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周来，FYP的项目进度终于有了起色。
一半要归功于我锲而不舍的‘朝九晚十二’马拉松式学习法和萧扬的人道主义援助。
还有一半嘛，必须要给《Nothing To Fear》颁奖。毕业论文答辩选它做BGM，分分钟有在召开发布会的既视感。
虽然仍旧处在没有GPU跑不了大程序、没有数据拿来优化算法，和导师‘相忘于江湖’的窘态之下，我也十分满足了。
下一阶段就是花心思编论文，怎么样用英语把平平无奇的‘学术垃圾’吹的天花乱坠。
在这方面我倒是看得开，搞学术写论文和写小说、练乐器一样，一开始可不就是污染视听吗？都是新手的必经之路。
哪有什么不世出的天才灵光乍现改变世界，惊人的才华都是在自身本就不俗的天赋值上，夜以继日的思考积累，量变产生质变。
而天天忍受我在家里疯狂敲打键盘，都快从中听出韵律感的母亲实在忍不住，今天突然问我：“你不是很聪明吗？怎么学了两个月了还做不出来。”
”…………………“有时候代沟来的就是这么的深重和突兀。
“你知道，做这种项目，我的同学们学了多久吗？”我耐心地解释，“两年。”
“有的还不只两年。”
母亲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你就吹吧，还以后给我造个查伪证的机器人。什么人类学不完所有的知识判断不了，但是机器可以。”
“我怕是等不到那一天了哦。”
“对了。”她扬起手中的iphone朝我晃晃，用手指戳着屏幕道：“我刚下单了两个泡脚包，除湿气的，寄到家里来。你记得帮我去小区门口取快递。”
“……都说了多少遍了，人没有湿气，你这智商税交没完了是不。”
“诶呀你别管我”，母亲搬出说不厌的那一套：“这是中医的理论，你又不懂。再说了，这是我的钱，我爱怎么花就怎么……”
她还在喋喋不休，我却没了听的兴致。勉强“嗯”了一声，压下心里的小火苗，调整椅背儿接着看书。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亘古不变的相处难题。
数以万计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出版了一套又一套参考书籍，也难逃大多数家庭趋于相对无言的宿命。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素来微妙，我更是向来不善于处理和诉说亲密关系。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说到底也没有谁对谁错，无外乎是价值观的不同。
从事金融行业的父母会要求我盛装出席参加与各大银行行长的私人聚餐。
甚至有次两人合起伙来，逼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将我骂得狗血淋头，直到凌晨三点也不许我睡觉。只是因为某位被停职的局长出言讽刺我，而我“不合时宜”地表现出了生气，事后还不知悔改。
我认为这样的“世交”没有必要来往，母亲却碍于与合作伙伴的情面，硬要我如约和那位局长的儿子吃饭相亲。
我实在难以苟同，就如同我在他们眼里也愤世嫉俗、刚愎自用的厉害。
对此我选择闭麦，继续用日记本上的文字与他们交流。
自2018年年中起，每次返校离开家前，我都会留下一本记录着自己近半年或一年来生活中琐碎快乐和思想变化的日记。
希望用过去式的方式，来诉说自己词不达意的爱。
有时甚至更简单，仅仅是伴着‘网易云音乐---听什么音乐都像自己’笔记本这一页对应的乐曲，写下此时此刻聆听的感受。简单的分享，简单的表达。
说来也神奇，放假前不久的某个午后，坐在阳光里我还在同包包感慨：想想也挺不可思议。我这辈子大把大把与父母住在一起的时光也就到头了------
研究生只读一年，寒暑假理所应当要留校做项目，新加坡的春节又只有三天假期。
毕业后再去欧洲或者美国读博士，回国的时间就愈发有限。
博士毕业紧接着工作、结婚，便会彻底搬出去。
想来小小年纪迫切地渴望离开家庭束缚，高中时就吵嚷着住校。现如今却不再有过多的机会。
有些事情不敢细想，更不敢掐着指头细算。
没想‘新冠状病毒’倒是给了我段难得的时光，母亲没出门时还感叹：“这个寒假放的真好，你在家从冬天住到夏天。”
是啊，这场风暴停驻得太久。原本的毕业季摇身变成了开学期。
昨天S大最新发布通知说：预计4月末或5月初彻底开学，毕业顺延但不受影响。
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竟郑重其事地在餐桌上同我聊起这件事。
“一场瘟疫可能影响不了你什么，可对于很多人，可能今年挣的钱都不及去年的一半。对于很多人，光是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
我和父亲很少有机会能够单独进餐，通常总有母亲在一旁调笑。所以也难得见到他这样严肃又认真的同我讨论人生。
“你总处在金字塔的上半层，周围是地方、国家、乃至全世界最优秀的人和家庭。”父亲的声音低沉有力，“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还活在望不到尽头的辛苦中。”
我突然间想起一个多月前，也是在餐桌上。我没忍住问父亲，这么难看的发型是在哪里剪的。怎么都这个时候了理发师还出来工作吗？
父亲那时回答道，“理发师都急死了，今天那小哥剪头时一直嘟囔，说他再不出来吃啥喝啥。莞尔啊，这就是大部分人的生活。”
父亲见我有些跑神儿，轻轻咳嗽一声：“爸爸不劝你，但是爸爸希望等你学有所成时，清楚真正要去改变的是他们的生活，要为他们谋福祉。“
我认真的听父亲说完，颇为诚恳地点点头才又伸手夹菜。我想他们这是同意了我在专业方向上做出的选择。
而这些话，我也真的会记在心里很久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