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公元初的奥古斯丁和查士丁等教父们，利用新柏拉图主义，建立了教父哲学，并且作为基督教的正统哲学达千年之久。12世纪，在罗马教廷的支持下，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主要代表的一批神学哲学家，改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创建了托马斯主义，从而把基督教哲学推向新高潮。自17世纪自然科学兴起之后，新托马斯主义又使得实际上消失了的托马斯主义在本世纪上半叶逐渐复活。从奥古斯丁到托马斯·阿奎那再到新托马斯主义者，反映了哲学传统在社会的特殊领域从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连续性。
终年49岁之后的49年
托马斯·阿奎那在世49年，终生为基督教信仰进行哲学说教，创建了有时代特色的独树一帜的托马斯主义。然而，托马斯主义在当时的基督教会中并没有确立起应有的地位，而是在经历了49年反反复复的争斗之后，才获得了基督教惟一正统哲学的殊荣。
托马斯·阿奎那生前虽然受到了教皇的赏识和重用，但他的学说没有被树立起绝对的权威。他对以往的基督教正统理论——奥古斯丁主义的改造，言词是温和的，方式是调和的，态度是诚恳的，理论上也不是根本对立的，但是仍然遭到了顽固保守派的强烈反对，被指责为违背基督教传统，篡改基本理论，散布异端邪说。在他逝世之后，斗争并没有因此结束，反而变得越加激烈，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
早在1270年，巴黎主教唐比埃颁布了第一道禁令，把受谴责的13一个观点一一列举出来，这13个观点没有涉及托马斯·阿奎那，但是还是有人极力想把指责的对象引到托马斯·阿奎那身上。如：有人说托马斯·阿奎那关于形式和质料统一性的说法违反了古圣徒特别是奥古斯丁的学说；还有的人从托马斯·阿奎那的著述和讲授中挑选出15个观点（其中的13条与巴黎主教谴责的13个观点相同），名为“巴黎名教授的15个论点”，寄给大阿尔伯特，要其对自己的学生“表态”。
1277年，教皇约翰二十一世指示唐比埃调查巴黎大学中流行的错误，唐比埃组织了一个由16位神学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根据调查结果，唐比埃特意选在1277年3月7日托马斯·阿奎那逝世3周年纪念的日子，召集巴黎大学神学教授们举行会议，通过谴责亚里士多德的决议，他在会上具体宣布了一道禁止219个命题在学校讲授的公开信，这就是“77禁令”。在被禁止的观点中，有的是不符合基督教教义的，但多数是与教义无关的哲学观点，有亚里士多德的，有教外阿威罗伊学派的，还有街市传闻，其中也有托马斯·阿奎那讲过的论点，如“物质是个体化的因素”、“意志行为基于理智判断”。“77禁令”颁布11天后，英国教会中拥有最高权威的大主教吉尔瓦比积极响应。吉尔瓦比虽然与托马斯·阿奎那一样，都是多米尼克修会会士，但他反对亚里士多德主义，顽固坚持奥古斯丁主义。他仿效巴黎主教，召集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们，颁布了谴责30个命题的禁令，其中的一半是与托马斯·阿奎那有关的。如“人是由灵魂与肉体组成的统一实体”等。
唐比埃和吉尔瓦比的举动，助长了顽固派的气焰。顽固派一方面攻击所谓真正坚持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教外的阿威罗依学派，但主要矛头对准了托马斯·阿奎那及其学说。这时，巴黎和牛津大学掀起了颇有声势的反托马斯主义的浪潮，经常对托马斯·阿奎那进行缺席批判。大阿尔伯特对学生死后的如此处境极为愤慨，他不顾年迈体弱，专程从科隆赶到巴黎，为其宠爱的弟子辩护，陈述在阐释亚里士多德主义问题上托马斯·阿奎那同阿威罗伊主义的区别，列举弟子在维护基督教信仰、变革经院哲学方面的独特贡献，但终因寡不敌众，未能如愿。从此大阿尔伯特闭门谢客，不久便离开人世。
其实，托马斯·阿奎那在当时是受到了两个方面的责难：神学家认为他为物质闯入信仰领域铺路开门，“推翻了圣奥古斯丁思想的所有基础；所谓真正的亚里士多德派——阿威罗伊学派则认为他把亚里士多德哲学引申到基督教信仰，是超出了亚里士多德学说的范围，曲解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不仅如此，早就与多米尼克修会有矛盾的法兰西斯修会也热衷于趁火打劫，开始编著批判托马斯主义的著作。1279年，法兰西斯派的威廉编写了《纠正托马斯》一书，书中从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和其他著作、文章中挑选出了117个论点，逐一进行批判。1282年5月17日，法兰西斯修会召开大会，以决一雌雄的态势，向多米尼克修会公开宣战，大会号召全体法兰西斯会士对托马斯学说展开大批判，并且告诫会士，不准翻阅和收存托马斯·阿奎那的书。
当时的学术之争，实质上变成了修会之间的权力之争。多米尼克修会不甘示弱，他们为了修会的利益与法兰西斯修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首先是于1278年召开大会，毅然举起托马斯主义的旗帜，通过了托马斯·阿奎那是本修会全体修士学习榜样的决议，并且严厉谴责吉尔瓦比做了一件极不光彩、极-不明智和极不负责任的蠢事。之后，多米尼克修会又先后于1279年和1286年召开大会，商定宣传托马斯主义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发布了严禁对托马斯学说作任何诬蔑和诽谤的旨令。
特别是1309年在科隆召开的大会上，多米尼克修会直截了当地宣布托马斯主义没有错误，托马斯主义是基督教神学学术研究的指南，并且号召全体会士更广泛更深入地宣传托马斯主义。这时候，分布在各地的多米尼克修会会士积极响应上级的号召，即刻行动起来，掀起了回击反对派，为托马斯主义作辩护、作宣传的热潮。有的以《维护真理，反对毁谤》为题，专门论证阐述托马斯主义的价值，有的针对法兰西斯派对《灵魂与肉体的统一性》的批判进行反击；他们刻意使用“纠正”一词，回击法兰西斯派，出版了不少类似《纠正歪曲托马斯》题目的文章和著作，所有这些，都为托马斯主义的正名、推广、确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复杂的矛盾和激烈的斗争中，托马斯主义获得了优势，这当然与多米尼克修会及其会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主要是托马斯主义本身符合当时形势，顺应历史潮流，反映了基督教会改革与发展的要求，同奥古斯丁主义相比，有明显的合理性、吸引力和生机。因而能够为教会和广大神职人员所接受。几年间，涌现出了一大批托马斯主义的拥护者、追随者、研究者和宣传者。
罗马教廷迫于形势，于1311一1312年间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反复讨论、比较，权衡利弊，精心选择，最后肯定了托马斯·阿奎那学说的价值和意义，批驳了反对派特别是顽固坚持奥古斯丁主义的保守派的观点和立场，罗马教会最高当局正式表态，赞同和支持托马斯主义。
1323年7月18日，逝世49年后的托马斯·阿奎那被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册封为“圣者”，并且评价为“黎明前的星辰，照亮整个教会”，“托马斯给教会的贡献，超过所有的学者”，“托马斯著作中的每一个字句都包含着无比的力量”，“托马斯的学说是无与伦比的”等。托马斯·阿奎那本人及其学说在基督教会具有了极高的威望和权威性。
与此同时，教皇关押了在英国的法兰西斯修会会士、经院哲学家奥卡姆，论战暂时平息下来。接着，巴黎的继任主教也表示服从教皇，撤消了前任对托马斯主义的所有谴责和禁令，并声明“托马斯从未相信、传播和著述过违背信仰教义的学说”。巴黎大学顿时发生180度大转变，把“万世师表”、“万能博士”等桂冠相继加到了托马斯·阿奎那的头上。托马斯主义开始进入繁荣、鼎盛时期。
2.新托马斯主义
1879年，教皇利奥十三发布《永恒之父》通谕，标志着新托马斯主义的正式诞生。
19世纪中期，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确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已发展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已由资产阶级的“附庸”变成了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已发展成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这时，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体系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适应这种需要，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遗产，概括和吸取了当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就，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革命、最科学的哲学，它把彻底的唯物主义和革命辩证法统一起来，克服了以往所有哲学的局限性，是哲学发展中的质的飞跃，是人类认识史上的空前大革命。几乎与此同时，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也产生了。马克思早就指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从来的反动统治阶级都是利用宗教来统治和愚弄人民。当资产阶级尚是一个反封建的、新兴的革命阶级时，他们也曾批判过宗教。但是，剥削阶级的性质使他们即使在其革命时期也不可能有彻底的反宗教要求。而当他们取得了政权，成为统治阶级时，他们就更迫切地需要宗教了，在哲学上也就同经院哲学同流合污了。列宁指出：“当权的资产阶级由于惧怕日益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而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纪的东西。
衰老的资产阶级与一切衰败了的和正在衰败的势力联合起来，以求保存陷于动摇状态的雇佣奴隶制。”另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人民承受着各种灾难和痛苦，诸如战争的恐怖，各种社会危机，法西斯式的暴力镇压，民主、自由权力被无情践踏，失业、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等，无时无刻不在逼迫着他们。当他们还没有树立起科学世界观，尚未明确自己解放的道路和斗争的前途之前，他们对这一切是不能作出正确解释的，他们对自己的遭遇悲观失望，希望得救，牧师、神父以及新托马斯主义者之类的神学唯心主义者所吹捧的万能的上帝，就可能在他们之中找到市场。列宁在70多年前就曾指出：“劳动群众所受到的社会的压抑在时时刻刻给普通劳动人民带来最可怕的灾难、最残酷的折磨（比战争、地震等任何非常事件厉害1000倍）的资本主义盲目势力面前，他们觉得似乎毫无办法……这就是目前宗教最深刻的根源。”新托马斯主义就是在这样的社会阶级条件下产生的。
从自然科学的发展来看，随着资本主义在西欧的确立，自然科学在19世纪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科学的发展总是给以信仰为宗旨的基督教制造麻烦，任何一项新的科学发展都会给基督教信仰投向一把致命的匕首，托马斯主义以往那种协调科学与宗教的办法似乎不灵验了。一时间，基督教被各种科学新发现弄得措手不及，又陷入了困难重重、动荡不安的时期。为了挽救基督教的危机，教会中不少有识之士献计献策，为基督教理论设计新的蓝图。利奥十三要求教会人员“不要害怕科学，要把研究科学作为自己的责任，避免人们利用科学知识的进步反对信仰的真理性”。吉尔文在《科学问题杂志》上说，对于科学发现，“我们常常采取死板的反对态度”，其实，“由于某个科学理论受到一些唯物主义者或自由主义思想者热烈欢迎，我们便把这一孤立的事情看作专门毁灭启示和基督教信条的东西加以反驳，这样的辩护是拙劣的。巴黎的一名主教也提出：“我们不否认在进化论中有深奥的东西，我们甚至想把它变成我们的主张。
的确，只要承认上帝是存在的本质和发展的终结，承认在进化的整个过程中，上帝在指挥并支持它演变，进化论是可以接受的。”为了科学和宗教的结合，基督教当局成立了“罗马教廷科学院”，并邀请著名科学家讲学，他们还从事科学研究，建立科学家团体，组织各种国际科学会议，出版科学理论刊物等。新托马斯主义者力图一方面承认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客观性，同时又把各种物质运动的最终原因归结为上帝，以摆脱基督教理论面临的困境。从思想渊源上看，新托马斯主义从名称到基本理论，都承袭了托马斯·阿奎那的衣钵，提出了所谓批判论的实在主义观点，用托马斯·阿奎那、笛卡尔、康德式的理性主义来解释宗教和科学的关系，竭力把神学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一时间，复活托马斯主义成了一股颇有影响的潮流。
1878年，利奥十三这位有政治家风采的教皇，面对当时新的动向和潮流，刚刚登上教皇宝座，就颁布了《不可思议》通谕，号召全世界教徒，回到托马斯主义，并且宣称对待当时新出现的各种问题时，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永远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