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弟的不服气，是曾国藩预料中的事。他不跟弟弟争辩，只是淡淡一笑，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下去：“长毛的失败，乃至灭亡，主要的原因在他们自己身上。道光末年，从两广到两湖到两江，南方吏治甚为腐败，再加之灾情严重，民不聊生，洪、杨乘机以有田同耕、有饭同吃的口号蛊惑人心，聚众造反。那时地方官员颟顸昏聩，文不能守，武不能战，遂使洪、杨坐大，窃据江宁，公然另立伪朝。盘踞江宁后，洪、杨本性大暴露，所作所为与造反之初大不一样，于是人心丧失。到了咸丰六年的内讧，更加证明他们是一群争权夺利、残忍刻毒的强盗，当时有识之士已看到了他们的败灭定局。后来依靠诸如陈玉成、李秀成等枭悍之徒的垂死支撑，才又苟延了七八年。湘军是趁着这些空子才侥幸成功的。倘若那时不是你我兄弟筹建湘军，而由少荃兄弟早建淮军，甚或是鲍超建川军，朱洪章建黔军，沈葆桢建闽军，都有可能取湘军之功而代之。换一个侧面说，假若我们的对手洪、杨有中人之资，不急于在江宁建都称王，而是率叛卒直攻京师，那样也不容许有我湘军存在的一天。沅甫，你想想看，你的一等伯，我的一等侯，不都是靠运气好而捡来的吗？”
大哥的这番话有道理，但说侯伯之爵都是捡来的，未免贬己太甚。围安庆一年多，围金陵两年多的曾铁桶，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个观点。倘若这个话不是出自大哥之口，而是由其他人说出，他甚至会愤怒得一刀宰了此人。他凝神望着大哥，只见大哥脸色灰白，全身上下几无一丝活气，心想：大哥常说他胆气薄弱，是否他现在真的精神已尽，阳刚之气全无了呢？要不，何以如此压抑自己？曾国荃听家里人说，父亲临死前那半年，胆小得连小孩子都不如，在普通的作田人面前都谦让不已。人们都说老太爷的阳气不多了，活不长了。想到这里，曾国荃不觉对大哥生发出一股怜悯之情来。他不愤怒了，反而笑道：“大哥说得也太过分了，五等爵位还有捡的？这么多人想，别人怎么捡不到？难道运气都在我们头上，别人就没有运气？”
“你信不信，我不勉强，总之我是相信的。”曾国藩再次端起茶杯来喝了两口水，右手又捋起长须来，“我给你讲几件事，你看是不是运气。咸丰四年出兵之初，我在靖港大败，长沙官场尽是白眼，我自己也对前景失望，没想到塔、罗在湘潭十战十胜，不仅抵消了我的失败之过，还赢得了湘军的彻底翻身。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咸丰五年在江西，石达开把我舢板全部引进鄱阳湖，然后全力围攻我水师，逼得我跳长江自杀，虽被救不死，但全军已溃败，正在垂手待擒之际，鲍春霆却突然率打粮之军归来，冲乱了长毛的阵脚，使我死里逃生。第三个例子，咸丰六年从樟树镇败回南昌，石达开将南昌城团团包围，炮声火光昼夜不息，南昌指日即破。做梦也没想到，长毛竟然在一夜之间撤走得干干净净。第四个例子，咸丰十年在祁门，李秀成率数万大军已杀到我的眼皮底下。祁门总共不到三千人，幕僚们几乎逃光，连李少荃都吓走了。我已写了遗嘱，枕剑而卧，随时准备自尽。结果又是让鲍春霆冲进祁门大山来救了。而可怪的是，李秀成居然不再进攻，率部西去了。倘若他不走，继续打下去，霆军很可能也挡不住。沅甫，你看看，我之能有今天，到底是靠我的本事呢？还是靠运气呢？周荇农、潘伯寅客气，称赞我是大经济从大学问中来，还说慈禧太后有次对身边的大臣说，曾某人乱极时沉得住气，全是靠的理学功夫。我给荇农、伯寅写信说，我是不信书，信运气，而且要公之言，告万世。”
说完“嘿嘿”笑了两声。曾国荃听得有味儿，也笑了起来。
“沅甫，所以我先前对你说过，你本事虽大，但不能居全功，要让一半与天。这‘天’就是指的运气。这样看，这样想，就可以免去许多烦恼，少生许多闷气，这不仅是处世之道，也是养生之方。”
说到这里，曾国荃才第一次点了点头。
“现在来谈谈李臣章与瞿荣光结合一股的事。沅甫，你是怎样看的呢？”曾国藩问九弟。
“我看这也没有什么。”曾国荃想了想，说，“这也是一种谋生手段。至于瞿荣光，过去当过长毛，现在不是的了，也不必算老账。”
“沅甫，你把这事看得太简单太肤浅了。”曾国藩紧锁双眉，看着自己这个爵高秩隆的九弟，心中为他的见识浅薄而深深担忧，“胜利者的湘军和失败者的长毛结拜兄弟，共同谋事，在失败者的眼里，胜利者究竟还有几多分量？在胜利者看来，失败者又有几成罪孽？猛虎山这两支人马的组合，岂不意味着把湘军和长毛扯成了一条平线？”
前吉字营统帅压根儿没有做过这样的深思，一时间，他简直不能分辨大哥的联想究竟是精辟的见解，还是无稽之谈。他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这是其一，要害还不在这里，要害在于这实际上已经泯灭了大是大非的界线。我们湘军是保君父、卫孔孟的王师，行的是救国救民的光明正大的事业，而长毛干的是伤天害理、倒行逆施的勾当。这中间是非善恶泾渭分明。我们与长毛势不两立，不共戴天，怎么能够称兄道弟、平起平坐呢？唉，这班子糊涂虫！”
曾国荃听了这话，脸不觉红了起来。
“李臣章这班家伙，敢公然藐视太后、皇上，心怀不臣之心，一有风吹草动，就会重做长毛的事。湘勇战死的不算，活着的至少有二十万之多，十成中只要有一成李臣章这样的人，就有可能使天下大乱。而现在滞留安徽、江西、湖北不回原籍的湘勇还不只二万，且大部分都被哥老会所拉拢，成帮成派的，他们胆子大，手里有枪，这些人实际上就是埋在长江两岸引火待发的炸药！沅甫，你看到这一点了吗？”
“有这样严重吗？大哥，你过虑了。”曾国荃不同意大哥对李臣章这批人的苛责，“他们说到底，只是一班兵油子而已，轻松饭吃惯了，不愿再做风吹雨打日头晒的农夫罢了。再说，大乱方平，你我兄弟，还有雪琴、季高、少荃都还在，谁还敢再冒天下之大不韪，重蹈长毛覆辙？”
“你说得有道理。”曾国藩轻轻颔首，“我们兄弟在，雪琴、季高、少荃等人在，有异志者不能不存戒备之心，眼见得到的这十年八年或许不会有大乱。季高精力虽过人，也已年过花甲，雪琴五十多了，你和少荃也都到五十边上了，而散布在大江南北的湘勇中许多人还只有李臣章那样的年纪，难保十年二十年，老成凋谢后他们不会目中无人。当然，倘若朝廷力量强大，也能镇住四方，但现在恰恰是女主临朝，皇上孱弱。”
这里是警戒森严的江督衙门的后院，且时已深夜，绝无人迹，出于多年谨慎过度的习性，曾国藩在说到太后、皇上时，仍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恭王被疑，中枢无干练之才，而十八省督抚中，凭军功起家者已过其半，他们手中至今仍掌握着属于自己的军队。我朝开基两百多年来，外重内轻之局面无有甚于今日，且洋人虎视眈眈，仗势欺凌。沅甫，你三十岁前便读完了二十四史，你仔细想想看，今日天下局势，与历代末世有何区别？我这两年来常常想，下次再乱，必定是湘军余孽起骨干作用，即或是本人老了，不上战场了，也会是他们在幕后操纵。所以我说，我们兄弟究竟是国家的功臣，还是朝廷的罪魁，现在尚不能定，甚至我死之后，盖棺亦不能定案。”说罢，曾国藩重重地叹了一口长气，又沉痛地说，“沅甫，你平素可能很少从这个方面想过吧！”
“大哥，即使如你所预测的，天下大乱，湘军有些人参与了反对朝廷的活动，但那也不是我们的责任，你何苦要这样自己给自己找烦恼呢？”曾国荃对大哥的用心还是不能理解。
“沅甫。”见九弟一直没有转过弯来，曾国藩正色道，“我何尝不知，天底下任多伟大的祖先都有不肖子孙，任多严密纪律的集团中都有不法之徒，湘军中混有朝廷的叛逆、社会的渣滓，自然难免，且你我兄弟以及死去的胡、塔、罗、李等人，对皇上的耿耿忠心可昭日月、可泣鬼神。但湘军中只要有一人叛逆，湘军就会蒙上一粒灰尘，若今后有成千上万人走上与朝廷对抗的道路，将会给湘军抹上一块多大的黑泥？江宁打下后，不上交一两银子，且纵火焚毁伪天王宫，这几年对此事的公开指责虽已平息，人们的腹诽岂可消除！我朝无论八旗兵还是绿营，从来都是世业制，没有出现过半年之间裁撤十多万军队的先例。且撤勇之时，欠巨额之饷，积无穷之弊，通通没有解决，潜伏了大量隐患。这些都是我们募勇之初所不可能想到的。倘若今后没有更大的乱子出来，朝廷和后人或不至于苛责；倘若湘军中的败类有朝一日举起反叛的旗帜，这些老账新账便会一齐算，史册上就会说曾某人建湘军是做了一件大坏事，连你曾沅甫打金陵，后人也会说你不是为了朝廷，而是冲着小天堂的金银如海、财货如山来的！”
“让他们说去吧，我不在乎。”曾国荃嘀嘀咕咕地嘟囔。
“这不是在乎不在乎的事。”曾国藩阴郁地说，“这是件可悲的事。而更可悲的，是我现在已清清楚楚看出了它今后的结局，但无力扭转。前人说无可奈何花落去，明知花要落去，却不可能将春天挽留住，人世间真正的最大悲哀，莫过于此！”
曾国藩一时觉得五内隐痛、神志纷乱，他不得不停止说话。曾国荃脸色黯然，低首不语。督署书房死一般沉寂。
过一会儿，曾国藩略觉心里平息一点儿，又坚持说下去：“我是活不久的人了，这次请你到江宁来，首先就是要提醒你，不要总以江山社稷大功臣自居。其次，世道乖乱，局势不稳，你最好的选择就是长保今日的处境，住在荷叶塘，当你的财主庄东，不要再出来做官。大哥我早在打下金陵时就想急流勇退，只是那时要让你先回去，不能两兄弟同时开缺，故而留了下来。后来捻战失利，名望大损，我三辞江督而不允，孰料又遇天津教案，致使一生清名扫地以尽。庄子说长寿多辱，确是实话。我若在金陵打下时就死去，哪有后来被人骂做汉奸卖国贼的耻辱。你也差不多。这几年做鄂抚，捻战无功，又与官秀峰不睦，上下左右都有闲言碎语，处境也不顺利。我有时想，天降我们兄弟，就是为了对付长毛。长毛一平，我辈职责已尽，就都要解甲归田。老子说‘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又说‘功遂身退天之道’，实在是很深刻很明哲的话，可惜当年还见不到这一层，自取侮辱。故大哥我死后，不希望你复出做官，只望你和澄侯一起守住父母之坟，保住曾氏家族的平安无事，就万幸了。”
曾国荃想，大哥这番话尽管说得悲观哀痛，但的确是实情，兄弟二人自大功告成之后，日子过得都不顺心。过去当统帅，冲锋陷阵，攻城略地，痛快极了，做起疆吏来，却处处掣肘、事事不顺，连指挥打仗的看家本领都不灵了。莫非真如大哥所揭示的：曾氏兄弟是为平长毛而生的？
“唔，唔。”曾国荃轻轻地哼着，点了几下头，表示记下了哥哥的话。
“沅甫，我这里有一首诗，你看看。”曾国藩抽出屉子，从一个大信套里拿出一张精美的梅花水印笺来，递给九弟。
曾国荃接过一看，水印笺上是一首七律。他轻轻念道：“祇将茶蕣代云觥，竹无尘水槛清。金紫满身皆外物，文章千古亦虚名。因逢淑景开佳宴，自趁新年贺太平。猛拍阑干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
“你看看，这首诗像是什么人作的？”
曾国荃握纸沉思好半晌，才慢慢地说：“‘金紫满身’，看来是个大官，‘文章千古’，又是一个擅长诗文的人。只是最后两句不好理解。‘一场春梦’，这是说的什么呢？难道说诗人对自己过去的作为有所悔恨吗？”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这是一个身居高位而心怀郁结的人写的。”曾国藩凝视着水印笺，右手无力地在胡须上抚弄了两下。
“他是谁，我想不出来。”曾国荃疑惑地望着大哥。
“恭王。”曾国藩淡淡地说。
“恭王？”曾国荃惊讶地重复一遍。
“这是昨天荇农给我寄来的。这首诗的要害就在最后两句：‘猛拍阑干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什么是恭王心中的春梦呢？”曾国藩问九弟，九弟直摇头。
“我看极有可能是指的十一年前的那桩事。”曾国藩自己做了回答。
“大哥是说恭王协助太后除掉肃顺的事？”曾国荃盯着大哥，心里有点儿紧张起来。
曾国藩点了点头。
“这么说来，恭王与太后隔阂甚深？”曾国荃说。
曾国藩仍未作声，只是又略微点了一下头。
“恭王与太后之间为何有这样深的隔阂呢？看来当年一罢一复的事，彼此的成见至今还未消除。”曾国荃喃喃自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