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鲁迅和沈从文，比如张爱玲和王小波，还有史铁生和迟子建。
原本这只是我自己一个模糊的感觉，后来看到美国散文家E.B.怀特的一段话，才发现自己的感觉似乎找到了答案。
这段话是这么说的：“散文家是自我解放的人，靠着孩子般的信念支撑着，即他所考虑的每一件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他是个完全享受其工作的家伙，就像带着鸟出门遛弯的人们一样自得其乐。散文家的每一次新的旅程，每一个新的尝试，都不同于上一次，将他领入新的国度。这给他带来了欢乐。只有先天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才会大胆鲁莽，并持之以恒地写散文。”
有的科学家甚至是散文家，比如帕斯卡和爱因斯坦，还有那位可爱的奥地利动物行为学家洛伦兹，如果他们没有“孩子般的信念”，他们就不会把自己那烦琐的饲养日记絮絮叨叨地写下来，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往里面放一点情语或景语，但到了最后，所有的“实验报告”都成了最真最美的情语和景语。
有的小说家实际上是散文家，比如卡尔维诺和米兰·昆德拉，还有英伦才子阿兰·德波顿。不单是说他们的语言哲学含量高，而是他们对于“凭借一己之力获得普遍性意义”的自信，他们悠然地写着自己经历过的或是想象出的旅程，那么淡定和从容，不讲究什么叙事技巧，不刻意设置叙事高潮，而是享受着私人的经历和私人的想象，持之以恒。
这恰恰是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思考，当然是通过寻常的一角凸显出来。只不过这一角经过了自己心中澎湃的诗意的烛照，最大限度地直面世界，不让任何人事或任何想法成为自己与世界之间的“第三者”。
不要妄图成为集体意志的代言人，甚至不要想去讨好集体意志（无论是大众的或者是小众的，连小众的也不成）。让大众或小众看到了开头，就猜到了结尾。这样的散文从头至尾都是“我”，但你可以轻易地把所有的“我”都换成“我们”。这也使我想到，我自己在写所有的时评文字时为什么会底气不足，要自作多情地以复数“我们”来发声，尤其是以“我们”来批判或辩驳，因为我不敢“以自我为中心”，我不够自信地认为“中心”在别处，在某个群情汹涌的地方，或在某个闪烁着真理之光的经典之中，于是，我就在“我们”背后失去了自我，并离中心和真理越来越远……是啊，当我写着这样的时评时，我想着去解放大众，但到了文章结尾，我才知道连自己都不是一个“自我解放的人”。
也不要妄图去说一个讨巧的故事。把故事说好，那是一流小说家的任务，与散文家无关。你的故事就是你过去经历的事，你的心事就是你现在经历的事，写出它们就好。别去圆滑地、造作地写它们，更别妄图让它们成为刺激所有人、愉悦所有人的通杀故事，也别想着从民族记忆、历史记忆中取出一些素材加以生硬地改造，或想着使自己的通杀故事成为日后的民族记忆、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其实，这些都是媚俗，都是矫情。你只需要忠实地写出自己的“每一个新的旅程，每一个新的尝试”就好，这些旅程和尝试或即刻蒸发在字里行间，或顽强地留下自己的印记，那已经是它们自己的宿命了。你只要相信：每一次真诚的个人写作，其实都在冥冥之中叩响了民族记忆和历史记忆的大门，正如每一条诚实而辛勤的小溪，最终都会汇入大海。
为什么李娟天生有信念和诗意，因为她是一个天生的少女哲学家。
而当李娟被市场招安之后，信念和诗意就消失了，因为她变成了为一种风格写作，为一块沃土（新疆）写作，为“我们”写作。而她原本是为自己写作。那曾经在写作中逐渐清晰的自我，又逐渐模糊了。
所以，散文家活该受穷，他或她就应该是一位衣着寒酸的遛鸟的大爷，就应该是在昏暗的灯下剪着窗花的大娘——他们是否已经得着了快乐，已不屑再向人提起。
2010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