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须有”罪名
雷震之被捕，在台湾岛掀起了轩然大波。
从目前所披露的史料看，在这之前，雷震已知自己将遭此厄运。因为他所主持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十年来为争言论自由，与当局进行的一系列殊死拼争，早已在心理上动摇了蒋介石对台湾岛统治的信心，而与台湾本地政治精英共同筹建反对党，更是将国民党推向一个如坐针毡的窘境。这是自台湾“二二八”事件以来，最为壮怀激烈的一个政治大事件。与雷震始终保持着良好关系的美国大使馆事先得到一份绝密情报：“情治单位打算制造匪谍案，先将马之骕打成匪谍，再将雷震以‘知匪不报’而入罪……” 并透过前台北市长的高玉树，将此事通知了雷震。雷震深知这场“牢狱之灾”不可避免，还是事先与马之骕谈了一次话，以防不谙政治的马之骕被当局所利用。
马听了之后当场表示：“无论他们怎么整我，我都不会承认是‘匪谍’的，即使是屈打成招，我也不会‘咬您’的。” 后来事实证明，美国大使馆传来的这份情报是可靠的。十几天后，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比原计划将近提前了一个月，以“涉嫌叛乱”为由将雷震、傅正、马之骕、刘子英四人逮捕。在侦讯过程中，马之骕没有与当局合作，《自由中国》杂志社前会计刘子英却“利诱成招”，不仅承认自己是邵力子之妻傅学文派来台湾的“匪谍”，并于1950年5月17日晚，在台北金山街一巷二号雷震的书房里，“将傅匪在京情况及所交为匪工作任务，密告雷震，并夸张大陆匪情，劝雷震为人民立功……” 既有时间，又有地点，且任务明确。于是，军法审判遂绕开了所谓“涉嫌叛乱”而就“知匪不报”秘密进行着，监察院派出的雷震案调查小组，自始至终也未能见到雷震一面。
案发当日，国民党内部就有人提出异议。立法委员成舍我、胡秋原等人质疑“警备总司令部”，雷震纵使涉嫌违反了普通刑法，但并未触犯所谓“惩治叛乱条例”，有何理由认为是“叛乱”而要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并称“……此例一开，今后对于并非叛徒所为之言论文字问题，皆可不依出版法或普通刑法处理，而得径以军法从事，则每一报纸每一杂志之发行人编辑人，均有随时随地遭遇同样情事之可能，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讲学自由及新闻自由，自必遭受严重之损害，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 在美的民社党主席张君劢闻讯后急电蒋介石，抗议雷震被捕，第二封措辞严厉的电文转至台北《公论报》后，惜乎《公论报》迫于形势，只发表了部分内容。胡适彼时正在美国出席中美学术合作会议，当天收到“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发来有关“雷震案”的电报，即回电表示：“今晨此间新闻广播雷震等被捕之消息，且明说雷是主持反对党运动的人，鄙意政府此举甚不明智”。
胡适认为，此举对政府有三点不良影响，“一则国内外舆论必认为雷震等被捕，表示政府畏惧并挫折反对党运动；二则此次雷震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国杂志当然停刊，政府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三则在西方人士心目中，批评政府与谋成立反对党皆与叛乱罪名绝对无关，一旦加以叛乱罪名，恐将腾笑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胡适书信集》第三册中可查见全文。 2001年2月28日，台湾《联合报》记者钟年晃在一则报道中透露：台湾“国史馆”中至今存有民国四十九年九月四日胡适致陈诚的电文原件。
作者注）1929年即发起过“人权运动”的胡适，当然将“言论自由”视为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权利，他强调国民党当局以“叛乱之罪”加害于雷震等人“甚不明智”，完全是出自于他对民主政治的一种认知。在1960年11月18日的日记中，胡适附上了四则英文简报，分别是美国《纽约时报》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华盛顿邮报》 三大报纸就“雷震案”对蒋介石政府的批评文字。还有一份哈佛大学学生自己办的日报，认为台湾当局指控雷震，“使海内外国民党知识分子迷惑不已。在任何时候，雷震案都将是一件丢脸的事”。在当晚陈诚的一个晚宴席上，胡适将简报交给“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其意不言自明。胡适本人虽然不愿多谈“雷震案”，内心却有着一种“大失望”。
非法被捕经过
1960年9月4日，雷震等人被捕第二天，台湾《征信新闻报》（今《中国时报》前身，作者注）即对其逮捕经过作出详细报道，为今天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史料。其中《自由中国》编辑傅正、经理马之骕、前会计刘子英被捕实录为：“涉嫌叛乱四日与雷震同时被捕的《自由中国》半月刊编辑傅正，所住的本市松江路一二四巷三号，是一间日式的省政府秘书处职员宿舍，以后由雷震向省政府借用，供为《自由中国》半月刊社职员的宿舍，那里住有三户人家，一家姓聂（即聂华苓，作者注），一家姓王，另一家便是傅正。
傅正平时早出晚归，据同住的人说，与他们甚少来往，傅正被捕的时间为四日上午九时三十分，被拘捕时治安人员执行任务和拘捕雷震的情形一样，且亦被搜去书籍信件一包。另一涉嫌被捕的马之骕，系《自由中国》半月刊社经理。他去年刚与沙昌佩女士结婚，现住中和乡中兴街四十四巷五弄五号太太的娘家里，于四日晨八时十五分被捕。马太太沙昌佩正怀孕……涉嫌被捕的名单中尚有国史馆藏员刘子英，刘住在南京东路一二0巷五弄一号，是国史馆的宿舍。据说，五十四岁的刘子英，过去曾充雷震的私人秘书。他在寓所被捕的时间是四日上午九时四十分……” 雷震和傅正被捕后，被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押解到台北市青岛东路三号的军法处看守所，雷、傅二人后来对此均有亲笔记述，雷震这样写道：
……大约上午八时过一点，我忽然听到埤腹路警察派出所警员喊门说：“雷先生，新店家中发火烧了！”（雷公馆共有两处，一为新店，一为木栅埤腹路，雷当时大部分时间住此处。作者注）我骤闻此语，心中不免有些着慌，因而匆匆开门，打算前去看看。平
时我出门，总是带个大皮包，内装《自由中国》社的来稿，遇暇即加审阅。闻警报遂匆匆出门，连皮包都来不及带了。不料一开大门，过去跟踪我的数十名国民党特务一哄而入，如入无人之境。……我站着问：“这是干什么？捉人总不能凭你的口说吧！”于是那位凶煞神似的国民党特务，始从上身口袋中掏出一件署名总司令黄杰（雷震的熟人，《自由中国》创刊初期，黄部退守在越南西贡，曾致函雷震，要求订阅《自由中国》半月刊，作者注）的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逮捕状，罪名是“涉嫌叛乱”，再没有其它文字。……我告诉那个手持盒子炮的特务说：“我太太上街买菜去了，马上就要回来，家中无人看门，等她回来再走，要不了多少功夫！”不料那个满脸横肉的特务，坚持不肯。
我又说：“隔了一家的陈访先生，也是监察委员，让我去告诉他一声，不然太太回来后，不知我到哪里去了！”胖子特务，仍是不肯。正在这样坚持中，我妻闻讯回来了，我就跟着那个特务走 了。特务来捉我时，用的仍是“专门捉人”的汽车，正停在埤腹路口。……特务检查后，要我走进看守所，所内的人出入，都是走“狗洞式”的边门，都要弯曲腰出进，只有张所长出进才开大门……我不愿钻狗洞，狱卒只有打开大门让我走进去。……狱卒要我把全身的衣服脱掉，说是怕我衣服不清洁，……还要检查我的肛门，不悉其用意何在。
……“拘票应备二联，执行拘提时，应以一联交被告或其家属”，法律是规定得很明白的，不论刑事诉讼法，抑或军事审判法，但“御特”警备总部拘我时，拘提执行的特务，先竟不交出拘票，经我抗议时，那个矮胖子掏出的拘票，上面只有“叛乱嫌疑”四字，所以我被捕后约三周之后，始知是关在青岛东路“御特”警备总部看守所内。一个国家，仅仅具有由立法院通过及“总统”公布之法律，而执行官吏如不负责去执行，那些法律都变成具文了。一般常说国民党政府的官吏是无法无天的，都是从这些地方看出来的。国民党政府，尤其是控制了人民行动和思想的“御特”警备总部的官吏，是如此的不守法，这个政府自然不会得到人民的信任。……“御特”警备总部来拘捕我时，应该规规矩矩叫我开门，我绝不会不开的，绝对用不着叫埤腹派出所警员在门外谎称说“新店家中发火烧了！”……特务机关之如此行为，岂仅违法悖情，简直就是下流作风！国民党之失败，一切皆系咎由自取也。不过一般工作人员的“流氓”作风，由来已非一日，因为国民党头子是“流氓”出身的，一向做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如关胡汉民、李济生和居正之类，上行则下效，下面工作人员自然也就如法炮制，仿效惟恐不能“惟妙惟肖”也。
“雷震案”在台湾各界引起强烈反弹。监察院司法委员刘永济表示：“政府这种作法，乃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其它则无话可说了。”刘济生系青年党中央委员，一向主张政府办事不可违反法律。雷震后来评价：“刘氏的言论和行动，都不失为一个在野党人士，确是负起监督政府的责任，与一些拉拉队的在野党人截然不相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