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气。我很想反驳他，但潜意识里又觉得他说得不无道理。是啊，我在做这一切的时候真的只是单纯的帮助吗？可是，难道我表达自己的仁爱之心，也有错吗？如果说我对他格外地照应是看低了他，对他不公，那他先天而来的弱智和残疾又到哪里去寻公允呢？我们又怎么可以把一个原本就遭受了造物不公的人一定放在和正常人一样的水平线上去公平对待呢？
我觉得这个年轻人真是有些意思。我没有就此问题与他再做更多的探讨，只是提醒他，一个能够自食其力的人，无论如何要比一个健全却不负责任的人更值得尊敬。
后来那个卖报纸的人始终再没来过我们店。
过了一段时间，店里搞店庆，我邀请店员们带家人一起来庆祝。在庆典上，我开始为店员们颁发奖项。
本年度的“最有前途奖”给了周汛。无论如何，这年轻人的才气还是掩盖不住的。
“我能有今天，最要感谢的人是我的哥哥。”周汛站在台上，把目光远远地投到一个角落里去，好像是在招呼什么人。我们大家都一起朝那个方向看去，由于光线和距离的缘故，那里只能看到一片阴影。周汛等了一会儿，终于跑下台，到阴影里拉了一个人出来。
当他们站在台上的光亮里，我和大家终于看清了那个人，是那个弱智的卖报人。
周汛说：“这是我的哥哥。”
大厅里一片肃静。因为兄弟俩的差距实在使大伙儿惊讶，一时回不过神来。
可是那一刻我全明白了。
周汛说：“这些年来哥哥每天卖报纸，没有一天休息过，你们相信吗？我能读完大学，全靠哥哥卖报纸赚来的钱。”
旁边的哥哥，开始脸上很茫然，也许他听不懂弟弟那么复杂的话。当弟弟说到“报纸”时，他的脸上才突然浮现出自豪的表情：“报纸，我会，我会卖报纸。”
周汛继续说：“我工作后不想让哥哥再卖报纸。但他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还是到报亭去领报纸。他喜欢这样的生活，习惯这样的生活。那天，哥哥在店里遇到我，我才知道他还在卖报纸。从那以后，他不肯到店里来了，其实是不想让大家知道我有他这样一位哥哥啊。”
哦，原来如此。
周汛宽宽的肩膀紧紧揽住身边的哥哥：“我曾经因为有这样的哥哥受过同学的嘲弄，我曾经把拥有这样的哥哥当做不可告人的秘密，我甚至曾经以为，除了我，没有人会善待我哥哥。但是，今天，我要感谢你们，是你们大家给了我信心，给了我哥哥同样的尊重和鼓励。我也感谢我的哥哥，没有他，也就没有今天的我。”
我带头鼓起掌来。
远远地我看到周汛转过身去对他的哥哥竖起了大拇指：“好哥哥，你是我的好哥哥！”弟弟的这个动作哥哥懂了，知道是夸他的，一直紧张着的他终于呵呵地笑出声来。
伴随着他不加掩饰的孩子般的笑声，台下的人也纷纷向他竖起了大拇指。在这无数的大拇指间，我看到周汛将大拇指转向了我。
后来，竖大拇指这个动作就被保留下来，只要见到周汛的哥哥——他的名字叫周潮，我们就会向他竖起大拇指，这简单的手语，会顿时让他的脸上流光溢彩。
这手语也在店员之间流传开来，因为我们知道，大拇指所表示的含义实在是太丰富了。那里面，有感谢，有佩服，有崇敬，有祝福，还有很多，很多……同情与尊重的界限是模糊的，但同情与尊重，绝不能等同。
叫他一声哥
◆文／刘殿学
自打两个星期以前，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全家就处于一种兴奋状态之中。妈妈不知是哭还是笑，不时地用手揉眼睛。通知书没到，她总担心我考不上；如今通知书到了，她又念叨着我路上咋走。我对妈说没事，我大了，自己能走的。妈叫我别犟，说不是叫黑娃送，就是叫他爸送，反正得陪个人一起去。
没法，最后我只好妥协了，同意让黑娃送。
黑娃是谁？按理说，我要叫他哥。自从我爸去世后，后爸爷儿俩，就从甘肃老家一起到我们家来。他们一来，我就觉得家里处处不自然，眼睛鼻子都碍事，总不想看到他们，更不想跟他们说话。每天天一亮，我就上学，天黑透了，才回家。一天三顿饭，我一个人端到自己房间里去吃，从不跟他们在一起吃。我讨厌看到那两双眼睛，更讨厌后爸那黑黑的手，动不动就往我碗里夹菜。
他每次夹给我的菜，我都偷偷地丢到桌下边喂猫吃。我知道，我这样做，妈心里是很难过的，她很希望我跟他们好，跟他们说话，叫声爸，叫声哥。可是，我办不到，怎么努力，也办不到。看到他们爷俩，总觉得像小数点后边除不尽的数字，多余。我只有一个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离开这个家，永远不跟他们住一起……有道是苦日子长，甜日子短，两个星期一眨眼就过去了。明天，我就要上路了。妈说今夜要跟我睡会儿。
可妈躺在我床上，老是睡不着，压低声音叫着我的小名：
“秀，你明天就要离开妈了……”妈刚说话，就开始抹泪，“妈对不起你，秀。你爸死后，妈也是实在没办法，才走这一步。妈又有病，这么多的地，家里没个劳力，多困难哪！不用说供你上学了，就是每月的面粉也打不回来。你四年大学，少说，还要两三万，这还得靠他们爷俩。哎，妈也知道你看不起他们，女儿家，人大心大，妈也不怪你。天亮，你就要走了，妈也没什么别的话说，天亮临走，叫黑娃一声哥，好吗？他今年二十了，比你大一岁。”
我不说话。我知道妈这一辈子不容易，爸死了，她那样困难，也没让我辍学。这一点，我深深地懂得，我知道妈心里很难受。但要我叫他爸，叫他哥，实在是难办到。为了临行前能安慰妈，我把手放到妈的手上，表示我愿意听话。可天亮了，还是一次又一次地错过叫爸叫哥的机会。
说实在话，他们爷儿俩，人并不坏，一老一小，两个老实疙瘩，来到这个世界上，似乎天生就是干活的命，天生就是往地里下力气的人。每天，天不亮下地，天黑透了，也不见回家。平时，吃好吃坏，穿好穿坏，一声不吭。我家承包的一百多亩棉花地，从春到秋，他们父子俩就像两头牛，没白没黑地干。就连到了团场拾棉花最忙的时候，他们也不让我缺一节课。不管地里的活儿多么紧，每到下雨下雪，妈妈还叫黑娃给我送雨伞，送雨鞋。
其实，我宁可淋着，也不想让黑娃到学校来。每次，我一见黑娃走到学校前面的大门时，老远地，我就跑出教室，去接黑娃手里的东西，生怕班里的同学问我他是谁。后来，黑娃也自觉，一次也不往学校大门里走，就站在学校前面路旁边的林带里，淋着雨，等我放学出来，身上披块塑料布，湿透了，也不敢撑开我的小花伞。
如果我不带任何偏见的话，其实，黑娃长得并不难看，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脸，眉宇间还带有几分帅气。
新疆一天十五六个小时的日照，将黑娃晒得很黑。要是命运能够公平地让他上学的话，我敢说，黑娃比我们班上许多男生都长得好看，黑娃完全有资格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可是，很不幸，他妈死得早，甘肃老家，山沟里穷，上不起初中。来到我家那年，他才十五，我妈想让他继续上学，可家里这么多地，他爸就早早地把他当成了整劳力，整天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滩上晒日头……
我和黑娃上了火车，随着一声声有节奏的“轧嘎、轧嘎”声，我与家的距离越拉越长。
坐在火车上，我第一次有了离家的感觉。这种感觉使我好想哭。我知道，我这一去，不是永别，但要很久很久才能回家一次。我好想妈妈，我就从车窗往外看，想看到妈妈。看累了，就把头放在小茶桌上，假睡。反正不想朝对面看。我知道，黑娃正端坐在那儿，双手夹在两腿中间，也在朝窗外傻看，他在看什么呢？
我下意识地向对面的他瞥了一下，他仍像根木头一样，不说，也不动，眼睛永远是那样老老实实地看着窗外。
他似乎也知道，一般情况下，我不会跟他说话的。所以，他也就一心一意，一个人看那车外不停地流动的风景线。
一天一夜过去了，同坐在一起的旅客，根本不知道我们是一起来的，更不知道我们还是一家人。我捧着本书觉得十分寂寞，几次鼓足勇气想跟他说话，但都没有成功。
火车快到兰州了。再有一天一夜，就到西安了。也就是说，我们之间，已经是两天一夜，五十多个小时，互相没说一句话。有时，黑娃去给我打杯水来，啥也不吭，就那么不声不响地放在我跟前的小茶桌上。
火车进了兰州站，停车十分钟。那些卖东西的人，一个个扒着车窗叫卖。我看见一个卖五香花生的乡下妇女，就问：“哎，花生多少钱一包？一块，要不要？”
那个乡下妇女拿起一包花生，举在手里。我见价钱还可以，就拿出一张五块钱，说：“买两包。”那乡下妇女收了钱，先给了我两包花生。随即，手在袋子里抓了抓，不找钱，掉头想走。
我正要喊，只见黑娃眼疾手快，立即从车窗中探出大半个身子，一把将那个乡下妇女的头发抓住，凶狠狠地说：“找钱！”
天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黑娃那怒不可遏的样子。
如果那个乡下妇女再不老老实实地找三块钱，黑娃一定会把她从车窗外提进来的。我接过那妇女找来的三块钱，再转身看看黑娃，只见他已恢复了先前的平静，安详地看着窗外。
车又开动了。
我朝黑娃看了一眼，将手里的两包花生，分给他一包。他说他不饿，要我留着慢慢吃，到西安早着哩。
于是，那包花生就在小茶桌上放着。一直到西安，我收拾东西准备下车时，才将那包花生装在兜里。
到西安火车晚点了，夜里十一点才到。西安火车站好大呀！车站到处都是拥挤的人。我下了车，头晕晕的，不知东西南北。在人海中，到处看不到一个熟人，我才真正觉得，我已经离开了家，离开了妈妈，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心里好想哭。大概是因为自己胆小的缘故，提着包，一步不离三寸地跟着黑娃往前挤，原先那种厌恶、傲慢的感觉，不知哪去了。只觉得他就跟我的亲哥一样，那么贴心，那么卖力，肩上背着两个大包，手里又提着小包，走得那么艰难，还不时地回过头来看我，生怕我被挤丢了。
我没钻过火车站地道，心里很害怕，问：“这走到哪儿了？对不对？还是问问人家再走吧。”
他说：“不用问，对着呢，就打这儿出口。”
“你走过吗？”
“走过。那年，跟爸来新疆，也是这样钻的。没错，走，跟着我。”
我心里暗自庆幸，幸好听妈的话，让他来送我。否则，这大包小包的，拖不动，扛不动，又不识方向，这会儿，准该哭鼻子了。
几个弯儿一拐，忽见前方灯火辉煌，车站出口处好不热闹。我一眼就看到人头上举起一溜的牌子，都是各个高校来接新生的。
打老远地，我看见一块牌上写着“陕西师范大学”
几个字，高兴得大叫：“哎，陕西师大！那儿，你看，在那儿！有人来接我们了！”我高兴得跳起来，连忙从人群中挤过去，拿出入学通知书。
那些大学生们便热情地接待了我。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儿男同学，忙从我手里接下包，往他们车上送。叫我们动作快些，说他们夜里还要接三趟新生。
另一个男生走过去，从黑娃肩上往下拿包，问我：“他是你什么人？你哥吗？”
我点点头。
那男生又说：“那好，就一起上车吧。学校有招待所，对家属全部免费。”
黑娃放下包，说：“不了。妹妹交给你们，我就放心了。我在车站上坐会儿，明天天不亮就回。”
那个大学生说：“明天天不亮就回？忙啥？到了西安，还不好好玩玩？难得来一趟，去看看半坡呀，兵马俑呀，去华清池洗个澡呀……来来来，上车。”
“不了，俺家里还有事，地里棉花开始拾了，俺爹俺娘忙不过来。”他说着，硬从车上往下跨。说话间，车开了。那个大个子男同学看我好像傻了，赶快捅我，说：“哎，跟你哥说再见呀。”“哥……”我从车窗伸出手，一下子觉得心里泪汪汪的，好想哭。
他一听，连忙转过身，笑着对我挥手。
我第一次看到他笑。
亲情与血缘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只要用一颗真诚的心，同样可以编织成感人的亲情！
三弟的储蓄罐
◆文／周艳妮
三弟是六岁的时候父亲从邻县领回来的，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他。很大的眼睛，细细的胳膊，表情怯生生的，怀里抱着一个两尺见方的硕大粗瓷储蓄罐，形状是一只丑陋的猪。
小妹“呱呱”落地那会儿，我们家凑足了三朵金花。
母亲被拉去做了结扎手术后回来就偷偷哭了，她在房里抽噎着对父亲说：“算命的都说你命里注定没有儿子，你还要我生！生那么多娃你养得起吗？”
父亲是个硬汉子，他说家里没有哪代缺过儿子，他不信命，母亲不能再生了他就大老远地跑去找，那年月收养手续不是那么繁杂，花了不多的钱，父亲就有了儿子。父亲抱着三弟喜津津的，塞一个大苹果在他手里。
苹果在那时是多稀罕的水果啊，父亲就买了一个！
我和大姐冷眼旁观，都觉得这个小杂种是个大威胁，他以后还说不准要跟我们争多少东西呢！
傍晚，我们给三弟来了第一个下马威。父亲和母亲都下地里去了，要很晚才回来，他们嘱咐大姐和我要做晚饭给弟弟妹妹吃。我和大姐得意洋洋地只盛了一碗白米饭端给三弟，姐妹仨躲在厨房里津津有味地吃父亲专程买给他的肉片。吃完了我去收三弟的碗，还假惺惺地问他吃饱了没有。他睁着水汪汪的眼睛感激地对我说：
“谢谢二姐，我吃得很饱，你们做的饭真好吃。”我差点就感动了，但心想这是来跟我们抢东西的坏小子，心肠又硬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