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是你逼的。那个女生是我以前的同学，我俩根本没好成。她晕倒了，头磕破了，宿舍里一个人都没有，找我带她去医院，这很正常，但是你没完没了，而且喊那么大声，一点不给人面子。”我说。
“是我错了，我道歉。”方君抱着我说。
“唉，希望咱俩以后好好的，别再这样了。”我摸着她的头发说。
后来我问方君她怎么想起来埋伏在公寓门口。方君说她之前和我打电话就听出我在骗她，因为我这人不擅长说谎话，一听就能听出来。所以就给我宿舍打了电话，甄晓接的电话，谎言不攻自破。甄晓说我着急地出去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了，于是方君就在公寓门口等我回来，没想到居然看见我和一个女人抱在一起。
李淼发短信问我情况。我说：“我跟她解释过了，已经没事了。”李淼就说：“你根本不懂女孩子。我看她那天真是气坏了，不可能轻易罢休。”
她不知道我在无奈之下动用了苦肉计，才把这事儿平息了下去。
后来我再也不敢主动联系李淼，我认为她的确是个危险人物。
这件事给我的启示就是我再也不能冲动了，所以我在好脾气的基础上更加好脾气了，都快成唐僧了。我想，除非有人欺负方君，否则我不会再发脾气。而我受伤的手给我带来的唯一好处就是：我坐公共汽车居然有人给我让座。不过也不好，我的感受很复杂，一方面我可以舒舒服服坐着，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真成残疾人了。
几个月后，北京城经历了一场“非典”之役。
有一天，我坐着空荡荡的公交车，来到西单，下车后，突然生出一种恐惧。因为西单这种地方，大中午居然空无一人，惨烈的太阳没有遮拦地照向大地，四平八稳的建筑，很分散地矗立在长安街两旁。公交车关上门，徐徐地开走了，远去之后，天地间寂静无声。
我突然想起一部科幻片，忘记了片名，只记得片中主人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是全世界唯一幸存的人，其他人像水一样全部蒸发了。我清晰地记得当时给了我一种奇怪的触动，恐惧的同时，又有一种近乎冒险的快感。
站在西单广场，环顾四周，我摘下戴在脸上的口罩。“非典”期间北京人人戴口罩，而且戴上就不摘下来，好像自己戴的是防毒面具，周围全是毒气，一旦摘下，立刻身亡。这口罩也成了面具，一般情况下，走在户外，只能通过体态来判断谁是谁。两人在街上碰见了，认出来了，点头打个招呼，即便与此同时做个鬼脸或是嘴里轻声骂着“×你妈”，估计对方也不能发觉。
摘下口罩后，我对着街对面的大楼轻轻地喊了一声，继而又大喊一声，就像早晨在操场上练台词一样。这声音居然被大楼反射回来，我听到了回声。我想，这种机会，大概这辈子也就这么一次。
我差点忘掉此次冒险出门的目的，我要去买照相机。有一次无意中翻到一本隔壁摄影班哥们儿的摄影杂志，看到一幅让我震惊的摄影作品，我就迷上了摄影。但摄影不能凭空去摄，要通过机器，而且是相对较好的好机器，至少比傻瓜机好，起码能更换镜头。所以，我揣着钱包，冒着危险去买照相机，感觉像战地记者。
此前，我曾向一个摄影比较牛逼的哥们儿讨教过一个问题：照相机买胶片的好还是买数码的好？他的回答是：各有好处。我就没再往下听。因为我不可能买个胶片的再买个数码的。后来我干脆去图书馆自己动手查阅相关资料，发现这个问题也正是专业书刊争论的焦点。看了半天，我得出的结论还是：各有好处。再后来，我发现那些得了奖的摄影大师的作品几乎都是用胶片拍的，我就决定买胶片的。
但是，比较气人的是，我买了胶片照相机之后不到半年，数码相机就满天飞了。我又去查看相关资料，上面写的净是：×××数码相机可与传统相机相媲美。而且用胶片拍照片成本太贵，买胶片得花钱，洗胶片也得花钱，而且拍完后不能立即看到成像，拍坏了也不知道。这个胶片相机花了我六千块。这个世界变化太快，当然了，这都是后话。
我没有走人行横道，没有走过街天桥，没有走地下通道，而是横穿马路。
来到西单对面的摄影器材店，大中午的，只有我一个客人。我按照预先想好的，买了一款尼康的单反相机，配了一个适马的镜头，又买了三脚架、反光板、快门线、摄影包、胶卷、电池。我把买到的东西逐个调试了一遍，把胶卷装入相机，对准售货员拍了一张。确认没有问题，我背好摄影包出门。
没走几步，耳边突然有类似马蜂飞行的嗡嗡声，声音由小变大。很快，两辆摩托夹带着震耳欲聋的声音呼啸而过，朝天安门方向飞去。就像低空飞行的轰炸机，给人恐惧感。长安街是直的，估计他们直线时速最少也在一百六十千米。
几辆摩托呼啸而过之后，我感到一阵疾风吹在脸上。突然想起上学期郝一峰在学校附近骑摩托，被交警抓着了。学校地处郊区，都不让骑摩托，这几个人在长安街上这么疯？没人管？一转念又想，这不是特殊时期吗？
登上一辆公交车，依然空无一人，我拣靠窗的座位坐下，观赏沿途光秃秃的建筑。几分钟后，我听到警笛声。我透过窗户向外看，一辆警车呼啸而过。公交车继续向前行驶，在接近天安门的地方，我看到了先前的摩托，其中两辆倒在地上，变了形，许多零件散布在挺大的一个范围内。两个驾驶员躺在路上一动不动，头盔也抛在远处。警察正在边上处理事故。
我的第一反应是举起相机拍摄。我拍了三张照片，准备拍第四张时，汽车已经驶出他们的范围，无法再拍了。
返回宿舍，我喊方君出来，准备给她拍几张生活照。
我们来到校园里，找到一处背景不错的地方，方君站好，我把相机光圈调大，准备拍一些突出人像虚掉背景的照片。正拍着，一个摄影系的哥们儿走过来，他将口罩摘下一边，另一边挂耳朵上，说：“你也太闲情逸致了吧！还拍上照片了，你看看这个。”他递给我一张当天报纸，头版头条用柱状图表示着今天的死亡人数以及与之前死亡人数的对比。
“学校里还是相对安全的吧。”我把报纸还给他。
“我觉得只要是在北京，就一点也不安全。”“那怎么办？”
“反正我打算回老家去。”
“学校不是不让回家吗？”“偷着回去呗。行了，你们拍着把，我先走了，我傍晚的飞机。”说完，他戴上口罩转身离开。第二天我们去取洗好的照片，柜台的女孩用异样的眼神看了看我，把装照片的袋子递给我。方君从我手里接过来打开一看，脸刷一下白了，里面只有三张我拍的车祸现场血肉横飞的图像，拍得挺不错，可是方君的照片一张都没有。
“怎么回事啊？”方君问我。
“怎么回事啊？”我问柜台女孩。
“你拍的其他照片曝光过度了，洗不出来。”女孩说。
我突然想起来，当时拍事故的时候因为时间紧我用的是自动挡，所以拍下来肯定没问题。但拍方君的时候因为时间充裕，我想搞点比较艺术的照片，所以调的是手动挡。但是，因为之前缺乏学习，光圈和快门调得不正常，所以搞成这个样子。
“还说要拍艺术照呢。拍砸了吧。浪费表情！”方君撅着嘴说。
“咱以后重照吧，这次都是我的错。”
“车祸怎么回事啊？拿给人看以为我出车祸了。”
“这不是刚买到相机，想试试吗。在大街上碰见了就拍了。”
“下回你搞清楚了再给我拍。”
“用不了多久，我就成摄影家了。”我说。
学校已经很少有人出校门了。当时流行两件事：一件是打羽毛球，一件是抽烟。打羽毛球是为了强身健体，抵御疾病，于是偌大的校园里羽毛球满天飞，从远处观望，就像集体放鸽子。我的球技就是在那个时候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抽烟同样也是为了锻炼身体，不知道谣言从谁那里传起，说吸烟能防“非典”。推理的过程大概有两种：一种是长期吸烟的人的肺历经千锤百炼，一定比较结实；另一种是“非典”病毒能被烟熏死。
对此我不敢苟同，自然博物馆展示过长期吸烟的人的肺，基本上就是一块炭，而且是一块燃尽的炭，用手一搓，用脚一碾，就立马成灰。
但是，总觉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也很起劲儿地抽了起来，一天抽一包，连班上几个女生也半真半假地抽起了烟。
另外，板蓝根也被抢购一空，经常买不到。不知道这东西是否有预防作用，反正大家每天冲一包喝，比吃早饭还勤快。
除了表演课，其他课都停了，因为不能聚众。假如有个人吐出“非典”病毒，其他人就都吸进去了。
而且，表演课不能戴口罩，大家戴着口罩演戏就没了表情，除非演医院的戏。还好，表演教室空旷，上课的人也就十几个人（有几个人已经离开北京），窗户很大，打开后，空气对流通畅。
马俊和马宁也搬回学校住了，因为担心校外不安全。
马俊在搬回宿舍的第二天晚上，躺在床上跟我和甄晓说：“我感觉有点发烧。”说完这话，又咳嗽了两声。
我和甄晓面面相觑，显出不安的神色。甄晓定了定神，问道：“还有什么感觉？”
“头痛，呼吸不畅。”马俊缓缓说道。
“我靠！”甄晓紧张起来，“莫非是……”
“不会吧！”我摸摸马俊的头，又试试自己的，然后说，“好像是有点烫。甄晓，你摸摸。”
甄晓跑过去也摸摸，摸完后说：“完蛋了，咱们全完蛋了！”
“带马俊去医务室看看吧。”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