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大军征伐高丽，在实际的军事行动上只有隋朝和高丽这两个国家互相进行，可是实际上这场战争影响到的却远远不止这两个国家。首先是百济，百济方面在隋文帝时代就曾经主动请缨担任向导，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被高丽王率兵侵掠，损失极大。这次隋军讨伐高丽，百济就再一次遣使入隋，百济这次如此积极又是为了什么呢？原来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百济再次遭到了高丽的攻击，松山城和石头城都被高丽军袭击，在整个东亚，当时百济能找到的帮手也只有隋朝方面。隋朝这次倒是对此次的请兵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并且也作出了出兵的实际行动，可是百济方面却首鼠两端，在隋与高丽两国的军队在血肉搏杀之际，百济本来说好是要发兵一同攻打，却率重兵屯积在边境，坐山观虎斗，甚至发兵攻打同样与隋朝结成同盟的新罗，攻陷了新罗的椵岑城。
然后是新罗，在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百济派出特使的同时，新罗也派出了使者向隋朝请兵，并且隋朝也在两年后派王世仪回访新罗，以达成对高丽政治上的孤立。跟百济的首鼠两端，甚至在其后反而站到了高丽一边不同，新罗自始至终都是紧抱着中央帝国不放，隋唐两代均与帝国结成了同盟，甚至在唐代还结成了军事同盟，可以说是当时中央帝国在朝鲜半岛的先锋打手。
再有北方的突厥和契丹人，隋帝国极盛时代突厥势力是被压制住的，在经过了一系列的巧妙外交的谋划后，突厥人的势力被分化瓦解，再经过一系列的军事较量，炀帝时代的突厥启民可汗对于隋朝采取的是比较顺从的态度，这使得突厥的危险性下降了不少。契丹当时被突厥击败，元气大伤，只能服从于突厥人，而两者在初征高丽的时候基本可以算安分守己，在政治上是站在隋朝这一方的。
最后是日本方面，关于日本后面的章节有详细介绍，先不做赘述，日本方面跟高丽素有仇怨，所以在当时自然是站在隋朝这一边。
隋朝有其支持者，高丽方面自然也有其支持方。在高丽的北方，有一个靺鞨族（也就是我国满族的祖先）的部落联合体，在当时这个联合体实际上是服从于高丽国的，前面就说过，在文帝时代高丽王高元就率靺鞨万余人进犯隋朝营州（治所在今辽宁朝阳），无论是隋代还是唐代，大部分靺鞨人都是高丽人的铁杆同盟军。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东北亚其实是两大军事集团的较量，就外交来看，虽然高丽处在比较孤立的位置，可是隋朝当时的盟友基本都不可靠，三心二意首鼠两端的居多，而高丽方面却有靺鞨人这样死心塌地的盟军，就实质而言，还是高丽获得的帮助比较多。
杨广的逆行
三征高丽失败之后，往昔强盛的大隋帝国境内已经烽烟处处，形势已经非常危急。但是就算到了这个危急的时刻，如果隋炀帝杨广能痛下决心，学汉武帝那般下“轮台诏”罪己，然后放弃征讨高丽，全力安抚国内的民众，讨伐国内的反叛者，那么局势依然大有可为。有句话叫“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民”按我们现在一般会理解成小老百姓，普通农民之类的大众，但其实在古代，这个民往往代表得是门阀、地主、豪强与读书人。
因为地主豪强门阀代表了各地的实力派，而读书人则是宣传渠道，谁是正统谁是叛逆，谁是好人谁是坏蛋都是由他们一言而决，而在古代能够读书的绝大部分都是地主阶级，所以读书人的身份与地主豪强门阀又有一定的统一性。因此在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如果最后不依托读书人和地主豪强转换性质成为他们的一分子，而是坚持革命到底的话，最后的下场一定是失败。此时隋炀帝之所以还有翻盘的机会，就是因为当时的门阀地主豪强还未对其完全失望，毕竟他还是皇帝，有大义的名分。虽然说这种大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面子上的功夫，但是一旦对它忽视，就必然会遭到无情地惩罚。当然随后的历史众所周知，隋炀帝杨广并未能把握最后的机会，他干了一件事，使得“人民”对他的最后一丝期望化为泡影。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也就是第三次征伐高丽的次年，杨广突发奇想地又突然跑去雁门视察边塞。当然这事情他不是第一次干，就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他率领五十万大军动用了十万匹马出塞巡边，那时候的他可谓风光无限，塞外诸胡在他面前俯首帖耳，东突厥启民可汗甚至要举族更换汉服，表示自己的臣服。在高丽国上数次失败的杨广又想起了昔日的辉煌，于是想在塞外再次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希望当年的盛况能够重现。其实究其实质，杨广这个行为并非一点都没有道理，此时东突厥逐渐坐大，帝国的北方开始面临实质性的威胁，他这次的出巡如果能够真正震慑住突厥人，那也可以说是好事一桩。
可是有道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如今的世界也不是几年前了，隋帝国经过三次征高丽元气大伤，国内烽烟处处，早已不复往日强国的荣光。而东突厥经过修养生息之后实力大增，再加上之前那个臣服隋帝国的那个启民可汗已经去世，新上台的始毕可汗是个硬茬子，他对前任向隋帝国臣服的政策不满已久，现在杨广送上门来，那自然要好好照顾一番，始毕可汗率数十万骑兵将杨广团团围困在雁门关，隋军数度出战均遭败绩，雁门四十一座城池被突厥人攻下三十九座。突厥人日夜猛攻，隋军死伤不计其数。此时隋炀帝才收起了昔日目空一切舍我其谁的狂态，吓得像个女人般抱着自己的儿子赵王杲哭得双眼红肿。此时士气低靡，眼看就要支撑不住，此时众大臣纷纷劝皇帝加重赏格，并且宣布停止征高丽。到这时候杨广为了保命不得不答应臣子的要求。在这个好消息的刺激下隋军人人用命，终于保得城池不失，最后在全国勤王军队纷纷到来的时候突厥人终于解围而去。
就在这些忠诚的将士们满心以为皇帝会兑现之前诺言的时候，杨广却把之前的话全盘否定，不但绝大部分将士都没有得到应得的赏赐，而且皇帝居然重新宣布要继续征讨高丽！杨广不知道自己这种做法等于犯了身为皇帝的大忌！在民间的众多小说戏文当中“君无戏言”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可是“君无戏言”这句话并不仅仅存在于民间传说中，而是有着很现实的政治意义。这句话起源是西周初年，周武王姬发驾崩后，唐国发生叛乱。太子姬诵年幼，在周公姬旦的扶助下做了国君，史称周成王。有一天，姬诵和弟弟叔虞一起在宫中玩耍。姬诵随手捡起了一片落在地上的桐叶，把它剪成玉圭形，送给了叔虞，并且对他说：“这个玉圭是我送给你的，我要封你到唐国去做诸侯。
”史官们听后，把这件事件告诉了周公。周公见到姬诵，问道：“你要分封叔虞吗？”姬诵说：“怎么会呢？那是我跟弟弟说着玩的。”周公却认真地说：“天子无戏言啊！”后来，姬诵只得选择吉日，把叔虞正式封为唐国的诸侯，史称唐叔虞。中国的皇帝号称天子，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政治象征，他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政策。之所以要君无戏言，就是因为国家的政策不能朝令夕改，要有统一的政策导向，这样君主就必须谨言慎行。而杨广对这种关乎他统治基础的大事似乎没有丝毫的自觉，他还以为皇帝真的就是天之子，在帝国内他可以从心所欲。此次事件最终导致帝国军方与门阀地主阶级对皇帝彻底失望，帝国的彻底崩溃已经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突厥的危机一过，杨广故态复萌，又开始忘乎所以地要干他认为的要干的事情，比如说征高丽，造龙船下江都等等。对他来说，下层的人民起义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他身边那些位高权重的大臣威胁更大。有一段很著名的对话就清楚地反应了隋炀帝的这种心态。比如杨广当时问身边的大臣如今全国的盗贼是多了还是少了。那时候身为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奉承他，就说：“已经渐渐少了。”杨广又问：“那比以前少了多少呢？” 宇文述又说：“不到以前的十分之一。”这种阿谀逢迎的话自然有人听了不舒服，但是杨广的性格又不是能听进直谏的，于是当时身为重臣之一的苏威就退到了大殿的柱子后面，来了个眼不见心不烦。可是杨广眼睛很尖，一眼就看到了苏威的小动作，于是就把他叫到面前问同样的问题。苏威回答也很有趣，说：“臣不负责这个，所以盗贼到底增加还是减少我不太清楚，我只是担心盗贼的远近而已。
”杨广很奇怪，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苏威就说了：“以前盗贼的踪迹在长白山那边，现在盗贼已经到汜水了。以前正常的国家租赋丁役现在全都收不到了，这些人都去哪里了呢？还不是都落草为寇了？现在大家纷纷谎报军情，说剿灭了多少多少盗贼，其实越剿越多。另外皇上你之前说过不再征讨高丽，现在又反悔，那盗贼能被平定才怪咯！”大庭广众之下这么一段话当时就让杨广这个好面子的皇帝下不来台。不过杨广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过了一段时间又跟苏威商讨如何征讨高丽。他明明知道苏威对征伐高丽是反对的，偏偏问，那还有啥好回答？苏威倒是也没反对，就说了一句话：“征讨高丽简单啊，都用不着出兵，只要大赦群盗，立马就能有一支几十万的军队，再让他们征讨高丽戴罪立功，那他们为了免罪那还不人人争先？这样高丽轻松就能被灭掉了。”这下子把当时国家盗贼处处的情景一下子在杨广面前挑明，杨广当时就愤怒地破口大骂道：“这个老不死的奸徒居然拿盗贼来威胁我！”一句话就明显地看出在杨广的心中所谓的盗贼完全称不上威胁，类似苏威这种位高权重的大臣才是最大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