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提醒我，下周该为父亲配药去了。其实我们都很清楚，目前为止世上还没有一种可以治愈AD的药，但我们不甘心不用药，每隔两周我要去一趟医院，那些叫做“盐酸美金刚片”、“奋乃静”、“阿力派矬”、“石杉碱甲片”、“尼麦角林”的药名，我已能熟练背诵。
给父亲看病，辗转了五、六所医院，最后停留在浦东精神卫生中心。首次看病是在2012年2月，那时父亲的病情还不算十分严重，只是记性越来越坏，经常“骑驴找驴”，鼻子上驾着老花镜，却到处找眼镜。做过的事一转身就忘记，过后还不承认是自己做的，同一个问题要问无数遍。周末我的儿子从寄宿高中回来，他会一百遍地关心他的外孙“坐公交车挤不挤？”，男孩回答了外公九十九遍：没坐公交车，妈妈开车接我回来的。有几次，他竟指着十六岁男孩的背影问我：他多大了？现在念哪所大学？
他的外孙每个周末都会回到他身边，他却不知道这个孩子多大。再次上网查资料，父亲太过迅疾的记忆衰退让我不得不面对那些原本避而不看的病名，最后，我几乎逼迫着自己，去接受那个概率极高的可能性——也许，他真的患了AD。
我决定带他去看病，可他不承认自己有病，直至发生“核桃糕事件”。他终于开始怀疑：“莫非，我的脑袋真的出了问题？”他用一根手指戳着自己的太阳穴，表情沉郁而忧伤。
“核桃糕事件”，是父亲首次出现完全失忆的症状。那天他照例上午去公园，下午去医院重症监护室给外公送人参汤，然后是漫长的午睡，直到母亲下班回家。晚饭后，母亲发现我买回去孝敬他们的一大包核桃糕不见了，只留一张空袋子在桌上。母亲问他，他说：大概是我吃掉了吧。
大概？什么叫大概？那么大一包核桃糕，两、三斤呢，全部吃掉了？母亲吓坏了，她担心他吃坏肚子。父亲低下头，使劲想了想，又说，我记得是吃过的，不过，我怎么会吃掉那么多？不会吧？
母亲知道父亲糊涂，兴许放在某个角落，一转身忘了。可是稍后打扫卫生，却发现垃圾桶里躺满了一块块灰头土脸的核桃糕，它们和废纸、果皮、烂菜叶混在一起，奢侈地充当着即将被扔掉的生活垃圾。
母亲把核桃糕从垃圾桶里一块块捞出来，问父亲：老薛，你为什么把核桃糕扔掉？
父亲凑过去看了一眼，霎时惊呆了，紧接着，他开始不断地问自己：我怎么会扔掉的？我是怎么扔掉的？我是不是在梦游？
他一点儿都不记得是怎么把核桃糕扔进垃圾桶的，完全失忆，仿佛有人拿一块黑板擦在他的大脑中做过一次彻底的擦拭，他脑中的那块黑板因此呈现出一片洁净的漆黑。倘若说“骑驴找驴”的事也常常发生在健康人身上，那么把价格不便宜的食物扔进垃圾桶，这么触目惊醒的浪费，只能是健康人在摆阔或者恶作剧。对于父亲来说，用花钱买来的食物充当恶作剧或者摆阔的道具，那是犯罪，他是连隔夜饭菜都舍不得扔掉的人。
那天晚上，他的情绪十分沮丧，他发现自己的大脑出现了瞬间的“失控”，却又无论如何想不通“失控”的缘由。第二天，他用焦虑和迫切的目光看着我，说：去看病吧，女儿……
初次就诊是在解放军411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生是一位轻度谢顶的中年男性，态度和蔼，说话轻声轻气。医生问了父亲一些问题，比如家住哪里？今天早饭吃了什么？昨天晚饭呢？家里有哪些人，等等。除了昨天的晚饭他不能历数吃了什么，别的都还准确。医生又问：一百减七是几？
他回答得不算慢：九十三。
医生又问：再减七呢？
他脱口而出：“八十二”，随即又纠正：哦不，是九十二。
那么再减七呢？医生继续问。他好像意识到自己哪怕答出来也是错的，便吱呜着，自嘲般“呵呵”地笑。
医生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明白他的意思，这就是AD患者最初表现为智力下降的症状。去做个脑部核磁共振吧，医生说。
三天以后，我们带着父亲的脑部核磁共振成像再次去411医院。等待就诊时，看见一位排在我们前面的病人，正把自己的脑核磁片子请医生诊断，医生看过后确诊是AD，病人霎时红了眼圈，眼泪随即涌了出来。这一幕正好被推门进去交挂号单的我看见，慌忙退出。关上门时我悄悄瞥了一眼那位病人，是一位男性，看起来与父亲年龄相仿，略方的脸膛，面色干干净净，穿着亦是周正，深灰色夹克衫，驼色长裤，带书卷气的面容，并不十分苍老。我想，他应该是一名知识分子，兴许是中学教师，或者国企工程师，当然，他肯定已经退休，教师或者工程师是曾经的职称。倘若不是在神经内科诊室遇见他，我不会相信他是一个AD初级患者。他的言谈和情感反应那么正常，当听到医生确诊他患了AD后，他立即落下了眼泪……这完全不是我经验中AD患者的反应，可他确是一名AD患者。带父亲进诊室看病时，我多嘴地问了医生一句：“刚才那位老先生，得了AD？”
医生点头，说现在得这种病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年轻。可他怎么没有家人陪同？这是我的疑问，但不可以再问，医生无权把病人的信息或隐私告诉他人，我亦无权知晓。于是，这位陌生病人曾经的身世和如今的处境，成了我彼时的想象。
一个身患AD的老人，竟独自来医院看病，是因为子女没空陪他？老伴身体不好或者已经不在？会不会，他压根就没告诉家人他病了？他只是发现了自己的异常，就像我的父亲发现自己梦游似地把核桃糕扔进垃圾桶一样。我把他假定为一名知识分子，所以想必，他对AD有一定了解，态度也相对客观和理性。他怀疑自己患了这种病，却不想让家人担忧，于是独自去医院。也有可能，他不敢相信自己会得AD，倘若诊断结果并非AD，那又何必让家人白担忧一场？可是事与愿违，他的希望破灭了，彼时，哪怕他拥有再强大的内心，也无法让自己在听到确诊消息后继续保持平静，于是，他哭了……当然，这只是想象，我用想象替那位患者虚构了一段心路历程，事实上他心里怎么想的我并不知道，但眼泪是真实的，我清楚地看见泪水从他的眼眶里涌出。
处于AD初级阶段的病人，智能还基本正常，大多时候他是清醒的。可是很残酷，他必须以正常的心智接受自己即将不正常的现实。我相信，一位AD患者的眼泪，与癌症之类病人的眼泪不一样，同样是走向衰亡，普通病人是身体机能的衰竭，而AD病人却是智商和身体机能的全面衰竭，也就是说，他会变傻，渐渐地，变成一个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没感觉，什么都不会的傻子。他没有能力体会身体的病痛和心灵的伤痛，似乎，这也算是一种无知无觉的幸福，但他同样不能体会快乐、兴奋、骄傲、惊喜、欣慰、温暖、舒适、满足、陶醉、疼惜、关心、呵护、思念，不能体会——爱。
这让我想起美国前总统里根，某一天，他向全世界宣布，他患了AD，他清楚地知道未来的自己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他将不再拥有足够的心智让自己活得有尊严，于是，他在还没完全丢失智能时做了一件永保尊严的事。他向全世界宣布，他很快就要失去心智、失去记忆，他将遗忘所有的爱，和所有爱他的人。
AD病人与普通病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们无法带着爱和尊严走到生命最后一刻。也许这就是那位在父亲前面确诊的病人哭泣的原因。我开始担忧，假如父亲听到自己被确证患了AD，他会不会哭？或者暴怒？忧郁？一蹶不振？我该如何安抚他？
可是我还心存侥幸，我希望父亲并没有患AD，也许，医生将宣布一个令我们转悲为喜的结果……然而，仅仅过了二十分钟，我的希望就破灭了。看过父亲的脑核磁共振片子后，医生毫不犹豫地确诊，AD，没有丝毫悬念。虽然这本在我的预料中，但我还是感觉一种被突然射出的冷箭刺伤的疼痛，一种回天无力的绝望。
我怯怯地用眼角余光看向父亲，他坐在医生面前，脸上的表情一如既往的镇定，不知是反应不过来，还是被吓呆了。可是接下来，这个老头的表现却不得不让我对他肃然起敬。整个就诊过程，他始终保持着稳定的情绪，并且与医生探讨着这种叫做“阿尔茨海默”的病，从头至尾没有流露一丝悲戚情绪。他似乎还很了解这种病，知道患上此病不可逆转的必然结果，所以他理性地决定，不采用医生推荐的“干细胞移植”手术。
“干细胞移植”手术——我从未听说过这种AD治疗法，这个陌生的名称让我在减轻了心头的一丝绝望后又生出更多疑虑。医生说：这是近年开发的治疗AD的新型手段，通过干细胞移植的方法让患者的大脑里重新注入新鲜活跃的脑细胞……
医生的解释让我精神大振，我想象着那些新鲜活跃的脑细胞像一群欢笑的孩童一样蜂拥而至，它们闯进父亲那颗正被迅速蛀空的脑袋，然后，他那养老院般日渐死寂的大脑空间忽然变成了一所充满活力的幼儿园，那里传出一阵阵嬉闹、欢笑、游戏的声音，那是生命的欢腾之声、雀跃之声……
干细胞移植手术——我像溺水的人捞到一根救命稻草，当即要与医生签订住院合同，我要让父亲几近衰败的大脑在最短的时间内起死回生。母亲也支持我，她似乎更了解父亲不想动手术的真正原因，她劝父亲：十多万就十多万，治好了还是划算的，你身体健康，我还可以再上几年班，钱不就赚回来了？
母亲对她退休以后被聘用的那份工作念念不忘，她担心父亲一旦真的因AD而失去自理能力，她就必须整日看管他照顾他，再也不能去上班。也是母亲了解父亲的秉性，知道他不肯动手术的原因是怕花钱。这样我就更坚定了要做通他思想工作的决心，假如因为不肯花钱而放弃可能治好的机会，且不说作为女儿我如何对得起父亲，即便只是面对自己的内心，我都无法坦然和安然。
因为与我们意见相左，父亲整天闷闷不乐、愁容满面，严肃的表情使他像一名忧心忡忡的将军，因为要抉择一场大战役是否应该打响而寝食不安。而我，恰似他属下一名目标坚定却又无权做主的参谋长，不断进谏着关于他的身体健康和未来生活的科学性意见。他持续犹豫着，有时难以抵挡我的劝说，便勉强同意手术，可不到半天又宣布推翻先前的决定。几次三番，出尔反尔，我的神经被他揪得紧紧的，刚松口气，又来一个打击，反反复复。我劝他：爸爸，你担心什么？我们不缺治病的钱，你现在需要的是健康。
他的回答含糊其辞：你不懂的，说了你也不懂。
我是一个成年人，什么是我不懂的？不就是钱吗？为了打消他对钱的担忧，我向他承诺：手术费用我来付，不要你花钱，好不好？
我刚把这句话说出口，他就爆发出一声怒吼：你的钱不是钱？不要你付钱，不要你管！
自我长大后，父亲几乎没有对我动过怒，他信任我，不干涉我对学业、工作、婚姻等人生重大事件的任何决定，偶有意见相左，他亦是与我商议，最终大多也是认同我的安排。他的强势只针对母亲，他甘愿在子女面前做一个民主开明的家长，许久以来一直如此。然而这一次，他竟对我动怒了。我已很久没有遭受父亲如此态度的对待，委屈、伤心、惊异、气愤……一股五味杂真的酸楚感顿时涌上心头。他居然说“不要你管”，这决绝的话让我几乎当场落下眼泪。假如他不是我的父亲，我何需如此操心奔波？日后他的病越来越严重，我做女儿的不管谁管？我简直要崩溃了，谁能替我抉择，是坚持动手术，还是听从父亲的意愿？我能绑架他上手术台吗？
僵持了两天，无奈之下，只能打电话给三姨和三姨夫，他们是医生，我想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可他们不是神经内科专业医生，他们听说过“干细胞移植手术”，但诊疗效果不能确定。三姨夫告诉我一个普遍适用于不懂医学的老百姓的判断依据，一种比较保守的办法：假如这种治疗方法并没有被大多数医院广为采用，并且很少有显著疗效的报告，即便有，也是医院自己的宣传，而非病人的传播，那么这种治疗方法还需观望……
我还是不太甘心，如果新的医学技术没有经过千万例病人临床治疗的实践，怎么能进步、发展，乃至成熟？于是我又辗转于朋友、亲戚、同事、邻居等复杂到近乎无望的关系中，找到中山医院一位AD专家，咨询是否有必要做“干细胞移植”手术。专家答复：目前，世上还没有一种技术和药物能阻止AD患者丧失智能的脚步，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延缓，微不足道的延缓。加强智能锻炼吧，也许会好一些。
我终于妥协。
知道我放弃，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似地“呵呵”傻笑，而后小声自言自语：还是我自己说了算，还是我自己做主。
我一惊，霎时醍醐灌顶。这段日子他的挣扎抵抗，也许并非心疼钱，而是，他在争取某种权利，争取他的自由和自尊。对于他来说，做一个没有权利为自己做主的人，比患上越来越严重的AD更可怕，更不能接受。我却以关心他、爱护他、替他治病的理由强迫他接受我的选择，其实我的潜意识里，已经不再把他看作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有权利决定自己命运的人。AD病人也有尊严，而我恰恰忽略了这一点。
我开始调整自己的观念，我想，他需要我们的尊重，哪怕他把所有一切都遗忘的时候，依然需要。
那以后，父亲一边吃着一些事实上并无多少作用的治疗AD的药，一边与以前一样，上午去公园，下午去看外公，傍晚等母亲回家。他依然可以骑自行车，可以去菜场按照母亲的吩咐买回鱼肉蔬菜。虽然有时买贵了、买错了，偶尔还会买回臭掉的鱼或者烂掉的蔬菜，但也勉强能完成工作。有时候，那些菜贩子看这个老头糊里糊涂，成心糊弄他，而他对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付出多少钱，找零多少，都是一笔混账。这一点恰是母亲最不能容忍的，这个财务工作者多年如一日地把家里的每一笔开销都入账，几乎做到分毫不差。每每轧不平账，她就责怪父亲连买菜这么简单的工作都做不好，帮不上忙还添乱……至此，她依然没有在心理上接受她的丈夫是一名AD患者，她从未对这种病有过直观的体验，她还是把他看作是一个常人，便总是对他发出作为妻子的唠叨。
三月阳春，天气暖和起来，父亲已经吃药一个月，病情却未见改观，依然是健忘，更糟糕的是，对母亲的猜疑开始变本加厉。也许是春天的原因，自然界的复苏使他脑袋里的病灶复燃了，他那些如肥皂泡一样正一个个破灭的脑细胞竟呈现出回光返照般的活跃。那些日子，他几乎认为母亲随时都在犯生活错误，只要她看一眼别人，他就要发出责难。每周四母亲都要去医院探望她的父亲我的外公，他竟不允许她去，理由是：我每天都去医院送人参汤，我去等于你去，你爹爹不只你一个女儿，他还有别的子女……
他什么时候会计较这种事了？他是我母亲那个家族中的大姐夫，他从来勇于承担家庭责任，他的四个小姨子和两个小舅子是把他当成父亲之外的第二个男性家长的，他怎么可能计较照顾外公谁多谁少？
母亲气极而道：你要是躺在病床上，女儿不来看你的话，你会怎么想？我是做女儿的，我去看我爹爹，这有什么错？
如此一说，父亲又觉得有道理，可他依然不希望母亲去医院，母亲却坚决要去，最后他终于憋不住，说出了真正的原因。
外公所住的重症监护室，邻床老病人的女婿每周四都要去探望自己的岳父，也就是说，每周四的重症监护室开放时间，母亲去看望外公时，一定会遇到那个46床的女婿。他不让母亲去的真正原因，是不希望母亲见到那个邻床病人的男性家属。
上帝啊！他居然把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当成了情敌。
母亲哭道：你疯了吗？你是不是疯了？为什么要诬陷我、诽谤我，我是那么下贱的人吗？我只是去看我爹爹，你就这样作践我，我哪里对不起你了？
……
回忆依然让我感到伤痛之极，那段煎熬的日子，至今不堪回首。我不断在父母家和自己家之间来回奔波，每遇父亲吵闹得厉害，整夜无法平息，母亲只能打电话向我求救，我便连夜开车赶去七十公里外的父母家……在我心急火燎赶到并且闯进家门时，总是可以看见那样揪心的一幕：黯淡的灯光下，父亲佝偻着身躯把自己窝在沙发里，仿如一个被妻子伤害得体无完肤的懦弱男人，正以自虐的方式独自消受着他自己才能体味到的绝境。而当他抬眼看向我时，我立即发现了他憔悴的面容，以及忧伤的目光……
他终于决心把积郁在内心如一潭沼泽般的苦难向某个人倾诉了，哪怕这个人是他的女儿，哪怕他原本是多么爱面子的人。哪个丈夫能容忍自己的妻子是一个道德品质败坏的女人？他吱吱唔唔地“透露”着母亲的诸多往昔“罪证”，说到伤心处，竟哽咽起来。倘若是别的听者，一定会同情他，乃至为他感到愤怒和屈辱。他一直活得忍辱负重，几乎是一辈子了！我想，他内心就是这样的感受，真切到不察觉是自己病态的虚构和幻想。然而，他这种“真实”的感受却让健康的我无法认同，亦是坚决不愿意为哄他高兴而同意他对母亲品质的质疑，那样岂不是伤害母亲？我只能好言相劝，正面疏导，可是我的劝导显得那么力不从心，他发病的大脑让他认定了他所提供的证据确之凿凿。在他眼里，我成了偏袒母亲、包庇母亲的又一个背叛者，他又一次被伤害了，我不相信他的话，女儿的不信任，更是令他痛不欲生。
母亲那一边，亦是被父亲的无中生有、近乎污蔑的怀疑伤透了心。而他怀疑母亲的所有举证，都是那么丑恶、凶险，几乎是电视连续剧里最恶俗的男盗女娼的情节，这一切，他都按在了母亲身上。母亲被他气得生不如死，有几次半夜跑出家门，在大街上独自徘徊着，给我打电话……
这也是AD的症状吗？我几乎怀疑，父亲得的不是什么AD，而是另一种让我更觉恐怖的病。他的健忘并不算太严重，可他显得那么不正常，他捏造了很多故事按在母亲头上，那些故事里，母亲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女人，而勾搭她的男人就是他所认识的所有男人中印象比较差的那一类。46床女婿、隔壁种花老头、饭店里的大厨、多年前母亲服务的一家装潢公司的老板……当我历数这些被他编排在故事里的男人时，我近乎为他感到悲哀之极。他是否连一丝自信都没有了？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看得那么低贱？假如世上的任何一个男人都有可能夺走他的妻子，那么他是如何度过他的青壮年时代的？他是怎么拥有一子一女的？他是怎么把自己的老妻留到70岁还没有离开他的？他怎么能如此妄自菲薄而自怜自哀？他可是我的父亲啊！
事实上，在我的记忆中，他们的青壮年时代，父亲是从不示弱的，更多时候是母亲听从于他，他们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当年的他是那么帅气、自信，他很少在子女面前流露阴郁的表情，他让我们的四口之家常常飘出歌声和欢笑声，在我眼里，他是一个强大的男人，一个有能力保护妻子和子女的大男人。可是现在，他近乎猥琐地追踪着他的老妻，时刻怀疑着陪伴了他四十多年的老妻的品行，原本那个强大的男人在他的躯壳里隐没无踪，他成了一个被不贞的妻子迫害了一辈子的悲苦男人。
我无法逃避下去，我必须承认，父亲的精神出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