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海（1837年~1869年），直隶南皮人，自幼家境贫寒。清代，直隶、河北都是出太监的地方，安德海见家乡有人做太监后发达起来，对此颇为羡慕，便净身进宫当了太监。安德海粗通文墨，性敏狡巧，工于心计，善于察言观色，讨主子欢心，所以很快成为慈禧宠信的太监。安德海真正发迹是从他参与“棋祥政变”开始的。也正是由于他干预朝政，私结疆臣，卖官鬻爵，最后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清代太监干政是从安德海开始的。清朝入关以后才开始设立太监，但对太监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顺治十年（1653年）六月，清世祖在上谕中说：“凡系内员（指太监），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不许招引外人；不许交结外官；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结；不许假弟任等人名色置买田产，因而把持官府，扰害民人。其在外官员亦不许与内官互相交结，如有内外交结者，同官觉举，院部察奏，科道纠参审实，一井正法。防禁既严，庶革前弊。”两年以后，又命工部铸成铁牌，立于内务府和宫中交泰殿内，上书：“皇帝敕谕，中宫之设虽自古不废，然任使失宜遂贻祸乱，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刘瑾、魏忠贤等，专擅威权，干预朝政，开厂缉事，枉杀无辜，出镇典兵，流毒边境，甚至谋为不轨，陷害忠良，煽引党类，称功颂德，以致国事日非覆败，相寻足为鉴诫。朕今裁定内官御门及员数，职掌法制甚明，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牌，世世遵守。”后来，又制定了许多“治罪条例”，加强对太监的管理。所以，后来乾隆皇帝在编写《国朝宫史》的上谕中说：“我朝列圣家法事事超越往古，而内廷法制尤为严密。世祖章皇帝御位之初，即立铁牌于内务府，永禁内监不得干预朝政，迄今百有余年，从无一人能窃弄威福者，固由于法制之整肃，而实由于君德之清明。”确实，直到道光皇帝时，对太监的管理还相当严格。安德海干预朝政，窃权纳贿，是由慈禧太后一手造成的。
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二日，英、法联军攻陷通州八里桥，次日，成丰皇帝逃往热河。次年八月二十二日，咸丰皇帝病死于热河，由他年仅六岁的儿子载淳即皇帝位。咸丰帝临死时，一方面令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赞襄一切政务，另一方面又踢给皇后和载淳各一枚图章作为权力的象征。发布谕旨，均由赞襄政务王大臣草拟缮递后，请皇太后、皇上铃用图章发下，上曰“御赏”，下曰“同道堂”以为符信。慈禧太后以皇帝生母的身份代行皇帝职权。但是载垣等人为了独揽大权，不想让两位皇太后干预朝政，慈禧太后大为不满。但以她的力量根本奈何不得载垣等人，她便想到了留在北京议和的恭亲王奕訴。她先争取了慈安太后的支持，决定让奕新来热河共商大计。由于北京与热河相距遥远，一时无法与恭亲王联系，慈禧太后便与自己宠信的太监安德海密谋用苦肉汁，借故将安德海打得遍体鳞伤，赶出行宫。这样骗过载垣等人的耳目，安德海潜回北京，把消息告诉了奕新。奕新得信后，不顾栽垣等以皇帝名义发布的“无庸前赴行在”的上谕，以叩谒梓宫为名，于农历八月初一来到热河。慈禧太后召见奕祈，密谋夺权，密谈长达两个多小时，决定发动政变，除掉八大臣。一切商量妥当，奕新离开热河连夜赶回北京。
在北京的安德海秉承慈禧太后的旨意，秘密联络握有兵权的胜保、僧格林沁，取得他们的支持。农历九月二十三日，按照和奕新商量好的日程，咸丰的梓宫由避暑山庄启运回京，二十八日，慈禧到达石槽，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军务、兵部有侍郎胜保按计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支亲王辅政。三十日，回到北京的慈禧太后在奕訴、胜保等人支持下发动政变，载垣、端华、肃顺被处死，其他五人被革职，或被流放，或被放回原籍、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奕新为议政王、军机大臣，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集内政外交大权于一身，成为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这场政变史称“祺祥政变”，亦称“********”。
********中，安德海穿针引线立了大功，愈加得到慈禧太后的宠信，在太监中的地位扶摇直上，成为总管大太监。安德海得志后，依仗慈禧太后的宠信，渐生骄纵，把大清的祖制抛到一边，频频与外官交结，干预政事。慈禧太后为了稳固自己手中的权力，纵容安德海结交外官，以便把握朝中动向。安德海借机卖官鬻爵，广纳贿赂。粤、闽、海、淮、崇文门、杀虎口、张家口、山海关等各关监督，宁、苏、杭各织造，都是肥缺，由慈禧太后“专卖”，要想得此肥缺，不少官员走安德海的路子，安德海趁机勒索，因此得了许多好处费。安德海母亲死后，他乘办丧事之机大加勒索，一些官员也乘机行贿，仅直隶总督李鸿章就出了二万五千两银子。京城各部衙门的官员多少不等，总算起来，安德海为他母亲办丧就敛了近四十万两银子。还有素色绢帛无数。安德海利用收敛的钱财，在宫外买了房产，还娶了妻子，极尽招摇之能事。
********之后，慈禧太后利用奕新稳固了自己的统治，但是奕祈权高位重，言谈举止、任人行事渐次流于放肆粗疏，致使意欲独揽朝政的慈禧太后对他权势日大、难以驾驭之势心中不悦，当初由于权力欲和切身利益使二人结成的同盟出现危机，慈禧太后急于剪除奕新。安德海揣摩透了慈禧太后的心理，所以经常在她面前历数奕新如何骄盈溺职，擅权行事。同治四年（1865年），翰林院编修值日讲官蔡寿棋上奏弹劾奕新，列举奕新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四大罪状共八条。虽然查无实据，但慈禧太后借机召见奕訴，加以训斥，结果发生激烈争吵，慈禧太后还没让“跪安”，奕新就站了起来。在一旁的安德海火上浇油，说：“王爷要打太后不成！”慈禧太后更是借题发挥，令太监们将奕新撵了出去。第二天，发布上谕，以奕助“骄盈溺职，召对不检”，罢去军机大臣、议政王等职。后虽有众大臣保奏，奕新仍在内廷行走，管理总理衙门，但却撤去了议政王衔。奕新对慈禧太后不满，对安德海更是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
同治皇帝年幼继位，虽然贵为一国之君，实则不过一顽皮儿童。而慈禧太后醉心于争权夺利，对同治帝关心甚少。同治帝顽劣异常，对学习不感兴趣，学业毫不长进，只知跟太监们厮混。随着年龄的增长，同治帝渐对慈禧太后的专权不满，时时想摆脱母亲的控制，但平时安德海在宫中就是慈禧太后的耳目，对同治帝监视很严；经常在太后面前百般煽惑，危言耸听。安德海挑拨母子关系，同治帝因此经常受到严厉的训斥。安德海这样明目张胆地违背祖制，干预朝政，同治帝深恶痛绝，但有太后的庇护，他虽是皇帝也奈何不得。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恨，同治帝塑了很多小泥人，然后用刀把泥人的头——砍下，号称“杀小安子”，以此为游戏，足见积怨已深。
同治八年（1869年），同治帝年满十四岁，按清制，皇帝应该大婚。为此需要专门到苏州采办婚礼上穿的龙袍。安德海财迷心窍，请求慈禧太后让他办此差事。安德海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此次下江南，不仅可以游览一番，同时可以趁机结交地方官员，扩大自己的势力，更主要的是可以大捞一笔。安德海也知道太监擅出都门者就地处斩的清廷祖制，但有慈禧太后为他撑腰他毫无顾忌。所以当有人提醒他出京有违祖制时，他轻蔑地说：“太后垂帘听政，祖制也是没有的，现在不也有了吗？”安德海没想到这次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安德海得到慈禧太后的允诺后，于当年八月十三日出京，率领随从三十多人沿运河南下。他们乘坐两只太平船，船头高挂“龙凤旗”，左边挂有“奉旨钦差”的条幅，右边挂有“采办龙袍”的条幅，船上有绝色女子为伴，调丝品竹，设宴作乐。一路上招摇过市，声势煊赫。他以钦差之名，所过之处，擅作威福，广索贿赂，一些地方官怀着投机心理，趁机巴结逢迎，使他更加张狂，忘乎所以。
不久，安德海一行到达山东德州。德州是山东与直隶交界的重镇，是运河上的一个重要商埠，这里商贾云集，每日有大宗商品在此集散，利之渊薮也。安德海想在此勒索一笔，特意在德州停留一天，向德州知府赵新勒索供奉。因有奉旨钦差的名号，赵新当然不敢怠慢，但他也知道太监是不能擅出都门的，所以他一面应付，一面急报山东巡抚丁宝桢。丁宝桢知道，按清制，太监擅出都门就地正法，他并没见上谕。所以一方面让赵新小心应付，另一方面立即奏问朝廷。九月五日，丁宝桢以安姓太监“自称奉旨差遣，招摇煽惑，真伪不辨”上奏朝廷，请求示下。
丁宝桢奏折送达时，恰值慈禧太后在病中，同治帝立即命奕新召内务府大臣面对，并亲自召见军机大臣，公开表示“此曹如此，该杀之至”。实际上同治帝就想趁机杀掉安德海。先是慈禧太后将安德海出都之事告诉同治帝，同治帝表面上表示赞成，但背后他又与慈安太后达成默契，缓发谕旨，并说安德海只要出都门一步，即可正法。奕新也积极支持将安德海就地正法，以做效尤。慈安太后虽然懦弱，遇事没什么主见，但却知道谨道祖制，她对安德海干政早有不满，所以她召集军机及内务府大臣会议时，同治帝、奕祈等认为“太监不得出都门，犯者死无赦”，慈安太后同意按家法处治，军机大臣迅速拟旨飞寄安德海途经各省的督抚大员，命他们“迅速委派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毋庸审讯，即行正法”。
丁宝桢接到上谕后，安德海一行已离开了德州，他立即令东昌府的程绳武捉拿。程胆小怕事，尾追三日却没敢下手。安德海不知内情，还以为程绳武是派兵护卫，照样歌舞宴乐。眼见安德海就要离开山东地界，丁宝极又令总兵王正起率兵追捕，结果，安德海在泰安被泰安县何毓福诱捕。当士兵捉拿安德海时，安德海依然气焰嚣张，声称自己奉慈禧太后之命出京，谁敢与自己为难，就是对抗太后，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何毓福把安德海及其随从解到济南后，力劝丁宝帧三思而后行。丁宝桢是个刚直不阿之人，为官清廉，一身正气。他虽然知道安德海是慈禧太后的宠信太监，而且朝廷大权实际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但他依然以“太监私自出宫，违背祖制”，将安德海斩首示众，其随从党羽二十余人一同被处死，“天下皆服丁公之胆”。
慈禧太后听说安德海的事情后，立即予以干涉，但已经来不及了。丁宝桢把杀安德海的消息奏闻朝廷，慈禧太后大发雷霆，训斥同治帝自作主张。同治帝满不在乎地说：“杀一个小太监有什么了不起，只是按祖制办事而已。”奕新、奕譞等三公大臣皆支持杀安德海。慈禧太后知安德海已死，不愿惹怒众人，也就没再追究。
安德海依仗慈禧太后的宠信，不可一世，专以敛财为务，贪得无厌，最终落了个枭首示众的下场，正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安德海死有余辜，因为他开启了清代宦官干政的先例，加深了晚清政治的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