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为刘光世、杨可世所派遣（可知宋江身份），与二将同时进兵帮源洞的侧后，擒获了方腊的“将”和“相”（方腊本人为后来的抗金名将韩世忠所擒），并将其押送到首都开封。刘光世因此战功升迁为团练使。宋江参与征剿方腊，显然不是《水浒传》夸张的那样是主帅，他虽然也有战功，并没有因功升迁。反而，他的处境很不妙，到了五月，他第二次被擒：
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陷楚州。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夏四月庚寅，童贯以其将辛兴宗与方腊战于青溪，擒之。五月丙申，宋江就擒。（宋·王赏、王偁：《东都事略·徽宗记》）
张叔夜于宣和三年二三月间在海州招降宋江，宋江于宣和三年四月在上宛洞参与擒拿方腊将相的战斗，那么，为什么仅仅是一个月后的宣和三年五月丙申，宋江就第二次被擒了呢？又是谁擒获宋江的呢？难道是童贯把他这个“裨将”捉起来了吗？1939年，在陕西省谷县出土了《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似可解开此谜：
公讳可存……方腊之叛，用第四将从军，诸人藉才，互以推公，公遂兼率三将兵，奋然先登，士皆用命。腊贼就擒，迁武节大夫。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迁武功大夫。……铭曰；……俘腊取江，势若建瓴。
折可存（1096—1126）是府州（今陕西府谷）人，多年随其兄镇守西陲边关，因设计擒获袭扰西部边境的党项部落首领女崖，而升为第四副将。宣和三年，童贯率军镇压方腊起义，他为第四将作后继部队，兼率三将兵。墓志铭说他作战勇敢，“奋然先登”；善于用兵，“士皆用命”：都是虚词儿，并不是具体事实。至于“腊贼就擒”主要不是他的功劳，他只是参与其事罢了，所以只迁武节大夫（武节大夫是北宋较低的武官官阶）。折可存墓志铭披露的有关宋江的新内容，就是当方腊义军的主力被歼后，官军大部分班师回朝，押解着方腊和其将相等俘虏北返，因为北面还有更令当权者闹心的与辽国的战事。此时，宋徽宗对宋江一伙（此时宋江部还是官军的一军）又下手了，他下密旨（御笔）：“捕草寇宋江！”接旨执行这个阴谋计划的很可能不止折可存一将。童贯带二十余万大军，折可存只是从陕西边境临时调过来的边防部队的一员副将，手下不会有太多的兵力。宋江也不是等闲之辈，投降张叔夜本因战船被烧，副将被擒，欲逃无路而迫不得已，他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与折可存等官军周旋了近一个月，才再次被擒获。大概，折可存在这次“捕草寇宋江”的战斗中，确实出力不少，事后他迁升武功大夫。宋时武功大夫较武节大夫军阶高四级，连迁四级，总有原因吧。
宋江这次的命运如何呢？宋徽宗的圣旨是“捕”，折可存收功于“获”，看来宋江是被擒获，而不是被杀死。据今人黄佧成在《施耐庵与〈水浒〉》一书（第7页）中考证：“宋江这次被折可存招安后，参加了征辽之战。”北宋末年，内忧外患相交织。宋、辽、金的大三角关系很微妙。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政治矛盾往往受宋、辽、金的********的影响和制约。赵宋王朝封建官僚统治集团与宋江的农民起义队伍，即存在深刻的难于调解的矛盾，但在反对辽、金异民族侵略方面，又可挽起手来共御外侮。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北宋与女真订立“海上盟约”，约定从南北两路征辽。辽国欺负北宋一百余年，如能打败辽国将洗刷百年耻辱。农民义军此时与政府合作，对付共同敌人，当然无可非议。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南方的战火还在燃烧，直到三月，方腊余党吕师囊部与折可存、杨震在浙东的战事才告结束。百孔千疮疲惫无力的宋王朝又发动了与金国夹击辽国的战争。征辽的主帅是童贯，此公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攻辽大败。金兵却乘辽国元气大伤之时，攻占燕京（今北京）。军事上失败了的童贯，以一百万贯“燕京代租钱”换一座空城而归。宋江在征辽中担任什么官职，有什么作战行动，史书无明确记载，估计仍统率义军旧部，并有一定独立性。征辽后，宋江等人在郓城等待受封。当时自称“小臣”的李若水对这伙“强盗”很不服气，赋《捕盗偶成》云：
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
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
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
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
今年杨江起河北，战阵规绳视前作。
嗷嗷赤子阴有言，又愿官家早招却。
我闻官职要与贤，辄啖此曹无乃错。
招降况亦非上策，政诱潜凶嗣为虐。
不如下诏省科繇，彼自归来守条约。
小臣无路扪高天，安得狂词裨庙略。
李若水（1093—1127）是北宋末官吏。他这首诗是时事政治诗，反映了当时许多“主剿”派官吏的心态。从诗的气象上看，宋廷上下还沉浸在与金联手灭辽的虚假强大中，还不知道这是自己灭亡前的回光返照。宋徽宗还在颐指气使地“飞敕来”，官僚们还在争论“招降”与“征剿”哪个是“上策”，李若水还在愤慨于“去年宋江起山东”并担忧于“今年杨江起河北”，不满“三十六人同拜爵”，更反对别的强盗“又愿官家早招却”，他认为招安后患无穷———“政诱潜凶嗣为虐”。《捕盗偶成》也确实透露了宋江的些许消息：宋江等三十六位头领投降后都受到了封赏，军士狰狞，战马肥壮，意气骄横。
李若水这首诗可以说是对宋徽宗的“诗谏”，目的是想疏通直达“高天”之路，裨益“庙略”，即影响皇帝的灭“盗”策略。当然中心思想还是对农民义军不要招降要剿杀。北宋统治者对宋江这伙“强人”仍不放心，终于在户部侍郎蔡居厚路过郓城时，将宋江及其部下五百余人全部杀掉。
《宋史·张叔夜传》记：“……江乃降。至降后为蔡居厚所杀，而居厚又以杀降获冥谴，则人所未知也。”
“冥谴”之说虽唯心，但反映人心向背。洪迈《夷坚志·乙志·蔡侍郎》记得更具体：
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罢，知青州，以病不赴，归金陵，疽发于背。卒。未几，其所亲王生亡而复醒，见蔡受冥谴，嘱生归告其妻，云：“汝今归，便与吾妻说，速营功果救我。今只是理会郓州事。”夫人恸哭曰：“侍郎去年帅郓时，有梁山泊贼五百人受降，即而悉诛之，吾屡谏不听也。今日及此，痛哉！”乃招路时中作黄醮，为谢罪请命。
俞樾指出：“按此梁山泊贼即宋江等也。”（宋·洪迈：《夷坚志·乙志》卷六《蔡侍郎》）
蔡居厚杀降之举，当时即遭到许多人批评。人们从来都认为给已经归顺之人加刑是不义行为。
鲁迅先生在引证了《夷坚志》这段史料后说：“《乙志》成于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引者注），去宣和六年不过四十余年，耳目甚近，冥谴固小说家言，杀降则不容虚造，山泺健儿终局，盖如是而已。”（《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五篇《元明以来之讲史·下》）
这个论断很有道理。查诸史料，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以后，再也不见宋江的任何记载，可证宋江到底还是被统治阶级杀掉了。洪迈记载的杀降一事与正史记载相互印证，是可信的；但阴司报应之说则明显为虚构，或许这流露了当时民间百姓和进步文人对蔡居厚的憎恨和对宋江等人同情的情绪吧！
宋江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了，但宋江播下的革命火种还在熊熊燃烧，宋江余部还在进行反抗斗争，其中最烈者是“关中贼史斌”：
建炎元年，七月，贼史斌据兴州，僭号称帝。斌本宋江之党，至作乱，守臣向子宠望风逃去。先是子宠在州，设关隘甚备。陕西士民避难入蜀者，皆为子宠所扼，流离困饿，死于关隘之下者不可胜计。斌未入境，子宠弃城先遁，斌遂自武兴谋入蜀。成都府利州路兵马钤辖卢法原，先与本路提点刑狱邵伯温共议，遣兵扼剑门拒之，斌乃去，蜀赖以安。（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
建炎元年十二月，同州既陷，河东经制使王？之军……屯兴元府……时叛贼史斌……将攻兴元府。遣统制官韦知几、统领官申世景领兵扼之，复兴州。（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一）
建炎二年十一月，泾原兵马都监兼知怀德军吴袭叛贼史斌，斩之。初，斌侵兴元，不克，引兵还关中。义兵统领张宗诱斌如长安而散其众，欲遂徐图之。曲端遣玠袭击斌，斌走鸣犊镇，为玠所擒。（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八）
在《宋史》的《高宗本纪》、《卢法原列传》、《邵伯温列传》、《吴玠列传》中，也有着大同小异的记载。
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七月史斌在兴州（今陕西略阳）称帝时，上距宋江被诛杀的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仅三年。史有明文，史斌是“宋江之党”，随宋江降宋后又起兵造反。他进攻兴州，守将向子宠弃城先遁。史斌据兴州称帝，发兵进击四川，先攻剑门，遭卢法原与邵伯温抗击，不胜引兵退还。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史斌带兵进攻兴元（今陕西汉中），河东经制使王篒派部将韦知几、申世景凭险阻扼，史斌还是没有取胜，退回关中，进入长安。十一月，宋将吴玠（后来的抗金名将）将兵袭击，史斌败走鸣犊镇，终被吴玠擒捉“凌迟处斩”（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
约从公元1118年到公元1128年，宋江及其余党所进行的农民战争，在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的政治舞台上，活动了十年之久，它激烈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持续挺立了160余年之久的北宋王朝的大厦，正是在农民战争和民族战争的腾腾烈焰中轰然坍塌的。尽管这次农民起义最终被封建官僚统治集团镇压下去了，并依然是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推动了南宋封建政权的出现，但它“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北宋封建官僚统治集团的政治腐败，官场黑暗，社会失序，民生困厄，确实到了病入膏肓的状态，严重地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它的内部必然孕育出农民阶级的革命，给自己走向灭亡准备了条件。恰恰在此时，南方的方腊与北方的宋江揭竿而起，这只是历史必然性与其偶然性的统一。
对于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不仅相信确有其事，是历史事实，而且还将其视为封建社会大小数百次起义中“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并充分肯定了它在推动历史发展方面的伟大作用。60年前这个论断在今天看来仍然是站得住脚的，是科学的不易之论。现在，《水浒传》研究界和小说史著作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上实无宋江其人，也没有宋江起义这一档子事。他们基本的论证思路是：《宋史》是元朝人托克托（有译脱脱）的著作，有关宋江的“史事”，不是先有史著后有“讲史”和传说，而是先有“讲史”和传说，后有《宋史》中关于宋江其人其事的记载，也就是说宋江是由“小说人物”进入史著的“历史人物”。因此，持这种观点的人否定一切有关宋江的历史记载，千方百计证明这些材料的“不可信”。
笔者不同意上述意见，只作四点简要辨证：
其一，《宋史》虽然作于元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到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约在宋江起义后210余年，但它记载宋江事迹所依据的《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十朝纲要》以及《青溪寇轨》等野史著作和私家笔记，却都是南宋人所作，作者们离宋江起义的时间并不远，他们的著作有的是“近代史”，有的是“现代史”，有的甚至是“当代史”。
比如作《三朝（徽宗、钦宗、高宗）北盟会编》的徐梦莘（公元1126—1207年），生于宣和六年，即宋江和梁山泊五百壮士被诛杀的同一年。《会编》所记史事，起于北宋徽宗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与宋江起义时间大体同期或仅差一、二年，止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前后45年中，有35年的史事是徐梦莘出生后的历史，可以说是当代人写当代史。《会编》中三处记载宋江参与打方腊，一处记史斌事甚详。人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记载。对于宋江方腊起义这样震动全国、导致宋王朝北亡南立的大事件，徐梦莘面对朝野当事人都还健在———比如刘光世（1089—1142）就是南宋将领，他死时徐梦莘已17岁———没有胆量、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瞪着眼睛说假话，硬编出一个宋江和他的党羽史斌来。再者，徐氏是进士出身，曾在南安军（今江西大余）、宾州（今广西宾阳县南）任职，期间多方收集资料，细致考证，写成《会编》这部编年体史书，是很用工夫的。这部书自北宋汴京沦陷，国都南移，其间治乱得失，一目了然。当时南宋朝廷正在编修高宗实录，修撰杨公辅等十人写奏折要徐梦莘所编之书，临江军奉圣旨抄录一份，对史官有很大帮助。徐梦莘所编书目，内有百余家为史馆所无。因此，史官对徐氏的博学深为敬佩，一面大力推荐他，一面抄录其全书。面对这种情况，徐梦莘怎能编出一个宋江和史斌来？！且不说杨公辅等史官要耻笑他，宋高宗问他个欺君之罪，岂不是掉脑袋的事情！
再如作《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李焘（1115—1184），宋江起义时他四五岁，史斌被吴玠擒杀时他十五六岁，是宋江起义的亲历亲见者。他任过兵部员外郎（相当于现在国防部的高级官员），有军事斗争的知识和实际经验。生平多年主持修史工作，他立志向司马光修《资治通鉴》那样，用40年时间，以编年体来写北宋历史，把毕生主要精力都用在这部书上了。因此，他书中关于宣和年间张叔夜于海州招降宋江的记载是可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