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方法是根据成功因的情况。因为我们在一些感性事物自身中发现一个成功因的系列，可是找不到而且也不可能找到某事物自身就是成功的原因，因为倘若这样，它比自己存在的还早，这是不可能的。然而，在成功因之间也不能永远地推论下去，因为在一系列的成功因中，最初者是中间的原因，而中间者无论是许多或者只一个，总是最后的原因。如果除掉原因，则等于除掉结果。所以，如果在一系列的成功因中未先有最初者，则没有中间者，也没有最后者。然而，如果对成功因永远地推论下去，则就没有最初的成功因，这样也就没有中间的成功因和最后的结果，这显然是错误的。所以，必须假定有一个最初的成功因，它就是大家说的上帝。
第三种方法是运用可能性与必然性。因为我们发现，有些事物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既然它们有生有灭，它们就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像这样的事物，决不可能永远存在，因为凡是可能不存在的，总有时候它会没有的。所以，如果一切事物都可以不存在，则有一天就会什么都没有。但是，如果这是真实的，则现在什么也没有，因为凡是不存在的，不会开始存在，除非有其他东西推动它存在。所以，如果从来什么都没有，则不可能有什么事物开始存在，现在也就什么都没有了。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所以不是一切事物都是可能的，而是有些事物势必是必然的。至于必然的事物，其必然性都有其原因，或者是外在的原因，或者则不是。但是，把外在的原因无穷地推论下去，是不可能猷。正如前面已证明的，不能无穷无尽地推论成功因。所以，必须假定一个自身就是必然的东西，它不接受外在的必然原因，但却是其他事物的必然原因，它就是大家说的上帝。
第四种方法是运用事物的等级。因为人们在事物那里会发现或多或少的善、真、珍贵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所谓或多或少的不同，乃是指它们接近最高标准的不同程度而言的，例如很热，就是指它同最热很接近。所以，作为一个最真实的、最美好的、最珍贵的东西，也就是最高的存在。正如《形而上学》第2卷上说的，凡是最真实的东西，例如火是最热的东西，它就是一切热的东西的原因，这也是《形而上学》第2卷上所说的。所以，必须存在着一个完善性和完美性作为万事万物存在的原因。它就是我们说的上帝。
第五种方法是运用事物的治理。因为我们看到有些东西如自然物体，并无知识，却有目的地活动着，而且常常或者说往往按照同一种方式进行活动，以便达到最佳的效果。显而易见，它们之所以达到目的，不是出于偶然，而是遵循着一个主意。可是，无知的东西如果没有受到一个有意识的、有理智的指导则不会追求什么目的的，如箭要有射手来发射。所以必须有一个理智者，由于它，一切自然界的事物才能达到目的。它就是我们说的上帝。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解答是，奥古斯丁在《教义手册》第11章说：“既然上帝是至善的，在他的工作中就不允许有恶的存在，除非他既是全能的又是至善的，能使恶转化为善。”所以，上帝允许恶存在，并从恶中引发出善，这说明上帝无限善良。
关于第二个问题的解答是，由于自然界是在一个最高级的作者指导下按照既定的目的进行活动的，所以自然界的所作所为也就必须以上帝这第一原因为依据。同样，人们假设的事也应该以一个最高的原因为依据，不是以人的理智和意志为依据，因为理智和意志是变化无常的和有缺陷的。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一切变化不定的和难免的有缺陷的东西，必须以不变的自身必然的第一原则为依据。
以上就是托马斯·阿奎那对上帝存在5种证明的全部内容，它一度被经院哲学家和神学家们推崇备至，被称之为空前绝后的独创理论，是自柏拉图提出神的假设和奥古斯丁、安瑟尔谟用先验方法证明上帝存在之后，发明了运用人的理智和思维逻辑，归纳自然知识，提出了上帝的存在，从而把有史以来关于上帝的证明推到了顶峰。
不可否认，托马斯·阿奎那革新：基督教会的理论传统，扬弃他的前人在这方面的先验性理论，在一定程度和一定层面运用和发挥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强调从经验事实出发，运用理性推理，从结论推出原因，从已知推出未知，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承认物质世界，尊重客观规律，主张知识从自然界开始，以可感的形象为起点，通过抽象，上升为普遍概念。他这种认为上帝只能从归纳自然知识，从推论的结论中被认识的观点和方法，比以往那种内心先验直觉证明，似乎理由更充分了一些。但是，教会推崇托马斯·阿奎那这5种证明的最主要原因，无非是他采用了当时最流行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使经院哲学能够出现一个新的形态而获得新的生机。
然而，就我们的观点来看，托马斯·阿奎那的这个证明，在逻辑推论上是错误的，在结构上是不合理的，在内容上也基本上不是他自己的。他的证明源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但很多地方歪曲了亚里士多德的原意，有的是“抓住了亚里士多德学说中的僵死的东西”，把它们一一塞进经院哲学，为神学辩护。
从逻辑推论的错误来看，在证明开始时，就先假定了一个最高原因。必然的存在——上帝，而且把这个最高的原因和必然的存在，归结为没有原因的终极原因，在证明之前就早已肯定了基督教的基本信条——上帝存在这个命题。这是不符合逻辑推理的。而且：在论据和论证方面，把科学概括的宇宙间的自然规律的必然性同宗教思想所得出的信仰对象简单地等同起来，这种论据是不充足的，论证方式也是违背逻辑学基本理论的。所以，托马斯·陋奎那理论形态上的后验证明，与柏拉图主义者的先验证明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二者殊途同归，把自己预先设想出来的结论作为事实，去抽象地推出早已信以为真的预期结论。
从论证的结构上来看，这5种证明实际上只是两种。前3种是从结果推到原因，属于因果律证明；后两者属于目的论证明。
第一种证明是从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出发的，认为，在世界上，只要是现实存在的都处在运动之中。凡是运动者，必然有另一个事物所推动，甲受乙推动，乙受丙推动，以此类推，但又不能无限地推下去，要不然就没有第一推动者了，没有了第一推动者也就没有了其他事物的运动。这个不受任何事物推动的第一推动者就是上帝。这个证明用的是从结果到原因的逐步升级方法，其中否定无限的类推，而得出最初的原因一一原动力。第二种证明是从作用因的本质出发的。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个作用因的次序，但是，任何事物不可能有自身的作用因，否则它就先于自身而存在了。然而，我们也不能把作用因的系列推到无限，否则就没有第一个作用因，也就没有中间的原因，因而也就没有任何结果了。这个最初的作用因就是上帝。这个证明的基本逻辑思路是：一切结果渊源于最初的原因——无限推论的不可能性——第一原因即上帝。第三种证明方法是从可能性和必然性出发的。认为，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可能的，而且还必须有必然的事物作为其他事物必然性的原因。这个必然性的原因系列也不能无限地推论下去，必须有一个自身就具有必然性而决不从其他事物获得必然性的事物，来作为其他事物必然性的原因，这个自身具有必然性的事物就是上帝。这个证明的基本思想是：世界上的事物无不属于可能性，而可能性有赖于必然性，而最终的必然性只能是一个，它是绝对的必然性，是万事万物的最后原因。由此可见，这3个证明都是由结论推到原因的因果律证明。
第四种证明是从事物存在的等级出发的。认为，一切事物在不同程度上的美好、真实、尊贵，取决于该事物对最美好、最真实、最尊贵的事物接近的程度。任何事物中都存在有一个最高者，它就是该物类中最完美的存在。世界上还必然有一个最完全、最美好的存在，这就是上帝。在这个论证中，是通过形而上学的简单类比求证上帝绝对存在的。第五种证明是从世界的次序出发的。认为，一切事物都有着自己的目的，它们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总是遵循着相同的途径。这种活动又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计划的，如果不受一种意志或理智的指导，是不能达到目的的。因此，必然有一种理智来指导一切事物归向其目的，这就是上帝。．这一种证明，是所谓世界被统一管理的证明。无非是说，任何事物都按照预定的方式向着一定的目标迈进，之所以如此，无疑是上帝这个最高的智慧所支配的。由此也可以看出，这后两种证明没有多大的实质性差别，都是属于目的论证明。
从这五种证明的理论内容来看，并不是托马斯·阿奎那的独创或新发明，只是他以基督教神学为目的，对先哲们的理论进行了‘选择、提炼和综合，并通过适当的加工、修改，把其纳入了基督教的教义。例如：
托马斯·阿奎那的第一种证明，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第7、第8卷和《形而上学》第12卷中都可以找到出处。在那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两个命题：一是凡是受动物均被另一物所推动，二是在一连串的动物的事物中，不能无止境地推论下去。进而对这两个命题从整体和部分、必然性和偶然性、潜能性和现实性等许多方面作了细致的论证，然后得出了存在“一个不动的始动者”的结论。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是新颖的、具有独创性的，其中包含着内在动力、自身矛盾、自己运动这一辩证法的核心思想。但是，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点最后滑入了唯心主义，他由此准出47个或55个上帝，成了泛神论的理论工具。托马斯·阿奎那从“一个不动的始动者”中受到启示，并发挥了其中的唯心主义方面，直接把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当作上帝存在的根据。
因此说，托马斯·阿奎那不仅详细注释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而且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当然这种“发展”也不乏其篡改的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