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西方石油公司来到盛产石油的利比亚。正值利比亚政府准备进行第二轮出让租借地的谈判。来自9个国家的许多家公司参加了这次投标。哈默要同这些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争夺，似乎有点不自量力，这些石油巨头一举手就可以把他打倒。但哈默依然乘坐一架由轰炸机改造的飞机赶来了。他采取了独特的投标方式。他独出心裁，用红、黄、绿三色彩绸做成投标书，正好和当时利比亚的国旗颜色一样。并且，他还在投标书中特别注明，如果西方石油公司中标，公司将为国王先祖所在地的绿洲造一个漂亮的大花园。这样，哈默成功地创造了开发利比亚石油的机会。他一举得到了两块租借地，使那些颇有名望的竞争对手大吃一惊。
但是，这两块地很快成了哈默烦恼的源泉，钻出的头三口井都是滴油不见的干井。每打一口井就要花费300万美元，另外还得花费200万美元，用于地震探测和向利比亚政府的官员交纳不可告人的贿赂金。董事会里有些人开始把这项计划叫做“哈默的蠢事”，连公司里的第二大股东里德，也主张应该撤退。哈默的脾气很倔，他积极采取公司的地质家的意见，采用电子计算机探测新技术，最后打出了9口油井，其中一口井年产最高达7.3万桶，在利比亚是最大的一口井。
利润像石油一样开始源源不断地流进西方石油公司的账户，冒险再次使财富垂青这位冒险家。
之外，西方石油公司海外石油事业的另一个成功的投资，就是对英国北海油田的开发。1972年，该公司在北海连钻三口井，但没有一口井能冒出哪怕是一克的石油，每口井的代价为250万美元。应该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他们最终钻出了石油，取得了成功。
目前，公司已与英国的格蒂石油国际有限公司、苏格兰石油有限公司等组成北海开发石油的财团。
哈默的一系列事业成功，完全归功于他的胆识和魄力，他不愧为一个犹太大冒险家。确实，犹太商人长期以来不仅是在做生意，而且也是在“管理风险”，就是他的生存本身也需要有很强的“风险管理”意识。犹太商人不能坐等“驱逐令”之类的厄运到来，也不能毫无准备地使自己措手不及。所以在每次机遇来临时，他们都能准确把握“机遇”的来势和大小。这种事关生存的大技巧一旦形成，用到生意场上就游刃有余了。有不少时候，犹太商人正是靠准确地把握这种“风险”之机而得以发迹。
做任何一件事都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当失败的可能性大时，却偏要去做，那自然就成了冒险。问题是，许多事很难分清成败可能性的大小，那么这时候也是冒险。而商战的法则是冒险越大，赚钱越多。当机会来临时不敢冒险的人，永远是平庸的人。而犹太商人则不然，他们大多具有乐观的风险意识，并常能发大财。
6.在危险中自由地畅行
不一样的思维：
穷人：我要守好我的这份家业，赚钱不容易啊，可不能让自己的钱白白赔进去啊。
犹太人：要让钱为我服务，用钱生钱，不能顾步不前，那样只会越来越穷。
冒险是上帝对勇士的最高嘉奖。不敢冒险的人就没有福气接受上帝恩赐给人的财富。
犹太人是天生的冒险家，他们在危险中自由地畅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犹太商人的眼里，谈生意必须自甘冒险。冒险就是勇敢与常识相结合。如果胆子放不开、机会瞅不准，你的小辫子就会被你的手下抓住，给你致命一击。聪明的冒险，必须是了解可能性和情愿一笑了之地去承受自己能够承受得起的损失。显然，挫败的命运是你为了前进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在这里，敢于冒险是要跟干蠢事划清界限，而且这也不是异想天开碰运气。
在整个文化领域的所有艺术形式中，电影是一门从诞生之日起就彻底资本化的艺术。电影不仅是人类有史以来制作费用最高的艺术品之一，更是一种直接以赢利，至少是以收回投资为目的的艺术形式。而这样一种最资本化的艺术形式恰恰是由犹太商人一手培育扶持方得以成长和成熟的。
世界电影史在其发端之后的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是与美国电影史重合的，而美国电影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一部美国犹太人电影史：
主宰美国电影业的五家最大制片公司：米高梅影片公司（包括其前身米特罗影片公司、高德温影片公司和梅耶影片公司）、派拉蒙影片公司、华纳兄弟影片公司、雷电华影片公司和20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都为犹太人所拥有和控制；另外三家较有规模的影片公司，即环球影片公司、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和联美影片公司，也都为犹太人所创建或拥有。
美国电影史上许多重要制片人或发行人，如阿道夫‘朱克尔（派拉蒙）、塞缪尔、高德温（米高梅和联美）、卡尔利姆勒（环球）、马库斯洛伊（米高梅）、威廉福克斯（20世纪福克斯）、哈里科恩（哥伦比亚），还有华纳四兄弟，即哈里、阿尔伯特、山姆和杰克（华纳兄弟），所有这些主宰好莱坞黄金时代的巨头，都是犹太人。
电影事业的发展方面，从电影业的初创到探索连锁电影院的分布，从提高影片的质量到引进第一部有声片，从创立明星制到起用第一个场外导演，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全面改组电影制片公司和60年代巩固制片公司，犹太人在电影制作和为电影提供资金方面，都起着领导作用。
犹太人在电影世界中的几乎无处不在，甚至引起一些非犹太人的美国人的不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电影对大众的影响越来越大，电影业完成了资本化，已经成为一个安全而又有利可图的金矿之时，他们犹太人就应该被“请”出去了，因为现在这里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地方特别需要犹太人了。
不管现在需要不需要犹太人，电影业在其初起之时，确实是需要犹太人，尤其是犹太商人的。
用美国经济学家本塞利格曼的话来说，电影业是在“手套商、药剂师、皮货商、布商和珠宝商”（皆为犹太人密集的商业行业）这些开“5分剧场”的人手中兴起的。也就是说，早期的电影如同看“西洋镜”，付5分钱，凑在小孔上看个几分钟。谁能保证从那动作笨拙、无声无色且只有几分钟长度的早期电影作品，会诞生出今日令人目眩的整个电影世界？谁能从当年“5分钱”票价开发出今日上亿美元的票房收入？电影业是潜在的有利可图的行业，但谁能预知，为了让这种潜力成为现实，或者更为理想，成为“现钞”，又需要投入多少“现钞”？即使在电影业总体上已经成为安全之地的今日，耗资巨大的影片，因号召力不强而致亏损的，还不在少数，100部影片中，最终赚钱的还不到四成。由此不难想见，当年犹太小商小贩们投身电影业的时候，是有着什么样的魄力和远见的！
阿道夫·朱克尔是一个匈牙利移民。抵达美国时，他所有的财产就是缝在外衣衬里边的40美元。最初，他以推销皮货为生。生意做大之后，他抽出20万美元的资金，投入到当时已开始实际拍摄电影的廉价游乐场，即所谓的“5分剧场”。就在这期间，他遇到了马库斯·洛伊。洛伊出身贫民，小时候做过童工，也是靠做皮货生意起家的。
朱克尔和洛伊两人合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买了西洋镜和廉价游乐场。由于意见不合，不久两人就各奔东西。有意思的是，由于对电影业资本化的相同认识，两人从相反方向开始，最终仍然走到了同一点上，虽然没有重新合伙。
散伙之后，朱克尔守着自己的廉价游乐场，继续搞制片，后来组建了“著名演员公司”，并最终接管了派拉蒙影片公司。朱克尔很早就认识到控制电影院的重要，因为有了电影院，才能保证拍出的影片有销路。于是他发行了1000万美元的股票，建立了自己的连锁电影院。1926年，他在纽约建造了极为豪华的派拉蒙电影院，将它奉献给美国。
洛伊的道路刚好同朱克尔方向相反。洛伊先是控制了一批连锁电影院，以后为了保证自己电影院有足够的影片可以吸引观众，他又转向了制片。在他的撮合下，三家犹太人的电影制片公司，即米特罗影片公司、高德温影片公司和梅耶影片公司合并，建立了以三家公司第一个字母合在一起作为名称的米高梅影片公司。
朱克尔和洛伊这种将电影制片与放映电影的剧院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实质上也就是实现了电影的产供销一体化，使电影的制作直接以市场效益或票房价值为取向，电影业资本化所必须具备的构架已经形成。至于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商品化，尤其是其美学趣味上的商业化，也许应该更多地归之于华纳四兄弟。
华纳兄弟常被人称为“电影界的蒙古人”。四兄弟性格各异，并不十分合得来，但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始终追求票房价值，致力向大多数人提供人们最容易接受的东西。因此，他们有着明确的制片标准。这种市场定位，借用华纳公司所生产的一部较为著名的影片《封面女郎》剧中人的话来说，就是：“如果你开始取悦上流社会的话，那你就完了。”
面向大众乃至迎合大众，是华纳兄弟影片公司甚至整个好莱坞拍摄影片时采纳的一条总体性标准。不管电影评论家们或电影史研究者持何种批评态度，斥之为“平庸”或者其他什么，但就电影自身的属性和电影业资本化的内在要求，耗资巨大的电影只有从人数最多的观众群体那里才能收回投资并获得赢利。无论我们把以华纳兄弟为代表的好莱坞犹太巨头的这种强调“大众口味”的做法，看作犹太人根深蒂固的平等观念的作用，还是犹太电影商的精明，真正说明问题的是电影业这个艺术领域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是自我照顾得最好的领域，电影能找到慷慨的观众，观众能有豪华的电影看，这是电影业资本化进展良好的良好实例。
正是因为在电影业先行一步，像华纳兄弟这样的犹太商人赚了个盆满钵满，在巨大的风险中享受到了属于自己的最大一块蛋糕。
别人不愿干的事情前景不明朗，自然有风险，但是巨大的回报也正在这风险之中。要想做成任何一件事都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当失败的可能性大时，却偏要去做，那自然成了冒险。商战的法则是冒险越大，赚钱可能越多。因此每个成功的犹太商人必定具有乐观的风险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