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五日夜，台风肆虐，居室浸水，对象凌乱，霉气四溢。七日亚英（即宋英，作者注）探视，送来书架一只。九日天晴，乃抖擞精神，将书籍文稿，衣履被服，碗橱炊具，药瓶壶盂，以及坛坛罐罐，全部搬到室外曝晒，洗刷拭净，然后一一搬回室内，上午十二时完毕。其间虽有一人相助，而大部分工作是我一人任之，跑进跑出，不下百次之多。午间小睡后，又赶写今日应写的回忆文字，成二千五百字，复利用休息时间，将书籍放到书架上，并略事整理。其它对象，亦均一一放到适当地方，其间曾准备午晚两餐。晚饭后又洗衣三件。因之精疲力竭，头昏眼花，晚间运动因而停止。九点钟即上床休息。不意横身酸痛，皮肤发烧（太阳晒的），疲劳过甚，意不能成眠。十一时半又起床出外散步，腹饿吃饼干两块，然后上床再睡。在迷迷糊糊中，忽然梦到适之先生告诉我们“容忍与自由”的意思，因成诗一首，藉以明志自勉。
然而，《时与潮》这篇温和平实的专访却遭到了台湾当局的责难。“蒋氏父子认为这是讽刺语，即下令《时与潮》停刊一年，我则停止接见，不准带冰箱和电扇。我的停止接见未付期限，一下子停止接见半年，这又是大大违法的” ，雷震这样说。1963年4月28日，雷震在《狱中日记》中有“《时与潮》载有陶元珍教授《读雷儆寰代表（震）狱中诗》”之记载，第二天，雷震也收到了老友徐复观《读儆寰狱中诗感赋》的抄件，足见雷震这首《自励诗》在当时引起的反响。
雷震在狱中为获得阅读报刊的权利，与狱方做了一番坚决的抗争。本来，军人监狱规定订阅的报纸是党报和军报。雷震不愿看官方刊物，要求订阅《联合报》以及一份英文的《中国邮报》。经过两个月的审核，方才获准。狱方对于书刊的阅读管制特别严格，雷震所订《联合报》，除负责检查报纸的保防室外，其它受刑人，甚至狱吏、狱卒一律不许看。在那段时间，狱方只要提及《联合报》，常称之为“同路报”，意即为“自由派的同路者，思想有问题”的报纸。狱官们告诉雷震，狱吏和狱卒为了也能了解社会大事，常跑到新店公路局车站内看张贴在公告栏上的“同路报”。雷震在《雷案回忆》和《狱中十年》等书中，经常提及在狱中阅报时的遭遇和不堪心情。狱方虽然特别核准他在狱中订阅《联合报》，仍对每天的报纸加以严格检查，并不时查扣，雷震想尽一切办法争取自己的阅报权，其中有若干传神的记载：
“《联合报》常常要到下午才送来，上午要经过保防室检查，其实他们也要看这些同路报，而不要看那些成天歌功颂德的党报和官报。”
“可是保防室的检查，常常扣去一天，我就抗议：不见得报上所载全部我都不能看吧？”
“于是保防室改变办法，抽出不给我看的那一张。”
“我又抗议：难道全张都是不能给我看的吗？”
“保防室又改变办法，把不准我看的那一部分剪去了。”
“我再又抗议：保防室不准我看的，只有一则新闻，这一剪去一块，我连背面可以看的也就看不到了。于是保防室又改变办法，把不要给我看的那一部分用油墨涂去，如何用水洗刷也洗不掉。”
雷震在被捕之初，确实受到过军方的一些“优待”。宋英女士也承认：“雷先生自入狱后，没有像一般人所想象的狱中生活那样苦（例如挨打、受辱和做苦工），但也没有得到家属亲友特别的照顾（例如“监犯有接见任何家属亲友的便利”），……我每礼拜按军狱的规定，给他送两次菜去。” 但这一切均为当局迫于国外舆论压力而做出的“下策”之举。在看守所时，所长张福庆就对雷震说过：“雷先生过去对于国家有很大的贡献，这次事情，理由并不充分，自‘雷案’发生后，外国的报刊，包括香港在内，对于政府和国民党，甚至蒋总统都抨击甚烈，说是‘蒋总统铸下了一项最大的错误’，又说：‘雷先生的被捕失掉世界人士的同情。
’还说：‘逮捕雷先生是蒋总统下的手令，把蒋主任经国也连在里面。’连蒋总统的好友、美国鲁斯所主持的《时代周刊》也来抨击了。……为补救起见，所以关照我们对雷先生特别优待，我们自然要照办的。” 雷震大发感慨：“我听到这一段话，马上联想到许多人所说‘外国的月亮圆些！’这话却不无道理，这些讽刺的话，当是由经验而来，我的优待就是受了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之赐。” 发生《自励诗》事件之后，狱方对雷震的态度大有转变，监控得更加严密了。当时青年李敖托宋英女士将新作《胡适评传》送给狱中的雷震，此书一审查就是十九天。李敖的这本《胡适评传》让雷震看了许多天，他还将书中“错误的地方均一一记出，将来可交给李敖”。从这件小事可看出，青年李敖对雷震有着一种仰慕之情，这与他受其业师殷海光先生的影响不无关系。
雷震在狱中十年，军人监狱更换过四位监狱长。
“第一位是李玉汉，据说是特务出身，我未见到过；第二位叫做马光汉，他任军监监狱长三年，每年倒是来囚室给我拜年，他是对我特别客气，他知道我是被蒋氏父子诬陷，下令而坐牢，我本身是清白无辜的，所以每年来给我拜年，对其它受刑人当然无此礼貌，和其它监狱长对受刑人是一样的态度，依然是‘牢头禁子’的作风。第三位姓赵，做了好多年，我根本没有见过。第四任监狱长叫做‘洪涛’，系宪兵出身。……洪涛任监狱长后作风大变，对待受刑人的态度则大为和善，受刑人都觉得这位监狱长有人性，是一个人，不是牢头禁子，对我也特别客气。……洪涛到任之后，对于受刑人也举行‘生日会’，使受刑人也得到一点温暖。……受刑人的生日会是在监狱的礼堂中举行，洪涛和许多监狱官亲自参加。
……我是受蒋氏父子下令不准和大众见面，所以给我添了几样菜，由我一人在监房中吃。这虽是美中不足的事，但不能责怪洪涛，那是他不敢违背独裁者的命令，除非他不想做官，不要这条命。” 以雷震坐牢十年的亲身体会，他认为在军监中态度最恶劣、最不讲道理、又无法律观念的机构当属“保防室”。“保防室”名义上属于军人监狱政治处代管，实际上是一个特务机构，隶属蒋经国管辖之下的一个安全室，在军监中谁也管不了它。“保防室”对雷震特别苛刻。“我所接见的人，要它核可，我除掉家属和亲属外，任何人也不许接见，连家中烧饭司夫送菜来时，也不许我接见。” 每次会见家属时，通常只有三十分钟，两部录音机同时录音，更有保防室、监狱官等人在一旁监视。台湾立法委员、原“军统局”上海站站长王新衡来军监中探人，提出想见一见雷震，也遭到了拒绝。
王新衡只好留下一张名片，以示自己来过了。这张小小的名片“保防室”从未交给雷震。雷震出狱后，有一次与王新衡聊天时，始知当年还有过这么一件事。“保防室”检查受刑人的书信更是不可理喻，“凡有一语他们认为不妥者，就不给你看，或不给你发出。实际上在检查书信工作的人，都是那些半瓢子水的外役，自己的肚子里是半通不通的，他们只知道从严，只会挑剔。我的来信，看了一遍，马上就收回去了，存放在保防室那里。……我刑满出狱前几天，我要索回存在保防室的来信，可是来信不多。在这十年坐牢中，何止一两百封信呢，只还了二十几封……殷海光有一封长信，有十页之多，这封信我记得很清楚，而殷海光在我出狱前的前一年已去世，我要留这封信作为纪念，故一再向保防室提出要求退还此信，他们一概置之不理，仗着他们是蒋经国培植出来的特务，可以无法无天而不顾一切” 。
雷震在狱中的实际处境，可说是时好时坏，这完全取决于监狱长个人的态度。以坐牢而论，雷震毕竟曾经是国民党的高官而被打为“阶下囚”的，几十年来在国民党内部，又经历过太多的风风雨雨，其心态较之一般犯人显得平静或从容得多。但身为政治犯，失去人身自由的滋味与普通犯人毫无二致。马之骕说：“雷震坐牢十年，之所以能保存了性命，他惟一的‘哲学’是他能‘欣赏坐牢’”，我们从雷震出狱后与历史学家唐德刚的一次谈话中也可大致了解到这一情形。唐德刚这样记述：
这次我与雷先生谈了两个多钟头，甚为投契。他告诉我一个人做人要有骨头，也要有修养。坐牢就要有修养；他说他坐牢十载，左右隔壁的难友都死了，只有他一人活了下来。“有什么秘诀呢？”我问。“要欣赏坐牢嘛！”雷说时微笑。他说他左右邻难友都烦燥不堪，一个不断傻笑，另一个终日唧唧咕咕，大小便都不能控制，结果一个一个死掉。“我想我如不拿出点修养来‘欣赏坐牢’，我一定跟他们一样死掉……”雷说他用修养克制自己，终于神经还能维持不错乱，而终于“活着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