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失业率保持在较高水准，都市社区的混乱也同样明显。与大萧条时期的失业率相比，虽然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失业率较低，但是许多城市的工人仍然认为自己现在更加贫穷。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失业是具有周期性的，认为它一定会随着经济由不景气到兴盛的过渡而结束。但是如今人们因为以下几点原因不再有这种推测。理由一，随着工厂从劳务费用昂贵的国家搬到劳务费用低廉的国家，西方工人不再奢望能得到和以前一样的高工资。理由二，工厂里的“蓝领工人”和办公室里的“白领工人”被普及的自动装置和机器人所取代。1970年1月，西方世界的失业人数有1000万，1983年1月上升到3100万。事实上，虽然工厂提供的工作机会在减少，但是如银行收银员、快餐服务员、旅馆接待人员、娱乐与健康方面的服务人员的服务性行业正在迅速增加，但是服务性行业的工资水平远低于制造业的工资水平。
人道主义的含义在1985年的一份统计资料报告中已经被阐述得很清楚。这份报告是一个特别工作组提交的，这个工作组由22名成员组成，以调查美国饥饿问题为内容，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J·拉里·布朗担任负责人。在寻找“饥饿面孔”的过程中，特别工作组除了采访忍受饥饿的人外，还采访了州长、市长、教师和社会工作者。这些调查者推断，约有2000万的美国人正在忍受饥饿，具体来说，就是他们没有钱购买新的食物并且家中的食物被定期消耗殆尽。这些医生说：“饥饿在美国是一场影响健康的全国性的流行疾病。我们断定，美国的未来10年到15年，饥饿问题比以往更加普遍、严重……我们确信，饥饿和营养不良在如今的全国各地都是严重的问题。事实上，我们无论去哪座城市、哪个州，都会发现饥饿是普遍存在的。”
福特汉姆大学的社会学家在1993年10月发布了一份年度社会健康报告，反映了美国的饥饿问题。这份报告以美国人口调查局提供的社会问题报告为依托，评估了社会福利问题。人口调查局的报告中称美国目前面临着包括失业、青少年自杀、辍学率居高不下、住房负担沉重等16个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报告中显示，1973年的指标值为77.5，表示社会问题状况良好，但是调查本年度的指标值下降到38.8，如此大的降幅让调查者感到非常惊讶。
三、对社会主义世界的影响
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对资本主义世界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深远的影响导致了社会主义世界的解体。斯大林制订的“五年计划”加速了苏联经济的发展，1932年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工业国家。接下来，由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损失，导致遭遇了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由于苏联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期间受益极剧上升，经济复苏十分迅速。赫鲁晓夫凭借这次经济腾飞在1960年夸下海口，称1980年苏联的工业产量将超过美国。但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发展速度缓慢下来，不仅没有赶上和超过美国，反而进一步落后于美国。
致使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的一个原因是供应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数量不断减少，这种情况与斯大林时期的情况截然相反：斯大林时期供应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数量是充足的。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导致经济内容逐渐复杂，进而导致中央原本计划好的做法实施起来举步维艰并且收效甚微。也许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的最主要原因还是政治方面的原因——苏联的工人、技术人员和科学家想要争取决策权，而不仅仅是对于上级唯命是从。当年与斯大林打交道的主要是从未受过教育的乡村农民，但是如今苏联的建设力量中包括很多高学历的工程师、管理者和专家。如果想参加进行中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就要运用高学历人群的创造力。但是事情没有按照设想进行，导致了正如具有极强判断预言性的苏联著名物理学家、坚持不同政见的安德烈·萨哈罗夫所说的灾难性的结果。萨哈罗夫和身兼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双重身份的同伴在1970年3月提出了一份《苏联科学家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党政领袖的倡议书》。在这份倡议书中，对苏联存在的各种弊病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值得在此引用：
为什么苏联不仅没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先锋，而且正如大家所知晓的，甚至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呢？资本主义制度为它的生产力提供了发展机会，难道社会主义没有为它的生产力提供同样的机会？难道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战役中资本主义将要获得胜利？
当然并非如此。社会主义制度不是让我们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而是我们在生活中与社会主义相悖、不相符的做法。这一根源在于民主的旧习，在于建立于斯大林时期并沿用至今的公共行为准则……
在社会政治领域中，有很多阻碍我们经济发展的障碍，凡是不能清除这些障碍的措施注定都是无效的……
在外国朋友眼中，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他们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联盟比作一辆大型卡车，驾驶员在用一只脚用力踩下油门的同时在用另外一只脚踩刹车。更明智地利用刹车的时候到了！
如果不采取一种倾向民主化的做法，我们的国家还有什么期望呢？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回落到一个二流地区大国的位置。
勃列日涅夫的统治时期是从1964年到1982年。在此期间，萨哈罗夫提出的“更明智地利用刹车”的建议一直被不予理睬。相反的是，人们仍在狂踩刹车。苏联官员对陆续有人提出的分解苏联经济——给地方政府及行政部门一些主动权的建议予以回绝。甚至还把有同样呼声的人们作为潜在反动因素关押起来，严格控制探望他们的人，并做记录。
猛踩刹车所造成的影响正如萨哈罗夫预言的那样。事实证明，管理死板和因循守旧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是格格不入的。当下全球经济的特点是：迅速的技术变革、日趋变化的消费喜好和世界一体化中的激烈竞争。这一切所需要的品质是苏联冗杂的党和国家机关所缺乏的灵活、高效、强适应性。因此1950年至1970年到1971年至1975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从5%至6%下降到3.7%，1976年至1980年间又下降到2.7%。结果苏联不仅没像赫鲁晓夫预言的那样超越美国，反而被日本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
伴随着勃列日涅夫和在位短暂的继承者（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去世，苏联领导人中已经没有了创建国家的元老。1985年，年轻一代的掌门人戈尔巴乔夫执掌了政权。年轻一代已经意识到，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只要一只脚踩刹车，一只脚踩油门，苏联这辆“卡车”就会被甩在时代的末端。在1986年2月25日召开的苏联第二十七次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直言不讳地评判了勃列日涅夫党政时期的种种弊端，他的言辞不禁让人想起萨哈罗夫在1970年的警醒之语，并证明了萨哈罗夫当初的警醒之语是正确的：
我们国家的政府好像一潭死水、停滞不前，我们工作的效率在减退，官僚主义逐步上升——这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20世纪70年代，经济上的困境伴随着增长率的剧降出现……科学和教育、健康保护、文化和日常服务性事业的物质基础逐渐落后……当时的一种普遍想法让人感到遗憾，认为经济结构中的每一项改革都是与社会主义原则相违背的……对于我们不利的局面我们要进行转变，但是能在不改变任何事物的前提下就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
戈尔巴乔夫掌握政权后，立即以彼得大帝式的手段大张旗鼓地修改前任遗留的政策。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6月召开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直言不讳地说，他下定决心与过去一刀两断：“社会正在发生急速变化……我们面临着各种前所未有并且复杂的问题……我们难以保证不出现过错，但是我相信，最大的过错就是害怕犯过错。”
戈尔巴乔夫所说的“害怕犯过错”与美国罗斯福总统的那句“除了害怕之外没有什么让人觉得害怕的”非常相似。事实也是如此，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的重组与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有异曲同工之妙。两种政策都是在面对经济重创时，对胡佛时期的大萧条和勃列日涅夫的止步不前的反映。这两项变革都是各自民族具有领导能力的人从上层阶级开始逐步向下进行的。罗斯福和戈尔巴乔夫并不是旨在推翻原有的社会制度，而是想通过改革来保留和激活原本的制度。虽然改革不是为了推翻制度本身，但是由于保守派害怕改革会触动原本的制度，激进派会觉得看似换汤不换药的外部举动没有触动本质，因此本国的保守派和激进派都反对两个领导人的主张。所以，在右派眼里，罗斯福被批判为本阶级的背叛者，左派激进主义者的代表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休伊·朗，休伊·朗主张“分享我们的财富”。
罗斯福和他主张的新政最终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挽救。二战期间开设了工厂，工厂的建立提供了工作机会，终止了大萧条的噩梦。但是戈尔巴乔夫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来解救他走出困境，当然，这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所以，戈尔巴乔夫别无选择，他不得不面对更加困难重重的一系列困境，并与之斗争。这些困境包括苏联16个盟国中个性独特的少数民族，他们因为遭受了与美国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同样严重的经济困难，所以他们对苏联的反感与日俱增。戈尔巴乔夫主张的重组计划燃起了人们盼望改善经济条件的热情。但是，事与愿违，此时的经济形势却一日不如一日。小企业因为产量较小不得不缩减员工薪水甚至是裁员，导致失业率骤然上升。美国和西欧国家的本地民众指责少数外来移民应该对失业和降薪负责，苏联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带来的社会动乱也加剧了种族动乱和战争。
急需戈尔巴乔夫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1991年，叶利钦取代了戈尔巴乔夫。一个名为独立联合体的松散政治联合体取代了原本的苏联，苏联解体了。列宁格勒的民众决定更用沙皇时期的名字圣彼得堡，这证明了人们厌弃了旧的共产主义秩序。
戈尔巴乔夫想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叶利钦的改革举措更多——解体苏联，叶利钦希望通过这些变革给独联体一个崭新的未来。叶利钦取消了农业上的国有农场和集体农场。在1993年，国有工业企业的三分之一变为私有工业企业。但是还有一个出乎人们预料的不受欢迎的变革是，很多在经济危机中失业的高学历的科学家移民。1987年，39000人由于境外移民的限制取消而离开了苏联，1991年有60万人移民，1992年有100万人移民。以前移民的人大多都是不受欢迎的少数民族，比如犹太人、伏尔加河边的日耳曼人和亚美尼亚人。有人担忧由于现在众多的顶尖科学家移民国外，导致没有能力培养下一代科学家。
还有同样值得很多俄罗斯人警惕的，那就是意识形态的虚无。以前，正统的斯大林意识形态能够回答一切问题。他们从小被灌输的思想是，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府必须掌握所有生产手段的权利，经济计划的制订和监督运行必须由中央计划委员会决定。最开始，人们对这种方式很满意。但是直到1990年，正如萨哈罗夫在70年代预言的那样，苏联似乎真的要沦落为“二流地区国家”，人们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俄国人此刻面临着毁灭性的经济下滑和让人尴尬的意识形态困境。
当第二次工业革命急速开展的时候，为了迎合高科技时代的到来，世界人民不得不修正社会制度。认真辨别数不清的相互争论的社会制度并且区分是否适合，这是一个艰难并且让人忐忑的任务，这让人们回到了一个古往今来都困扰人类的关键问题，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之间存在一段较长的时间来适应。我们称这个问题为：不断在依靠智慧拓展知识与利用拓展了的知识之间寻找平衡。
让人庆幸的是，任务可以完成。从这个意义层面上来讲，20世纪经历了多次粗放主义后仍然能在创造与创新中终结。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如果20世纪逃不过在不幸中结束的命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果会非常残酷。独联体建立在从北爱尔兰到卢旺达、从波斯尼亚到苏联解体后的废墟之上，肆虐的野蛮开始萌芽。
四、对第三世界的影响
二战以来，政治上的获胜与经济上的挫折构成了第三世界的历史。当殖民地国家被摧毁取而代之的是独立国家时候，政治高潮达到顶峰。可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活水平下降的同时，它们的经济也衰败到极点。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正常生活受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是造成经济恶化的最主要原因。
农业生产力因绿色革命的新种子和新技术得到提升。除了中、大型农场的农场主有能力参加绿色革命外，大部分农民缺乏买杂交种子、肥料和灌溉机器的资金，他们并没有享受到绿色革命的益处，但是有能力的中、大型的农场主却通常不种植粮食作物，而是种植利润空间更大的出口作物。而且中、大型农场主可能会采用能带来更多利润的机器进行劳动，这种行为让无业的农民不得不搬到贫民区。在贫民区，他们觉得和在乡下的时候一样，是边缘人。这种现象在墨西哥尤为明显，美国冬天时期可以食用的水果和蔬菜都是墨西哥效率最高的农场生产的，但是墨西哥的玉米和豆类却是从美国进口的，并且很多农民正在去边境外别的国家寻找工作。同时，首都墨西哥城的人口数量在1980年达到1400万，超出控制，预计未来20年还要再增长14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