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还有一件事，卑职心里想了很久，因为兹事体大，一直不敢轻易提出。”容闳神色庄重，看来是要谈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
“你说吧，我替你谋划谋划。”曾国藩鼓励他。
“刚才老中堂提的开办学校，培养人才，的确是大清王朝中兴自强的百年大计。这是一个方面，即在国内造就人才。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派人去国外，向洋人学习。”
“纯甫，你这个想法很好，很有价值。”曾国藩的左目射出多年来少见的灼灼神采，“很久前，我便有这个想法，只是这些年来先是忙于打长毛、打捻子，后来又是办教案、办马案，就没有再提这件事了。”
“是的。卑职记得十年前在安庆初次谒见老中堂时，您就说过这个话，卑职一直记在心里。只是看到老中堂实在是忙得分不过身来，且又再未提起这事，恐怕老中堂又有别的想法，所以这些年不敢提。”
“你估计我会有些什么别的想法呢？”曾国藩笑着问，他对容闳这句话很有兴趣。
“因为我自己有顾虑，也就怕老中堂有顾虑。”容闳坦率地说，“历史上只有四夷遣使来华寻师请教，不见中国派人出去求学问道。如果提出派人出国拜洋人为师，很可能便会有人以华夷有别，尊华攘夷等大道理来斥责，结果事情没办成，反倒招来恶名。卑职想老中堂后来之所以没有再提，是不是也出自于这个顾虑。”
“你这个想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曾国藩严肃地说，“同治六年，恭王奏请在同文馆里增设天文算学馆，聘请洋人执教，倭艮峰就坚决反对，责问恭王何必师事夷人。后来又有人因天旱上奏撤同文馆，以弭天变而顺人心。请洋人当教师都不同意，何况派人出国留学！顾虑有人反对，自然是一个原因，但也不是主要的，还有别的一些原因。”
曾国藩说着，端起茶碗轻轻地抿了一口，又说，“其实，我看那些人都是枉读了圣人书。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又说入太庙每事问。圣人虚心求教，原不以对方的身份地位为转移。洋人也是人，他有长处，我们就要学习；学到手后再超过他，制伏他。魏默深‘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话说得很深刻，我在咸丰十年就对皇上说过要师夷智以造炮制船。”
“既然老中堂没有这个顾虑，卑职想派人出国，现在是时候了。派人出去，最好是派幼童。”
“派幼童？”曾国藩放下手中的茶碗，前倾着身子问，“你讲讲，为什么要派幼童？”
“卑职这个想法，是从我自己的切身经历体会出来的。”容闳说，黝黑的脸庞上光彩照人。“派幼童出国，卑职以为有这样几点好处。第一，人在小时最易学语言。我的英文流利，就得力于我七八岁时就跟着英国人学话，我到江宁也有六七年了，却一句本地话都未学会。第二，在外国学习，与在国内学习大不相同。国内学的总是第二手的知识，在国外则可以系统地接受他们一整套关于天文、历算、理化方面的教育，潜移默化，就能得其学问之精髓。第三，这批幼童在国外日久，眼界大开，并有可能接触到他们造炮制船的各种现场，能看到他们所造出的最先进的船炮。那样，我们就有可能迎头赶上，而不至于年复一年地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第四，我对科尔、史蒂文生，甚至对傅兰雅先生都始终抱有戒备心。我怀疑他们不会把最优秀的技术、最先进的器械介绍给我们。好比说，现在西方都在大量造黎竞新枪和必利新枪，而他们一直封锁，瑞生洋行也不帮我们买。这个消息还是过去的友人来函告诉我的。老中堂，古人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洋人，尤其是对机器局的洋人固然要友好，但也不能完全依赖，尽管他们个人也可能想实心实意帮助我们发展军火造船业，但他们的政府很可能在背地里限制他们，害怕我们强盛。我们强盛得和他们一样了，他们就赚不到我们的钱了。好比说，我们的矿产开发了，我们的钢厂炼钢了，瑞生洋行同机器局的大批生意就做不成了。我们的铁甲舰队建成了，我们的大炮威力比法国强了，罗淑亚就不可能威胁我们了，津案就完全可以听任老中堂办理了。”
容闳这段出自肺腑的话说到了曾国藩的心坎儿里，也刺中了他心灵深处的最大隐痛。他抚摸胡须的右手微微颤抖起来，嗓音也变得嘶哑：“纯甫，不要再说下去了，这些我比你更清楚。派幼童出国之事，我会奏请，不过具体办起来又有不少困难。第一个便是这人员如何选派。你要知道，现在真正的书香之家都巴望子弟走科举正途，有几个愿去异域跟洋人读书的？”
容闳沉思良久，说：“老中堂说得很对，目前风气未开，要在内地，尤其是在京师官宦人家中寻觅合适人选，还是一件难事。不过在广东，又特别是卑职的家乡一带则可以找得出。好比仲芳出身官宦之家，因为父亲长期在广东为官，他才能到机器局来。这就是风气的影响。待老中堂奏请朝廷同意后，卑职将回广东去亲自考试选拔。”
“纯甫，派幼童出洋留学，学成后回来报效国家，这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建议，我将会尽全力支持，使它付诸实现。你看挑选多大年岁的幼童为宜？”
“八九岁左右。”
“小了。”曾国藩说，“年纪太小，没有自制能力，成天想父母想家，管理人员很麻烦。这尚是其次。关键是年纪过小，在外国住上十年八年后，就会数典忘祖，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没有对君父的深厚感情，怎么谈得上今后的回国报效？”
“老伯顾虑的是。”聂缉槻插话。
“我看十四岁到十七岁之间的孩子最合适。”曾国藩拈须思考着，“到了这种年岁，既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又把华夏学问精华基本掌握了，是一个定了型的中国人，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在异域待多久，他都不会忘记自己是大清臣民……”
正说得兴起，曾国藩忽觉一阵眩晕，接着便是张口结舌，不能完整地说出一句话来，再下去便是什么都不知道了。慌得容闳、聂缉槻忙将他抬到床上，又派急足去请德国医师。
德国医师给曾国藩打针吃药，一连忙了三天，才慢慢清醒过来。曾国藩记得，这种突然发作的眩晕病，已经是第二次出现了，而这次又超过前次。他心里很忧郁。十四年前，他的父亲就是死于此病。第二次发病时倒在禾坪里，抬回家后昏迷一天便过世了，也没有给后人留下一句话。
曾国藩不能这样。他深知自己肩负的担子沉重，以及一身对世人的影响，许多事情需要他在生时交代清楚。他心里有不少话，大至对国家兴亡的看法，小到对往年在某人面前一次失礼的追悔，他都想跟自己的心腹僚属、得意门生，以及三个弟弟两个儿子作一番细细的详谈。六十年的人生岁月，三十年的宦海生涯，二十年的惊涛骇浪，将他锻炼得对人世的一切洞若观火，对天地沧桑了然于心，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进入了昔贤先哲所达到的超人境界。但可惜，在世之日却不久了！他有一种油尽灯干的感觉，他为此很悲哀，于是匆匆结束对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视察，乘测海号回到江宁，搬进刚刚复建完毕的两江总督衙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