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站起，将杯子与大家的酒杯碰了一下。傅兰雅情绪激动地说：“曾大人，您是中国了不起的人物，您对教会和传教士的看法与我们完全一致，尤其是您能开明大度地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胸怀博大地容纳西方专家，脚踏实地地为贵国的自强兴办工厂，制造船炮，您比那些顽固死硬的守旧派和夸夸其谈的清议者高明百倍千倍。”
对于这个英国传教士、学者的友好讲话，曾国藩报之以真诚的笑容。眼前的傅兰雅以及科尔、史蒂文生，与丰大业、罗淑亚都是洋人，对待中国的态度，却有天壤之别。是的，人与人是不同的，中国人中有尧舜禹汤，也有共工蚩尤，有周公孔孟，也有管蔡盗跖。洋人也是人。他们中间理所当然地有善恶之别，有良莠之分！
“诸位先生，我昨天对容会办下了死命令，要他在明年内造出一艘铁甲兵舰来，这有很大的困难，还要仰仗诸位献智献力，攻克难关。”曾国藩说着起身，举起酒杯说，“我在这里预先向各位先生敬一杯谢酒！”
史蒂文生说：“一定尽力。”
科尔说：“轮船厂可以造得出。”
“这我就放心了。”曾国藩再次把酒杯举了举，“大家一起喝了吧。祝各位与容会办他们精诚合作，让鄙人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人造的铁甲船航行在江海上！”
喝完杯中酒后，满脸通红的傅兰雅兴冲冲地说：“谢中堂款待美意，我们几个人也备了一件礼物，请中堂笑纳。”说完对着门外喊，“仲芳，叫他们把东西抬进来！”
喊声刚落，一个十八九岁的俊少年，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从门外进来，对着曾国藩一鞠躬：“卑职叩见老中堂大人！”
然后伸手向门口一招，只见四个工役抬着一个硕大无朋的圆球进来，圆球当中穿插一根铁棒，铁棒下端是一个大铁板。圆球用白布做成，上面画着许多弯弯曲曲的线条和圈圈点点。曾国藩的眼力已不济事，他看了很久，没有看出个名堂来。傅兰雅说：“仲芳，你给曾中堂说说。”
仲芳走到圆球旁边，对曾国藩说：“老中堂大人，这是制造局全体洋人朋友送给您的一件礼品，它叫地球仪。”边说边用手轻轻一拨，那球绕着铁棒转了起来。
地球仪！这真是一件新鲜把戏，曾国藩过去没有听说过。
“洋人朋友听说老中堂要来视察制造局，忙了几天，由傅兰雅先生指导，做成这个地球仪，全世界各国各地都在这个球上。”
曾国藩背手来到圆球旁，问：“中国在哪里？”
“在这里。老中堂请看。”仲芳把地球仪转了半圈，熟练地找到了中国。
“上海呢？”曾国藩又问。
“这儿。”仲芳用手指在一个小黑点上。“这边就是海了。”他边说边旋转圆球，手指画出了一条横线，“穿过大海，就到了科尔先生和史蒂文生先生的家乡——美国。”
曾国藩凑过脸去看了一眼。仲芳又用手指画了一条线，落在一个曲线圈圈内，说：“老中堂请看，这就是傅兰雅先生的家乡——英国。”
曾国藩边看心里边想：好聪明的洋人，用一个球就把世界各国都包括进来了，要不了半天，各国的地理位置就会记得一清二楚。本欲大大地称赞一番，想一想，又把话噎了下去，只是浅浅地一笑，说：“谢谢各位，我收下了。”
仲芳指挥工役抬下去。正要出门时，傅兰雅叫住了他。傅兰雅走过来，笑吟吟地对曾国藩说：“曾中堂，我要向您推荐一个人才，这位聂仲芳先生今后一定可以成为贵国一位大企业家，他很有经营管理的才干。”
聂仲芳进门的举止就已博得曾国藩的注意，这时又听傅兰雅如此称赞，便和气地问：“聂仲芳，你这样轻的年纪，就受到傅兰雅先生的赏识，不简单呀！”
聂仲芳谦虚地回答：“这是傅兰雅先生对年轻人的偏爱，我其实什么能力都没有，只是喜欢向傅兰雅先生和其他各位洋先生请教。”
“年轻人好学好问，就是最大的优点，凭这一点，今后就前途可观。”曾国藩望着这个年轻人，亲切地问，“你是哪里人，父亲做什么事？”
“卑职名叫聂缉槻，贱字仲芳，湖南衡山人，父亲聂亦峰，在广东高州做知府。”
“你是聂亦峰的公子？”曾国藩颇为惊喜。
“老中堂认识家父？”聂仲芳吃了一惊。
“岂止认得，”曾国藩开朗地笑道，“你的父亲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真的？”聂仲芳乖觉地双膝跪下，叩头，“老伯受侄儿一拜。”
“起来，起来。”曾国藩笑道，“傅兰雅先生说你有经营管理之才，我这个做老伯的心里也高兴，明天上午你到我这里来聊聊，我要看看你跟着容会办和各位洋先生学得怎样？”
三、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次日上午，聂缉槻来到驿馆拜谒曾国藩。他知道老伯是位严谨的理学名臣，便脱去素日常穿的西服，换上一套簇新的长袍马褂，将备用的数据单从西式皮公文包里取出，放进袖口夹层里。这一身打扮果然使曾国藩见了更觉顺眼。他自己则随随便便穿了一件旧布薄棉袍，斜斜地靠在松软的藤椅上，完全是一副长者见晚辈的随和姿态。
“你父亲身体还好吗？”曾国藩端起茶碗，慢慢地吹了一口气。
“家父这两年也常生病，精神还不如老伯您健旺。”聂缉槻端坐在对面一张绒布沙发上，茶几上放着一个精致的白底蓝花景德镇瓷杯，他没有想到要去动它。
“你父亲比我小几岁，功名不算太顺遂。”曾国藩像是沉湎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他的诗做得比我好。人也长得清秀，有南岳才子之称，为人豪放洒脱，大家都喜欢和他交往。谁知科场蹭蹬，道光乙巳、丁未、庚戌一连三科都告罢，朋友们都为他叫屈，他自己倒无事一样。咸丰二年壬子科，他高中二甲第八名，众人都以为他必入翰林院无疑。朝考下来，他喜气洋洋地把诗拿给我看。诗写得真好，既有太白之才气，又有馆阁之庄重，场中诗少有做得这样好的。谁料榜一公布，翰林竟没有他的名。我为他惋惜。他却笑着说，当县官也好，天高皇帝远，我就是百里诸侯，平生才学都可以由我展布。仍旧是笑嘻嘻的，满不在乎。仲芳，这就是你父亲年轻时的性格。”
曾国藩近来喜欢回忆往事，也喜欢跟年轻人谈往事。今天坐在对面的年轻人是个俊秀人才，而所谈的又是他的父亲、自己的同乡老友，如此叙谈往事，不啻人生一种享受！
“家父可能正因为自恃才高，又对世事不在乎，才弄得做了二十年的官，至今仍只是一个从四品知府。”聂缉槻想到同是年龄相仿佛的老乡，曾国藩已贵为大学士，而自己的父亲却屈沉下僚，心中很不是滋味。他本想奚落父亲两句，但那将有失人子之道，必会招致老伯的反感，便改为这样两句自认得体的话。
“你说对了一部分，但要害没有抓住。”曾国藩缓慢地抚摸胡须，心里想说，人生的贫富穷通、吉凶寿夭，皆由命定，不由人力做主。转念一想，这些话不能对后生晚辈讲，那样将会使他们失去上进之心，安于现状，不思奋发。天命和人力之间的关系太复杂了，一个弱冠少年如何吃得深透！这必须在经历过数十年风风雨雨、遭受过多少次失败与成功之后，再回过头来作一番细细的咀嚼，才可能有切身的体会。父兄教子弟，上司饬部属，只能鼓励其充分发挥人力的作用，知难而进，遇险不退，功可强成，名可强立，方可指望其有所造就。
“老伯，家父官运不济的要害在哪里？”聂缉槻是个要强的人，深为父亲的宦途多艰而惋惜，却不知其中缘故何在。曾国藩是个成功者的典范，又是父亲的老友，他的一两句指点，也可能是自己甚至包括父亲几年几十年冥思苦想都悟不到的。
“你还年轻，说出来你一时也理解不了，哪年我跟你父亲见面时，我们两个老家伙再去谈吧！”曾国藩又端起茶碗。略一说话便舌端蹇涩的毛病，不但未见好转，近来反而更甚了。
“仲芳，你为何一人来到此地，干起洋务来了？”这是曾国藩很感兴趣的问题，他对聂亦峰异于常人的教子之方感到奇怪。自己虽然请人教纪泽、纪鸿的英文，也对纪鸿钻研数学很支持，前几年右目未失明时，夏夜里常指着星空教儿女们识星座，但要把纪泽、纪鸿送到机器局来专攻洋务，这个决心总下不了，到底还是走中举中进士点翰林的正途光彩得多。
“我是跟着姐丈来的。”
“你姐丈叫什么名字？”
“他叫陈顺发，广东人，在造船厂当匠师，杨提调把他聘请来的，我于是也跟着姐丈到了机器局。”
“你父亲同意吗？”曾国藩的背离开藤椅，身子向前倾了几寸。
“家父开始也不同意，说我刚中的秀才，要在家操习制艺，好考举人进士，继承家业。姐丈从小在香港长大，对世界局势看得清楚，便来劝家父，说洋务是当今的新事业，最有前途，造炮制船是中国的必需，既为国家作贡献，自己又学到真本领，一辈子不愁没饭吃。家母思想最开通，她也劝家父不要把中进士点翰林看得高于一切。还对家父说，你也是进士出身，至今不过一知府，若丢掉乌纱帽，什么事都干不了。仲芳学造枪炮轮船，今后为国家立了大功，说不定皇上会赏他一个大官。家父见姐丈在广东备受抚藩臬的器重，年薪比他高得多，又见我对举业不感兴趣，一心想干洋务，于是也同意了。我家兄弟多，继承父业的人有的是。今日中国不缺官，当官的人多得很，我真不愿意去凑热闹。”聂缉槻说到这里笑了一下，露出两排雪白整齐的牙齿来，满脸稚气可掬，心地单纯可爱。
曾国藩很喜欢，夸道：“你的选择是对的，中国不缺翰林，也不缺官员，中国缺的是造炮制船的人才。好好干，前途光明得很！”
聂缉槻受宠若惊，喜得脸孔红彤彤的，灿若朝霞。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曾国藩心里默默地念着，他已从心里喜欢眼前这个少年了。他一向认为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先不论其才具如何，单就这份见识来说，此人将来便有办大事的可能。
“仲芳，傅兰雅先生说你有经营管理之才，你对机器局的经营管理有些什么看法，跟老伯我说说吧！”曾国藩慈爱地望着聂缉槻，似对他寄予极大的希望。
“老伯亲手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是中国最大的船炮制造之地，它的地位和影响远远不是上海炸弹局、苏州机器局、金陵机器局以及其他机器局所能比拟的。江南总局这些年来在老伯、李中堂以及容会办、杨提调等人的领导下，取得了令人瞠目的成就，填补了中国船炮制造的空白。它的丰功伟绩，永远彪炳史册。”
聂缉槻滔滔不绝的恭维话，使曾国藩很满意。“擅长言辞，头脑敏捷。”他在心里这样估评着。
“江南总局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但诸多原因限制了它不能长足发展，其中最大的问题在经营管理方面。老伯，不是侄儿危言耸听，这方面若无得力的改进措施，江南总局将不会越来越兴旺，不久的一天，就有可能挡不住朝野内外的风言风语而停办。”
曾国藩的眉头微微一皱。这一瞬间，他想起了到赵家祠堂指出檄文瑕漏的王闿运，想起了寄居弘毅寺献攻安庆之策的赵烈文，想起了上整饬江南八策的薛福成。初生牛犊不怕虎，这种朝气锐气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不幸的是，古往今来，许许多多富有天才的少年，他们卓越的见识，常常被居高位掌大权的老资格们，轻易地以“狂妄”“浅薄”而加以否定，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导致数不清的天才埋没、卓识冷落的人才悲剧。曾国藩经常以此自诫。他深知天下之大，事变至殷，绝非一手一足所能维持，必须举天下之才会于一，乃可平天下兴国家的道理，因而把发现人才、奖掖人才、培育人才、重用人才作为自己的分内任务。曾国藩于是以更加和悦的颜色对聂缉槻说：“江南总局有不少弊端，我也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你能有心观察到，又能坦率地指出，这便是对总局的一大贡献，我自会很重视。你不要有任何顾虑，什么话都可以敞开说出来。”
得到鼓励的聂缉槻勇气更足了：“江南总局完全靠朝廷拨款，不能独立经营。这几年来，江海关拨出了洋税以及筹拨一百九十八万两银子，而各省送来总局轮船、枪炮修造费仅只二万一千两，总局生产出来的所有军火船只，都直接调军营炮台，没有收回一文钱。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在傅兰雅先生他们看来，这完全不是办厂的路子。”
曾国藩也觉新奇，朝廷出钱办工厂，造出的枪炮调往朝廷管的军营炮台，当然不能再收他们的钱，这不是明摆着的道理吗，为什么不是办厂的路子呢？他问聂缉槻：“你讲讲不对之处在哪里？”
“傅兰雅先生他们常说，西方人办工厂，要靠工厂以自己的力量来支持来发展，这样，办工厂的人才有兴致。也就是说，造出的枪炮子弹、轮船机器，都应该按价出售，工厂扣除成本后要有所盈利。江南总局是靠海关税提成，税收多，提成多，税收少，提成少，造出的东西，不管好坏优劣，亦不在乎多少，都可交代。如此，接踵而来的是另外两大弊病：一是质量差，数量少，式样陈旧，二是浪费严重。”
聂缉槻讲的办厂的路子，曾国藩认为不能改变，像洋人那样要各军营炮台用银子来买军火，目前在中国根本不可实行，但质量差数量少和浪费严重两大毛病，却是必须纠正的。不过，在此之先，曾国藩绝没有想到，这种现象竟然来源于所谓的办厂的路子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