各种资料，在李冰治水的都江堰停留了好几天。行期近一年，为他写《西南夷列传》打下了基础。这一年里，汉武帝的封禅大典正式举行，十八万人，浩浩荡荡的队伍向泰山进发，道士靠前，儒生退后，比如公孙卿就比公孙弘气派多了。司马迁没能去，感到遗憾，职业的冲动使他对这件事十分看重。不过他父亲在队伍中，能目睹这一盛典。
可是封禅大队在陕西中部却发现了黄帝陵，武帝紧张了：不是说黄帝升天了吗？怎么会有坟墓呢？公孙卿解释说：黄帝当然是羽化登仙了，这儿只是衣冠冢。武帝转忧为喜，大手一挥，继续前进。
到洛阳，发生了一件事：太史令司马谈病倒了。儒生和道士共同开会，讨论封禅的细节，一辈子谨慎的司马谈，终于忍不住，谈了几句不同的意见，说这样搞封禅，并不符合古礼。他很快被告发，兴头上的武帝十分恼火，喝令他离开队伍。这对于一个史官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司马谈病倒洛阳。
司马迁赶来了，赶在父亲的弥留之际。
司马谈撒手西去，但他是闭上眼睛去的，他唯一的儿子司马迁，跪在床前哭着发誓，一定要继承他的遗志。古代的史官，子承父业是常事。司马迁小时候就确立了这一志向，二十岁出游，行程数万里，强化了这个意志。司马谈留下遗著《六经要旨》，和一大堆未经整理的史学笔记。
司马迁匆匆料理了父亲的丧事，快马加鞭追赶武帝。父亲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他必须看清封禅大典的所有细节。他赶到泰山，却被挡在山脚下，不许到泰山顶上去。所谓封禅，山顶祭天叫封，山脚祀地为禅。满山遍野十几万人，车驾旌旗无数，的确壮观。司马迁千方百计打听山顶上的情形，听说那情形并不妙，刚刚举行祭天大典，霍去病的儿子霍嬗就得了怪病，没过几天死掉了。汉武帝非常扫兴，也感到害怕，不敢按预定计划去东海看神仙，而是绕道向北，绕了一个大圈子。整个行程一万八千里，皇帝威风十足，就是没见到神仙。司马迁倒是获益匪浅，沿途考察了很多他所需要的东西。
此行的一大收获，是后来写成的《封禅书》，一万三千多字，在《史记》中几乎是篇幅最长的，而今人夏松凉先生的注释多达数万字。这篇文章记录了从虞舜到汉武帝，三千多年的时间里帝王们的祭祀活动，为后人研究古代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他的史笔，一向是言之有据，翔实而又生动，视野辽阔，语言极具个性色彩。
《封禅书》那么长，而讲述汉武帝的《孝武本纪》却那样短，涉及武帝平生功业，仅六十来个字，其他几页都选自《封禅书》。不知道司马迁是不是别有深意。《史记》一百三十篇，这一篇是最奇怪的。也许针对当朝皇帝，很多事都不好讲，包括皇帝的伟业在内。司马迁的风格，是方方面面都要讲，比如讲汉高祖刘邦。对汉武帝，既然不能按他一贯的风格讲，他就干脆不讲。其实，不讲也是一种讲，如同沉默常常是一种表达。司马迁写《史记》，五十二万字，如果把它比喻为一幅国画，那么它留白的地方是非常多的。所有的省略都是意味深长。这和他长期学习《春秋》有密切关系。所谓春秋笔法，一般人都懂。后代的学者们，对《孝武本纪》是否出自太史公之手争论不休。
两三年后，也就是封禅大游行结束后不久，三十八岁的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可以整天呆在皇家图书馆，读各类书籍，接触尘封的档案。武帝不重视史官的工作，反而给他留下了空间。不然的话，那些档案就加密存封了，向不同级别的官员有限开放，还要分出时间段。他伸手拂去那些尘埃，让历史得以清晰呈现，包括不少宫廷秘密，比如汉景帝的登基是靠运气，有些羞于见人的。写史不是揭秘，但也会披露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这些东西当中，有时会藏着被掩盖起来的历史真相。
一般历史学家，能够写下真相就难能可贵了，而司马迁道出真相之后还要评价，每篇文章的末尾都有“太史公曰”，立场很鲜明。认真读《史记》，会明白什么人才是大历史学家，知识的后面是勇气。所谓读史明智，只说出了一半，大历史学家是大智大勇。
当上太史令的几年间，他仍未娶亲，肉身都交给迷宫重重的精神探险了。人类的杰出人物，像他这样的也不少，康德、尼采都是独身一辈子，虽然后者闹过轰动一时的恋爱风波。精神过于集中，身体可能被遗忘。司马迁一头扎进图书馆，有时把熹微晨光都当成黄昏了。他又时常一副呆相，衣衫陈旧灰头土脸，相亲相不中也是可能的。总之，精神的触角愈是延伸，肉体的锋芒越发迟钝，不像有些人，比如中国的辜鸿铭、法国的萨特，两种东西齐头并进。司马迁攒钱也很困难，买书和考察都是自己掏钱。武帝给他一点俸禄，并未拨给他研究经费，为他组建写作班子。浩如烟海的史料，他一个人去对付，要钻进去更要打出来。他治史的方式是史无前例的，既是原创，又是开创。历史在他手上，是活生生的历史，千年宛如昨天的历史。他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谨慎而又大刀阔斧地筛选着，日日夜夜地思考着，他自知责任重大，一管毛笔千钧重。一个长期处于这种紧张状态的男人，忽视身体再正常不过了。只有到了身体遭切割、不复完整的那一天，他才转过身来对身体高度关注，可惜为时已晚。
年近不惑的司马迁和女人睡过觉吗？
这问题好像不够严肃，但是，很多人都想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报任安书》的激烈程度，以及他提到自己的几句话，会令人作这样的猜测。人们想到了却又不能说，为什么？
司马迁的笔下，可没有这类禁忌。当时独尊儒术，还没有尊到他的头上，他本人无疑是春秋以来百家争鸣的产物，不是统治术下的乖孩子。
这些学术问题，不应该是板块状的，它们迫切需要“思想的细心”。——这话是德国哲学大师海德格尔讲的，我读他已有若干年，几乎一直在想：海氏为何把历史性和历史学分开来谈？历史性是一切历史学的前提，文献史要变成问题史，而离开了这个前提的历史学形同故纸堆。海氏的学问纵贯古今，他给学生上课，旨在启发思索，他那无限丰富的知识，无不指向比知识更高的东西。孔子教弟子也是如此，重在传道。孔子甚至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司马迁为太史令刚好十年，真够辛苦的。他大约娶亲晚，四十几岁才有了一个女儿，后来嫁给杨姓男人。他本该和夫人再生几个孩子，让其中的某个男孩儿继承他的事业。他没做到，为此痛心疾首，深感侮辱先人。早知汉武帝要剥夺他的生育权，他无论如何要提前结婚，生下一堆男孩儿女孩儿。
这期间他已经开始写作，伟大的工程在狭小的寓所内有序展开，并且有点做地下工作的味道。有人曾经偷走了他的一些草稿，呈给汉武帝。武帝看了摇头，很不以为然。不过，皇帝对史官的轻视再度起了作用，他没有追问下去，没有派人去烧那些竹简，在他看来，《玉女经》和长生不老术要重要得多。
司马迁汲取教训，比以前更像一位地下工作者了。夜深人静孤灯之下，他瘦削的身形不时传来几声咳嗽，波澜壮阔的历史，以一手漂亮的汉隶从容书写。
6
李陵事件的始末是这样：
李陵打仗勇敢被提升为骑都尉，他身先士卒并且待人谦和，在军中声望很高。这两点，李陵酷似爷爷李广。司马迁和他交情一般，虽然怀念他爷爷，欣赏他的为人，但并未与他深交。司马迁交朋友很少，一是他忙，二是他穷。朝廷很多事，他默默看在眼里，回家写到书上。有个人叫李广利，和卫青一样与汉武帝有裙带关系，他妹妹生得天姿国色，这样的女人汉武帝是不会放过的，让她做妃子，称作李夫人。“南国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这首诗就是专门讲李夫人的，后世所谓倾城倾国貌，因她而起，可见她美到何等程度。她还有一个哥哥李延年，在宫中谱曲，弄乐器，称为伶人。李延年谱曲，司马相如这种文人填词，皇帝听了很喜欢。李延年也生得有模样，做伶人很有一套，时常向武帝抛去媚眼。以前和皇上“同起卧”的韩嫣，现在年纪大了，李延年正好补缺，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和皇上睡到一张床上。这样，兄妹二人轮番侍寝，双双受宠。不久，李广利也开始飞黄腾达了。兄妹三人权倾朝野，司马迁不禁联想到卫青、卫子夫和霍去病。史书有个常用词：外戚专权。封建王朝，这种现象不新鲜。卫青、霍去病能打匈奴，可是李广利呢？武帝绕着弯儿要让他立功，只因碍于刘邦定下的铁律：无大功者不得封侯。不会打仗的李广利带着几万军队到大宛国抢良马，被几千大宛人打得丢盔卸甲逃到敦煌，派人回长安报信。武帝再给他六万人，其中三万是精锐骑兵，外加辎重无数，还是去抢马。武帝下令从各地调集十八万军队，到酒泉作李广利的后卫，为舅子立功封侯，这皇帝花血本轻描淡写。他先封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因大宛国的良马集中在贰师城。这次李广利抢到马了，好马六十多匹，损兵折将五万人。武帝为他庆功，下令官员和伶人称颂他的丰功伟绩，封为“海西侯”，食邑八千户。
注视着这一切的司马迁仰天长叹。
而李陵感到羞辱：他爷爷李广身经七十余战也未能封侯。他拒绝做李广利的部下，得罪了这位贰师将军。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武帝派李广利带三万人出酒泉攻打匈奴右贤王，派李陵带五千人攻击匈奴大单于，牵制匈奴主力，确保贰师将军打胜。李陵行军三十天到达预定位置，画好地形图派部属陈步乐向武帝报告，武帝一看高兴了，封陈步乐为郎官。可是没过多久，前方传来坏消息：李陵的五千人被匈奴大军击败，李陵投降，剩下四百人逃回边境。武帝大怒，李陵的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被投入大牢，刚刚当上郎官的陈步乐畏罪自杀。
这次战役，李广利以强击弱，杀敌一万，自损两万。而李陵的五千人在草原深处和匈奴主力厮杀，迟迟不见援兵。匈奴单于以八万之众围攻五千人，十余天血战三次，抛下两万具尸体才击溃李陵。前方的战况陆续传回长安，百官交头接耳，同声谴责李陵。司马迁听了很不舒服，但他没说什么。武帝召集大臣议论这件事，板着面孔，“龙颜不悦”，大臣们争先恐后斥责李陵变节投降。汉代的文职官员分很多等，司马迁秩千石，品级不高。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这也挺好，能在朝议中听到很多他想听的东西。他一般不发言，因为轮不到他说话。他要说就回家说去，拿着毛笔，对着汗青。他叩问历史，把声音传给后世，实在没有必要跟眼前的这些官员面红耳赤争个高低。不过，他又是西北汉子，是性情中人，是飞将军的崇拜者，是李敢被暗杀的目击者，这就麻烦了，矛盾了。而矛盾一旦激化，就要惹出祸端。祸从口出，古今同理，1957年划右派，多少知识分子恨不得撕烂自己的嘴巴。司马迁持笏站在属于他的位置，双唇紧闭。耳边响起的，全是污言秽语，泼向李陵不说，还溅到飞将军李广的身上。司马迁的两只手抖上了，血在烧心在跳。意念集中到双唇：千万不能开口呀。可他忘了双腿——它们自作主张跨前一步走出去了，后来有个专用名词叫“出班”，表示“微臣”有话要讲。
太史令开口讲话，汉武帝冷眼瞅着他。这个司马迁，偷偷写历史，平时对歌功颂德也不感兴趣，他这张嘴要说些啥呢？
武帝皱眉头了，果然没出他所料，司马迁虽然由于亢奋而讲得结结巴巴，他还是听清楚了，司马迁大意是说：李陵以一支偏师血战强敌，连最后一支箭都射完了，在没有任何援军的情况下杀敌近两万，他投降有罪，但皇上能不能考虑将功折罪呢？
武帝眼中射出寒光了，而司马迁还在发感慨：当初李陵立下战功人人奉承，现在兵败了，奉承过他的人又惟恐唾之不及，这毁誉是不是来得太快了？
司马迁这么讲话，就不仅犯了龙颜，而且犯了众怒。马上有人反驳他，说他暗示海西侯李广利没去救援李陵，才导致战事失利。李广利，李延年，李夫人，不是武帝的大红人，就是武帝的心上人，三个人红透半边天了，百官趋之若鹜，这小小太史令司马迁，是吃了豹子胆还是犯了神经病？
汉武帝手一挥，将司马迁下狱。罪名是“沮贰师”，沮通诅，是攻击贰师将军李广利的意思。罪名不小，攻击武帝的爱将，不等于攻击武帝本人吗？按汉律当斩首。狱中他尝到了酷吏的厉害，以前只是听说，现在有了“亲身体验”，——“见狱吏则头抢地”，身心备受折磨。汉武帝手下的酷吏是出了名的，变尽花样罗织罪名，杀人如草芥。酷吏杀人成瘾，判案之迅速令人瞠目结舌，判一个杀一个。有个叫义纵的酷吏，竟在一天之内砍下四百多颗头。另一个酷吏抓紧时间在冬天杀犯人，因为按刘邦定下的规矩，入春停止行刑，这酷吏喟叹说：再给我一个月该有多好，我把那些家伙全杀光！司马迁写《酷吏列传》，写到后来用了四个字：“上以为能”——皇上认为这些酷吏很能干。
司马迁落到酷吏手中，被提审，拷打，惊吓。脑袋能否保住，是个大问题。变数也是有的，得看事态如何发展，而武帝本人向来喜怒无常。有一天，他忽然觉得李陵可能的确是奋勇杀敌，弹尽粮绝才做了俘虏，于是派公孙敖带一支人马到匈奴境内了解情况，有机会就抢回李陵。公孙敖却很快回长安，向武帝报告：李陵正忙着给匈奴人训练军队，训练的项目全是针对汉军战法。
“龙颜大怒”，灭李陵的父族、母族、妻族，数百口人被诛杀于市，其中大半是妇女儿童。著名酷吏张汤，精心安排步骤，先用小刀在死刑犯脸上刺字，然后逐一割掉鼻子，然后齐崭崭切下脚指头，然后行刑队高举棍子将鲜血淋漓的犯人活活打死，然后砍头挂在旗杆上，然后将尸身剁成肉酱。
可是事情搞错了，替匈奴人训练军队的人叫李绪，不是李陵。公孙敖是邀功心切，听了半截掉头就走。灭三族的消息传到塞外，李陵哭天抢地，将李绪一刀砍死，从此死心塌地投靠匈奴，娶单于的女儿重新繁育后代。
真相大白了，武帝心里也后悔，但嘴上不置一词。
封建统治者犯罪“有理”。该做的事还得做下去——
为李陵讲情的司马迁继续蹲大牢。
7
司马迁有了一个新罪名叫“诬罔罪”：无中生有地欺君罔上。判死刑，等着砍脑袋。那日子不好过，钢铁男儿以泪洗面。书没写完，有女儿缺男丁，这香火如何传下去？两桩心事未了，死不瞑目。然而绝处逢生，武帝不知为什么事情又高兴了，大赦天下。死刑犯个个狂喜，包括司马迁。可是，宣旨的人紧接着宣布附加条件：花钱才能买得完躯出狱，数目是五十万钱。凑不足这个数的，割“势”保性命。这就是所谓宫刑，也叫腐刑，女人闭阴，男人割势。古汉语中，人和动物的睾丸叫势。
五十万钱对司马迁等于天文数字。家人为他奔走，到处敲门借钱，碰钉子看冷脸。他本来朋友就少，有些亲朋还躲开了。这倒不全怪人情如纸，亲朋怕株连，李陵遭灭族的惨剧还历历在目。司马迁因李陵下狱，万一武帝翻脸，他们为司马迁凑钱要受追究的。
司马迁受宫刑，七尺男儿失掉睾丸。为《史记》，他选择了活下去。他把人生分为十个等级，第一有不辱祖先的光荣，第十接受宫刑辱尽列祖列宗，第九才是砍断四肢后死去。行刑的地方叫“蚕室”，取养蚕的暖室之意，因受宫刑者畏风寒。刽子手亮出尖刀和猥亵的笑容了，司马迁那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喊出百代伟人的奇耻大辱。
司马迁出狱倒升官了，武帝把这个有才华的人安排在身边，封他为中书令，相当于贴身秘书。羡慕他的人不少，包括他的朋友任安。他有资格出入宫禁，靠近天子，在姹紫嫣红的女人们中间走动。武帝用他的笔墨功夫，毫不担心他作为男人的功夫，因为那已经不存在，去掉了，手术干净利落。历代太监都有手术不够彻底的，他们在宫中和女人厮混，像赵高，还在民间留下了私生子：宫女怀孕跑出去了。武帝对司马迁很放心，呼来唤去的，包括在龙床上唤他，阳具还在妃子体内。司马迁从来就鄙视太监，但他现在连太监都不如。他有男人的自尊，自尊生耻辱，而太监没有耻辱。《报任安书》用了一个词：狂惑。——内心的痛苦与矛盾足以令人疯狂。
我以前读鲁迅有个印象：文字的巨大张力源于高强度的挤压，犹如地下的化石能源。情绪、处境、思想，使杰出的语言在挤压中成形。司马迁的文字滚烫，冷却后再入火，再受压。长时间的狂惑，五内俱焚，使他的文字像钻石般坚硬而漂亮。
《报任安书》中，他描绘受刑后的处境与心境：“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他上班尽量显得恭敬，对皇帝和他的女人们赔笑脸。“大势已去”的人通常都是这样的，一切都很正常。下班他闭门写书。拒绝所有的交游和应酬。
司马迁大约四十二岁开始写《史记》。现在他年近半百，写了七八年了。也许他以前的文章比较平和，自从受了宫刑，文风为之一变，充满了战斗性。
战斗性来自屈辱感，来自郁积在心中的许多事。
然而《史记》绝不是个人化的写作，司马迁长期的学养和历练使他能够站得更高，既有战斗性，又有公正性；既有鲜明的立场，又有冷静而客观的描述。他的一些篇章，不乏所谓“零度写作”的要素。但冰点本身就是沸点，像鲁迅所谓“火的冰”，表面不动声色，底下岩浆奔腾。
读《史记》，这是一个要领。
修养不高的作家，会囿于他的个人生活体验。等而下之的人，讲隐私还嫌不够，还要讲他的绝对隐私，还要把裸照发到互联网，还要出版动态的人体光碟……接下来就是交配图？
修养不是别的，修养就是把握分寸。而所谓分寸，是在不断超越的过程中得以显现的。不是说追名逐利一概不好，而是说：趁社会转型期的某些混乱，摩拳擦掌一味乱来，势必丧失祖先留给我们的生存的高度与广度，打着进步的旗号向动物看齐。
《史记》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是方方面面的。它是史学和文学巨著，又是古典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它书写西汉以前的时光，却远远越过了今天，直指我们可能拥有的未来。
萨弗兰斯基曾形容海德格尔说：海氏回到古希腊思想，是为了赢得一段助跑，以跃入当下。
这话讲得多好。
我们有能力回到司马迁吗？
读《史记》并不难，今人有详细的注释。我当年初读《史记》时，就诧异两千多年前的《史记》，其文笔竟如此简练生动。尤其是七十篇“列传”和部分“本纪”，各种各样的传主，也即传记所瞄准的主人公，无不鲜活，读来真是酣畅淋漓。甚至可以这样说：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中国人，如果不读司马迁，不读其人其书，那真的是令人遗憾。
在欧洲，普通人都熟悉他们的历史文化。
我们接着拜读司马迁的身世。
大约又是一个十年，他过着太监般平静的日子，胸中波涛汹涌，下笔惊天地泣鬼神。为了说出历史真相，他把自己伪装起来了。武帝不再过问他在家里干些什么。这皇帝晚年遭遇内乱，一向温和的戾太子兴兵造反，父子交兵，在长安城内血战五天五夜。事情也牵涉到司马迁的好友任安。
戾太子是皇后卫子夫生的，一直受到武帝器重。可是武帝有了新宠钩弋夫人，不仅皇后失宠，戾太子也风雨飘摇。钩弋夫人怀胎长达十四个月，生子取名弗陵，她居住的宫殿被武帝封为“尧母门”，这就有些意味深长：武帝是将弗陵比作尧帝吗？百官开始动脑筋，一些人疏远戾太子，一些人诽谤戾太子，纷纷转向，称颂尧母门。武帝也不作解释，晚年越发莫测高深。封建社会极权顶端的人物常常是这样的，他也必须这样。
有个小人叫江充，让历史稍稍偏离了方向。他和戾太子向来不和，现在，机会来了。
武帝信方士，宫中女巫多。众多妃子以皇帝为榜样，动不动就找女巫，保佑自己得宠，诅咒对手倒霉。女人和女人之间的战争，武器是埋在地下的木偶。木偶上写着某人的名字，女巫施法诅咒，那人就要生怪病。失宠的女人竟然诅咒皇上了，事发后，武帝一怒之下杀了内宫几百人，但从此疑神疑鬼，觉得天空中布满要追杀他的木头人。他移驾甘泉宫，命令他的心腹江充在京城内外展开调查，一帮酷吏协助。谁家挖出了木头人，满门抄斩，数月之内砍头好几万。可见巫蛊之风从宫中吹到了民间。汉武帝泡温泉养龙体，闻不到血腥味儿的。江充向戾太子下手了，东宫悄悄埋下大批木偶，又挖出来报告皇上。同时，动用一切手段阻止戾太子前往甘泉宫。
戾太子这时犯了一个错误：假传圣旨，发兵捕杀江充。武帝认为他谋反，下令丞相派兵攻击。戾太子失去退路，不反也要反了，双方在长安城杀得昏天黑地，大街小巷全是血。
司马迁房门紧闭。外面杀了五天五夜，他渐渐在喊杀声中沉静下来，写他的书。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个波兰科学家也是如此，德国人打到家门口了，他照样做他的研究。
任安手上有一支军队，他老练，按兵不动。戾太子的命令他拒绝服从。他为了保全自己而坚守中立，但世间事往往有变数，有个词叫料事如神，它的基础却是世事难料。血战的结果是太子兵败，和他母后卫子夫一同自杀。而武帝事后得知真相，把捕杀太子的人全都杀了，包括丞相在内，估计那数字也不小。任安不救戾太子，被投入死牢。
狱中他写信，向“身居要职”的中书令司马迁求救。
司马迁过了很长时间才回信。
这不像他做人的一贯风格。当初他为素无交往的李陵挺身而出，现在为好朋友却缄口不言。惹祸惹怕了？有可能。但他考虑更多的是手头的这本书，他半辈子的心血都在里面，而且，他十分清楚它的价值。《太史公自序》中，他把自己同修订《春秋》的孔子相提并论。和它系于大中华的分量相比，个体生命微不足道。何况他是“刑余之人”，不男不女的，还要侍奉下令阉割他的汉武帝。他提笔写下《报任安书》，吐露衷肠。这篇长达三千多字的文章，字里行间全是耻辱和愤怒。身体被阉割的男人，精神异乎寻常地不屈不挠。《史记》的战斗性从何而来？从司马迁的残躯而来。“刑余之人”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了，朋友的性命，皇权的高压，都不能令他停笔，或写下受权力阉割的文字。按正统标准衡量，《史记》是不合格的，因为他居然把各色人等都写进历史了，公然以民间的价值观挑战皇权。明君与昏君，贤臣与乱臣，循吏与酷吏，君子与小人……他建立了一整套价值体系和是非标准，并且注入了后代史家避之惟恐不及的情绪色彩。他也不为尊者讳，帝王将相，好的坏的全写。皇帝不高兴，让他不高兴好了，不管是活着的皇帝还是死去的皇帝。
在那个年代，从修养和历练各方面看，除了司马迁，没人能够担当书写历史的重任。天降大任于斯人，苦其志，割其势，肉体的残缺赢得精神的健全。
幸亏有了司马迁。他传给我们的文脉，流淌着鲜血。文脉就是血脉。
由此观之，他拒绝任安的请求，不为好朋友两肋插刀，非不义也。
任安在狱中呆了几个月，侥幸逃脱死罪。几年后，还是因为不救戾太子的旧罪，被武帝杀掉了。
第二年，写完《史记》的司马迁，自己却在历史中消失了。这一年他五十六岁，是公元前90年。五十六岁以后，史籍上不再有他的任何记载。他的死成了一个谜，各种猜测都有。有人说他写的书被人呈送汉武帝，丢了性命。有人说他连人带书消失在名山大川。
为我们拨开历史迷雾的人，他自己却隐入迷雾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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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涉及汉以前三千年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本纪”记帝王事。“表”记载历代世系、列国关系与官职更迭。“书”记载典章制度；也讲天文水利、经济文化等，类似后来的科学专史。“世家”写各时期的王子诸侯。“列传”最丰富，写谋士、将相、侠客、刺客、巫师、商贾、文人、佞幸等，所占篇幅为全书之首。
《史记》的体例，为历代正史所沿用。
这五个部分当中，列传，世家，本纪，基本上都是优秀的传记文学。当时史学和文学尚未划出明确的界线，二者融合的典范，就是司马迁这部《史记》。把历史写成传记文学，后来的史家大都不敢这么做，不敢带入个人情感，一味的冷静描述，貌似客观，实则替封建统治者说话。班固继承他的父亲班彪，写断代史《汉书》，其正统面目就露出来了，他还讥讽司马迁不善于明哲保身。而《汉书》中的好东西，包括体例在内，几乎全是学《史记》。战斗性、民间性和个人性，《史记》开了先河，后来却变成小溪细流，渐渐干涸。二十四史，《史记》所显示的姿态是孤傲的，它所达到的高度和广度，后人难以企及。鲁迅对它的评价最为精辟：“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楚怀王放逐屈原，屈原写下这首长诗；汉武帝阉割司马迁，司马迁写成五十二万言的《史记》。
身体被阉割，精神反而变得强壮，透出强烈而又罕见的自由气息。自由这种东西，自西汉以后，虽时有反弹，但总的趋势是变弱，变得面目模糊——封建统治者把它抢走了，偷走了。在中国，没有一个皇帝不是取走自由的强盗和小偷。抢和偷，双管齐下。
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自由精神是否被统治者所阉割，是我们今天衡量古代文人的第一标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司马迁视为历代杰出文人的先驱。
司马迁那个年代，有些文人过得很舒服，典型的例子是司马相如，勾引女人本事大，歌功颂德的本事更大，写了不少辞赋，华丽而空洞。后来的枚皋、扬雄等辈，和司马相如差不多。当然，他们在生活中有好的一面，比如相如出使西南很成功，比如扬雄为人为官不错。但是作为文人，他们是精神的残缺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被阉割者，没有立场，不为老百姓讲话，一门心思往上爬，唯恐主子不高兴。这类文人的作品也往往缺乏美感。原因很简单：美感永远源自真情实感。“汉赋”标志着汉代文学，真是汉代的不幸，依我看，汉赋无疑是历代文学中最糟糕的。幸亏有个司马迁写下《史记》，单手托起史学与文学两座高峰。
读《史记》，印象最深的，是它的简练与生动。司马迁用字就像拍电报，字字精当。字写在竹简上，啰嗦可不行，那要多砍多少竹子？早期汉语的书写方式决定了它的风格。汉赋堆砌辞藻，毕竟字数有限。《史记》五十二万字，如果用现代汉语来写，恐怕有五百万字。司马迁在单字上下工夫，往往一字多义。名词、形容词作动词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司马迁的能耐在于：他还写得明白晓畅。他在书中经常采用“互见法”，比如讲项羽，有些事要放到刘邦或韩信的传记里去，而且不是随随便便，是含有深意的。再如讲秦始皇迷神仙，则暗示汉武帝想登天。他对汉武帝的批评，表现在人物的选择上，好官都在其他朝代，而鱼肉百姓的酷吏则集中于当朝。——单凭这一项，武帝要弄死他就不愁罪名了。他把没做过皇帝的项羽列入“本纪”，把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列入“世家”，并且加以赞赏，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也难怪受正统思想毒害的学者，称《史记》为“谤书”、“秽史”。——司马迁居然把同性恋都写进去了。
司马迁对口语的运用也是非常出色的，他人在宫廷，笔下并无一点宫廷气，洋洋几十万言，没有一句像皇帝秘书的口吻。中国人似乎张力有限，容易被他的社会角色所霸占。司马迁显然是个例外，他能把上班与下班截然分开，他有两张脸，表面的模糊，里边的清晰。作为旷世大学者，他一直心向民间，他的民间立场一点都不勉强，不像眼下的某些经济学家跟风神速。他曾是黄土高坡的放牛娃，漫山遍野奔跑。所谓文章力透纸背，一定是源自真切感受。司马迁不缺这个，他反而是真情太多，必须加以压缩，有时还要伪装，以春秋笔法，以微言大义的方式讲出来。他一生都在读书，行路，行了十万里路。他对后世文人的修炼树立了楷模。前面提过，中国文人的一大特色是漫游。李白漫游天下，学的就是司马迁。游历、学历，经历，三者合一。也有不游或游得少的，比如伟大的曹雪芹，曹雪芹走的是漫长而又曲折的精神之旅。西方大作家，像卡夫卡、福克纳，他们盯着小块地方写出了大作品。
司马迁是写人的高手，寥寥数语，人物就活灵活现。大处把握和细节铺陈，他都做得很到位。后世文人，不单写散文的推崇他，连明清小说都在他身上汲取营养。《古文观止》选他的文章，数量超过苏东坡和欧阳修。他是模糊文本的先驱，用小说和戏剧手法写项羽，写刘邦，真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写“鸿门宴”的紧张气氛，本身就像戏剧，不同的人物扮演着属于自己的角色：项庄、项伯、范增、张良……司马迁还专程做过实地考察，将每个人的座位都弄得清清楚楚。针对这种严谨，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赞叹说：“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有太史公序之如指掌……盖自古史书兵事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自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所能几也。”
中国历代大文豪，几乎无不推崇司马迁，所谓道德文章，人品与文品，司马迁都足以垂范后世。他笔下那些分布在各种行业里的人物，由于其鲜活，所以可亲近，可景仰，可叹息，可鄙视，可憎恨。这些历史人物，也影响了中国人的人格及性格走向。比如春秋战国的层出不穷的豪杰们，被历代所演绎，化为戏剧和小说，在民间广为流传。最近，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教授撰文说：“我的心在先秦。”这话饶有意味。对先秦的记录与阐述，没人超过司马迁。先秦是个大时代，已成学者共识。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演绎了一部断代史，而《史记》真实描述了三千年的通史，二者都是中华文明的宝贵的资源库，但后者显然更珍贵。司马迁笔下的历史，是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他对生活世界的全方位考察，将历史学提升到历史性的高度。可以说，他以一人之伟力，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精神资源。
汉武帝阉割他的身体，反而催生了这种伟力，这是上天的安排吗？
历代封建统治者，养肥了多少御用文人，却阉割了他们的灵魂，把他们变成锦衣玉食的行尸走肉。本文瞄准司马迁，事实上也同时瞄准了相反类型的文人。如同司马迁写伟人，小人已经活跃于其间了。小人乃是伟人的残缺样式，反之亦然。
关于《史记》，历代集注、阐释和评论如汗牛充栋。我手头的这本，是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史记今注》，它借鉴了前人的成果，释文也很清晰。顺便提一句，我个人并不是搞《史记》研究的，读的东西有限，但我景仰司马迁却是由来已久。
《史记》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所以它才真，不是板着面孔、仅仅代表某些阶层讲历史。文学艺术家，天生与它亲近。人类文化的巨著，无论哲学、史学还是文学，无一例外地是个体劳动的硕果。《史记》是伟大的，却不是封闭的，司马迁自己讲：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犹如伟大的哲学思想，它一定是开放的，可以讨论的。我个人并不完全赞同司马迁的某些倾向性，比如他对项羽的态度。我倒是觉得，项羽就是匹夫之勇，短见，狭隘，吝啬，残忍，动不动就屠城，泄私愤火烧阿房三百里，不耐烦坑杀降卒二十万。幸亏刘邦打赢了他，逼他自刎乌江，不然的话，他多半是他曾经发誓要取而代之的暴君秦始皇。
而与项羽相比，刘邦的毛病几乎全是小毛病。多谢司马子长（司马迁字子长）记录详细，让我们得以从不同的角度掂量历史。
另外，司马迁对游侠有偏爱。荆轲刺秦王是大义凛然，而郭解这种大侠，义字却是表面文章，骨子里推敲不得。他善于做秀，借一件事情在江湖上扬名立万：他姐姐受人欺负，希望他出面为她撑腰、摆平，他却当众批评她，不理她，给人留下公正的印象。然而得罪他的人，大多数要死掉；结交他的人又多是豪强……
还有其他例子，不用讲了。
每个人读《史记》，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这恰好证明司马迁的博大雄浑。伟人从来就不是完人。
品读司马迁，意味着无穷无尽的生发。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担任联邦德国驻华大使的魏克德先生，曾写下广播剧《汉武帝与太史公》。魏克德是名作家，活跃于欧洲外交界和文学界。他写司马迁，立意奇特，让史官和皇帝当面争论历史的真相问题，各执一端，互不相让。汉武帝刘彻，不能让他手下的史官按他的意图写历史，恼羞成怒。刘彻不杀司马迁，却变尽法子折磨这倔犟汉子，霸占他美貌的妻子，阉割他传宗接代的下体。但是这个司马迁，头可断血可流，写《史记》的原则决不丢。不可一世的汉武帝，终于拿一个文弱书生没办法……魏克德先生以戏剧冲突的方式，将皇帝与史官的矛盾推向极致。而他从中得出的精辟结论，却是中国人的老生常谈：
讲真话要付出血的代价。
2006年10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