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的反应也开始变得强烈起来，他认为“这不仅是加帽子，而有谋害之意”、“以言论对言论，本是可喜的现象，不过他们的方式错了” 。1957年1月16日，《自由中国》发表《我们的答辩》一文，大意是《自由中国》从未认为自己的主张与言论，“是惟一的、终极的真理，所以欢迎批评与讨论，但刊物发现其面临陷构与诬蔑，却无法沉默”。同期还刊发了成舍我 以笔名范度才（谐音反奴才）撰写的《〈中华日报〉鼓吹暴动》一文，以回应《中华日报》上《蛇口里的玫瑰》一文对《自由中国》的诬蔑攻击。之后，军方刊物《国魂》以全册篇幅继续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甚至说这毒素思想的渊源就是“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1月18日，成舍我在立法院见到陶希圣，陶对成舍我说：《自由中国》的言论太过激烈了。成舍我坦言：雷震过去与“老先生”（指蒋介石）有相当的关系，且为政府做过许多事情，你们现在逼人太甚，开除其党籍、国策顾问，最后连吃力不讨好的中日文化经济干事长也不让做了，何怪乎人家要反对你们 。雷震并不赞成这样的说法，未免太私人化了。
他在日记中记述说自己曾给黄宇人去信，劝其“不可消极，自由是争取来的”，又说“吾人立于社会，只问良心安不安，不能畏惧权威，不然民主自由真无前途了” 。2月5日，《自由中国》半月刊召开编辑会议，决定再写一篇社论《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以作出回应。王世杰则提醒雷震“在不失掉自己立场之下要谨慎，以免自己被毁，目前是我们最困难时期” ，他甚至担心有人会谋害雷震。2月18日，雷震赴许孝炎 处，许对他提出三点意见：一，不批评蒋介石个人；二，不批评国民党；三，态度温和。雷震表示，第一、第三两点均可同意，但第二点不能接受。雷震这样说：“国民党必须取消优越感，国民党员再不能有做皇帝观念”。
许又提出不“随便批评”，雷震认为“《自由中国》从未随便批评”，“对方可以批评，但不能加帽子，如对方说我们是匪，我则一齐取销”，许孝炎表示同意这个说法 。几个月来，军中政治部门对《自由中国》的围剿始终没有停止，他们在军中散发《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而在国民党内部《工作通讯》上，也有《从毒素思想谈到党的思想教育》之类的文章，“二者均以自由主义者为假想敌，后者认为《自由中国》系危害反共复国与国家民族的思想敌人。诸现象反映党方、军方已有以权威心态对抗自由主义的态势，而公开对胡适、雷震与《自由中国》抨击，则显示当局预备对自由主义进行思想压制。
” 不过，马之骕认为，这不过是国民党“垂死的哀鸣”而已，“国民党一发动围剿《自由中国》言论，一些靠津贴生存的报刊，莫不摇旗呐喊，不分青红皂白，乱箭齐发，假想造成一种‘强势舆论’，误导民众错觉‘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各报刊都说《自由中国》的言论错误，他们就应该俯首认罪’，其实不然，恰好弄巧成拙，因为‘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尤其是台湾民众。” 自出版“祝寿专号”后，《自由中国》“在编辑作业方面，只要一发稿，就有特务们到印刷厂要求看稿，必要时还要拿出去照相，再将原稿送回；出版后，只要有一篇文章是批评政府或是批评国民党的，就要受到数家国民党办的报刊的‘围攻’，不过久而久之，大家自然的就养成接受检查的习惯了，否则又将奈何呢？”不过《自由中国》也从此“豁出去了，俗话说‘武大郎服毒，吃也是死，不吃也是死’，我和你拼了” ，即埋下了不久的将来雷震等人遭至政治构陷而锒铛入狱的因果。若干年后，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在评价这一期“祝寿专号”时说，“这正是雷震十年牢狱之灾的关键点”，并称“今日知识界仍然尊敬雷震，就是因为知道当年发出良知之声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
《自由中国》印刷受阻
《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受到当局公开压制后，印刷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从1949年11月20日创刊起，至1960年9月4日被迫停刊，近十一年的时间里，《自由中国》半月刊先后换过七家印刷厂，此事让雷震“大伤脑筋”。《自由中国》最初印刷是在“上海印刷厂”和“台北印刷厂”，这只是对外的名称，实际上前者系“情报局”所经营，后者为“国防部”经营。这两家印刷厂在原则上以其机关业务为主，常常耽误《自由中国》的出版。后来改换到“新生印刷厂”去印刷，这是《台湾新生报》自己开办的一所印刷机构。当时，雷震在政治上仍属显赫人物，《台湾新生报》副社长赵君豪为雷震旧识，愿意承印《自由中国》半月刊。自《自由中国》半月刊与当局发生言论冲突之后，该厂以“业务繁忙”为由不再继续承印，实际上是因为情治人员随时去印刷厂检查，他们不愿给自己在政治上带来更多的麻烦。
之后，雷震将《自由中国》的印刷业务转向台湾一些民营企业，第一家是“精华印书馆”。就其设备和排版技术而言，“精华印书馆”不亚于以上公营印刷厂，就是价格要贵了许多。“老板的名字叫陈太山，中等身材，胖胖的，方面大耳，看上去颇有福像，忠厚老实，处事稳重” ，雷震是经由立法委员陈纪滢的介绍与之相识的。从1952年12月，至1957年3月止，前后近五年多时间，《自由中国》半月刊一直都是在这里印刷。在第三年，陈老板突然提出不想印了，因为特务来得过于频繁，随时都要检查《自由中国》的稿件，“真是不胜其扰”。雷震特意去了一趟“精华”拜访陈太山，给他打气，再三拜托继续印下去，之后又坚持了两年。其间，马之骕作为经营部经理，与陈老板多有交道，后来两人成了好朋友，因有一个共同的嗜好——喜欢京剧。每当马之骕去印刷厂时，陈老板常会对他大发牢骚。他对马之骕说：
……“马先生，我实在不能给你们印了，前天有一个特务来，一来就是坐半天，他还给我看相，说我好好做生意会发财，千万不要跟着雷先生搞政治，搞政治会倒霉的哟！”又有一次他说：“马先生你来了很好，我要和你讲，昨天有一个警备总部的特务来，硬要看稿子，我不给他看不行，他拿出警备总部的服务证给我看，就闯进排字房，还把一篇稿子拿走了，他说照个相马上送回来，不准我告诉你们……”我说，“不要紧，稿子送回来没有？”“有送来！”“那就好，雷先生已给行政院黄少谷秘书长打了电话，他们以后就不会再来找麻烦了。”他将信将疑地说：“我的血压太高，他们一来我就紧张！心跳！这样下去实在受不了。我知道，我不印别人家也不敢印，我看惟一的办法，就是你们自己办一个印刷厂。”
对于陈老板的这个建议，雷震曾仔细研究过，最终还是不敢下决心开办一所印刷厂，资金固然是一个问题，在管理上也一窍不通，又惟恐特务买通工人，弄不好麻烦会更大。尤其是“祝寿专号”之后，当局对《自由中国》的打压无所不用其极，处境更加艰难。最后连介绍人陈纪滢也感到有点害怕，托人带信给陈太山，叫“精华”不能再印《自由中国》了，以免麻烦。陈老板果然表示，说这次宁可关门，也不能再印了。雷震很生气，说：“这件事陈纪滢不够朋友，不仅不出来帮忙，反来扯腿。”于是雷震又联系到“尚德印刷厂”，但只印了一期，“尚德”老板李文显也以书面形式通知《自由中国》社，声明今后绝不再印了。
无奈之下，雷震只好打破情面，亲自给新闻局局长沈锜写信，“精华印刷厂因受外界压迫，拒绝继续承印，……而尚德印刷厂商订承印合同约，该厂并已接受本社之订金三千元，但该厂在订约数日后，忽提出：‘如厂方受到外力干扰，即不便代印’之口头声明，随复通知本社，竟欲即时取消合同，当经本社再三与其交涉，始允代印一期，以后不再承印……”与此同时，雷震还致函“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因黄亦办过报纸（1942年曾任《扫荡报》总社长，作者注），懂得言论自由之可贵，而且他亦同情《自由中国》，所以请他出面设法解决印刷问题，应当不成问题” 。
印刷问题始终困扰着雷震，由于心情不好，失眠也越来越严重。过去他吃的是一种叫做Seunul的安眠药，一两颗就行，现在吃三颗也不见收效。他在给王世杰之子王纪五 的一封信中说：“……他们如再这样，我只有公开其事，一面决心停办，不然天天为印刷苦恼也不是办法……依照目前看法，他们表面上松懈下去，刊物上不再骂我们是共匪同路人，但是暗地里并未放松，因此有许多地方不卖本刊。”后来雷震又与“荣泰印刷厂”签了约。不幸“荣泰”在印了三期之后也以书面通知予以解约。在这种情况下，雷震又想到了“精华印书馆”的陈老板，并认为现在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马之骕说：
“荣泰”既然不续印了，当然就要再找其它印刷厂。惟在此期间雷先生一直都在透过私人管道与官方、党方高层人士谈判、抗争，尽管被从四面八方来的围攻压得喘不过气来，但他仍然拼着老命也要把《自由中国》办下去。谈来谈去，结果经由行政院新闻局出面协助，加之《自由中国》同仁与“精华”陈太山老板的感情关系，认为还是由“精华”承印较为妥当。因为大家都知道“尚德”、“荣泰”两家厂不愿意继续承印的原因，主要是特务们每次来厂检查稿子时，全厂员工都很紧张，惟恐稍一不慎就被“抓起来”，再找一家新厂，恐怕仍有这种心态；而“精华”因承印《自由中国》久了，特务们时常来厂查稿已成习惯，在排字工人的心理上认为“你要看，就给你看，你要拿走，就给你拿走，反正有老板负责嘛！”因此他们看到特务来时，并没有什么“恐惧感”，只是耽误一些排版时间而已。基于这个前提，各方面均希望由“精华”继续承印。
陈老板在另一种压力之下，终于同意再次承印《自由中国》半月刊。这次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情治单位来查稿时均可随便，将原稿拿去照相也行，若因此而耽误了出版时间，“精华”不负全责，也不能因此而罚款；二，印刷费按一般较高的标准计算，并以结付现金为原则。为了能够确保《自由中国》的印刷，雷震只有接受这两个要求。就这样，《自由中国》从创刊到停刊，总共十年又十个月，“精华”前后承印了七年又七个月，这是一段不短的时间，“而且正在政治敏感度的尖端时刻，若从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看，‘精华’老板陈太山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可惜他活了六十多岁就过世了” 。1958年胡适从美国回台湾出任中研院院长后，为《自由中国》半月刊印刷问题，曾多次给黄少谷打电话，“一再请他出来帮忙”。由此可见在国民党威权统治下的台湾社会，争取言论自由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当事人马之骕后来总结道：“……所述事实，证明‘印刷问题’，实在是一个严重问题，当然若单从商业行为来看，就不成为‘问题’，因为买卖成交与否，是两相情愿的事；若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从独裁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过程看——印刷问题就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