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方君基本康复的时候，有一天，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女房东，她一手叉腰一手拎个暖壶站在门口，头发好像刚洗过，黑漆漆地板结在头上。
“您有什么事吗？”我客气地问。
“你们俩怎么都住这儿了？你们要是这样的话我可得加钱！”
“最近我们生病长水痘了，怕传染给同学，所以暂时住这儿了。”
“不行，把钱拿来！要不然给我搬走！”女房东提高音量说。
“阿姨，您看……”
“暖气费还没跟你收呢！”
看她不讲理，我也提高音量说：“这能算暖气吗？一点儿热气都没有，根本就是温的。”
“反正我烧了！我花煤炭钱了！”
“阿姨，我病了，本来没打算天天住这儿的。”躺在床上的方君说。
女房东突然发飙道：“你们俩跑这儿骚来了！干什么以为我不知道！”一听这话，我顿时火冒三丈，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吼道：“你再给我说一遍！”桌上的矿泉水瓶子被震倒，滚到地上。我脸上热浪翻滚。
女房东惊呆了，措手不及，因为我平时一直对她特别客气，左一个阿姨右一个阿姨叫着，还帮她搬过一次煤。她没想到我突然变成这副面孔，好像能把这房子给拆了。她讪讪地低语道：“反正，反正要继续住就得加钱。”
“不住了！我们这就搬走。只住了一个月，我交了三个月的房租，你退我两个月房租。”
“不住也好，我给你拿钱去。”女房东把暖壶搁桌上，转身回屋拿钱。
不一会儿她过来把八百元交给我，嘴里冷言冷语道：“就你们这样，到别处去也租不到好房子，唉，我就是心太善。”
“我们一会儿就走，不用你操心了！”我板着脸说。
女房东哼了一声，转身走了。
“咱们真回宿舍住了？”方君看女房东走了，问我。
“你病也差不多好了，就回宿舍休息吧。过阵子咱们换个房子住，咱们租楼房吧，这样就不用整天跟房东混在一起。”
我把杂物装进皮箱，捆在自行车后座上，方君与我肩并肩朝宿舍方向走去。街上行人稀少，衣服都穿得厚厚的，变成一个一个球，嘴里哈出的气有一尺多长。因为脸上的水痘刚刚退去不久，还很脆弱，风刮在脸上像刀拉似的。
“你刚才把我也吓着了，好像要跟人拼命，你们金牛座的牛脾气。”方君挽着我的胳膊说。
“金牛座的人都是好脾气，但逼急了一旦发起火来就不是一般的火。”我说。
“看着挺男人的。”方君笑笑，把脸贴到我肩上。
“谁让她那么欺负人，你没来这几天她跟我说话老是夹枪带棒的，我早受够了。这种人就是欺软怕硬！”
“你的衣服靠着真舒服，软软的。”方君轻轻地说。
这年冬天，我在家过年。
大年初二，正下着大雪，侯杨虎来到我家，他瘦了不少，而且没了往日的兴奋，即便笑起来也看着很假，仿佛有人拿枪逼着他笑。
他把一大包水果和两瓶酒递给我，然后向我爸妈问好。我看他行为古怪，就把他拉到我房里问：“你怎么了？拿东西干什么？”
“唉。”他叹了口气说，“我们家的饭馆倒闭了。”
“啊？怎么会倒闭呢？”
“那条街上开了很多饭馆，把生意拉跑了。”
“哦，那重新开始吧。你们家肯定能东山再起。”我安慰道。
“已经重新弄了。借钱把饭馆装修了一下，请了几个新厨子，重新开张了。”
“那不是挺好的吗！你还难过什么？”
“开张那天晚上，我们全家人喝酒庆祝。我爸喝多了，结果昏过去了。”
“啊？他现在还好吗？”
“当时他就没了呼吸。”
“天哪！不会吧！”
“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命是保住了，但因为长时间缺氧，造成大脑严重损伤，他现在一动不能动，跟死人一样。”杨虎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开始颤抖，但坚强地抑制自己，没掉眼泪。
我沉默了，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去看看他吧。”杨虎点点头。
推开病房的门，杨虎的爸爸躺在白色的被子里，我竟一时认不出来，他已经瘦得皮包骨头。窗外冷清的光，在他深深地陷下去的脸颊一侧投下黑影，头发也变得花白，嘴唇和眼睛仿佛冰冻一样闭得死死的。杨虎的爸爸过去当过几年兵，虽然五十多岁，但依然身材魁梧腰杆笔直，我去他家，常听到他爸的爽朗笑声。而且他是个能工巧匠，家里的家具都是他亲手做成的。他爱看报纸，去他家的时候，经常给我讲各种新闻，特别是军事新闻，我常常听得同他一起高声笑起来。然后，他总是一边笑一边取出花生米和白酒，对我说：“来！小张，喝一杯！”
我转身对杨虎小声说：“什么时候的事？”
“三个月前，他昏迷三个月了。”杨虎坐到床边的小凳子上，从被子里摸出爸爸的手，轻轻地摩挲着。
“好好配合医生治疗，他会好转的。”我说。
杨虎摇摇头说：“医生说情况很不乐观，治疗三个月了，没有任何好转。只有一次，我妈在病房里哭，哭声很大，我看见我爸的眼睛微微睁开了一点，但又缓缓地闭上了，从此就再也没有反应了。”
“他能睁开眼睛说明他还有意识，肯定会好起来的。”
杨虎无奈地笑笑，起身对我说：“出去走走吧。”
西安的大雪下了两天整，依然在下，雪已经积得很厚，路上行人稀少，汽车缓缓行驶。路边几个小学生在打雪仗，他们脸蛋冻得红扑扑，嘴里喘着白气，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胸前挂着手套，赤手在雪地里挖着雪，团成球，伴随着兴奋的欢笑掷向彼此。
“你和女朋友还好吗？”我问。
“你是说月然？”
“嗯。”
“分了。”
“分手了？为什么？”
“去年国庆节我去了趟她家，跟她父母见了面。她父母反对我俩好，可能是因为我家穷了吧。”
“怎么会这样呢？”
“应该能理解他们。月然家很穷，女儿是他们的宝贝，他们不愿意让她以后跟着我受苦。”
“可穷的是你们家，你以后不会穷的，你肯定会有出息的！”
“人家不会这么想，未来的事儿谁知道呢。”杨虎苦笑着说。
我点点头，无话可说。
“你能帮我个忙吗？”杨虎问。
“你说吧。”
“我侄女马上该上小学了，但因为她没有城市户口，学校不收她，都拖了一年了。你爸认识不少人，看看能不能帮忙办一下户口。”
“行，我去问问他。”
回家后我把这事儿跟我爸说起，他叹了口气说：“我问问看吧，这两年和那些人也疏于来往，估计很难。”后来他打了几个电话，确认了这件事办不了。我问他：“真的这么难？”他说：“我也很想帮杨虎，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家里又出了事。唉，你问问他，看他需要钱吗？他父亲治病肯定花了不少钱，咱们虽然不富裕，但能帮多少算多少吧。”
后来我跟杨虎说这事儿办不了，问他要不要钱，杨虎说：“不用了，那个餐馆处理掉了，手头还有些钱。你替我谢谢你爸。”
假期结束的时候，我先返校，杨虎送我到火车站，我对杨虎说：“你好好保重，真希望你爸的病尽快好起来。”
杨虎笑了笑说：“你了解我的，我是打不垮的，我爸也一样。”然后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拍拍我肩膀说：“上车吧！”
我点点头，转身上了火车，就没再看他。
火车在还未化开的雪地里行驶，铁轨连接处有规律地发出咔嚓声，我躺在卧铺上，想起杨虎从小吃的苦。一个小学生，帮父母卖菜，当清洁工，冬天两只小手冻得溃烂。我记得有一阵搞拆迁，他家的平房被拆了，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父母就租了个小房子住在菜场附近。菜场离杨虎上学的地方很远，杨虎就在学校附近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搭了个棚子住在里面。因为太孤单，杨虎养了一只兔子，他就抱着兔子睡觉。我曾好奇跟他在那个棚子里住过一晚，半夜，老鼠在地上爬来爬去，寒风从没有玻璃的窗户里刮进来，吹着我的脑袋，我不得不把头蒙在被子里睡。第二天，我患了重感冒。后来，他家终于好转，攒钱开了个饭馆，每年寒暑假杨虎都在店里干活。可现在，饭馆也没了，父亲又不省人事，女朋友也弃他而去，老天爷对他真是不公。
而面对这个从小玩到大的朋友，我却无力帮他，想到这儿，我的眼泪溢出眼角，顺着太阳穴滑到枕头上。
就在我替杨虎操心的时候，方君家里也出现了问题。
方君读大二的时候，她的父母双双下岗。他们都是制衣厂工人，收入很低，存款很少。为了不使家里陷入困境，父亲用仅有的四万元存款买了一个加工衣服的机器，专门用于给衣服加工扣眼，加工一个扣眼一毛钱。就这样，家里总算有了收入。但活儿不多，一年也就三四批活儿，每次能赚五六千。这点钱扣除店面租金，也基本只够他们日常开销，每月只能寄给方君六百元生活费。
方君上大三的时候，她父母所在的小城里许多人也投入到加工衣服的行列中来，导致竞争激烈，生意被拉走一半，家里收入陡然降低。加上方君的妈妈每次都要加工上万个扣眼，眼睛总盯着一个位置，强光刺眼，致使眼睛受损，遇上刮风就流泪，看电视都会眼睛痛。
方君心疼父母，决定不让他们再寄钱给她，准备自己打工赚钱。
“我妈她太辛苦了，操劳了一辈子，什么也没得到。”方君两眼望着前方失神地说，然后又转过头来对我说，“你说我能找到工作吗？”
“能。为什么不能？你长得这么漂亮。”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很无能，不能分担方君的苦。
我没想到这个问题是郝一峰帮忙解决的。
有一天我和方君在西单逛街，在人堆里一眼看到了郝一峰，因为他的头发高高竖起，像个鸡冠子，很扎眼。我跟他打了个招呼，他冲我笑笑，走过来，旁边搂一女的，这女的鼻子上有个小钉，小臂上一个文身，看起来像个女朋克。
“干吗来了？”郝一峰问。
“逛街呗。”我说。
“快到饭点了，一起吃顿饭吧。”郝一峰说。
“好啊。”
我们在一家火锅店落座，那女朋克因为另有约会，没跟我们一起吃饭。
“那个女孩是你女朋友？”我问。
“不是，是一朋友。你是不是看我俩特般配？”郝一峰笑笑问，并给我一支烟。
“我不抽，我戒了。”我摆摆手说。
“哟嗬，好同志啊，戒了好，戒了好。”说完，他自己把烟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