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容身沙漠，我才发现，沙漠不是地理课本和人们常说的那样，到处都是金黄色的沙子，再无其它生命景观。其实，沙漠不仅有丘陵，还有许多附生戈壁的沙生植物，以及耐旱的动物及飞禽。就像那些进入沙漠的人，很多不是被渴死和冻死，而是被吓死的一样，他们对沙漠的成见来自道听途说。这是一种源之久长的不察和偏见。
巴丹吉林沙漠的暮冬，成群乌鸦栖在光秃树枝，傍晚和凌晨一片聒噪。枯草中不断有冻僵了的尸体。灰雀要聪明许多，藏在楼房不起眼的缝隙，只在白昼飞翔和觅食。到初春，乌鸦纷纷撤走，杨树正在抽芽。阳光中陡然有了温意。东风掠地而来，带着无数的细碎尘土，一阵大，飞沙走石，一会小，像柔绵抚摸。我初来乍到，频繁流鼻血，有几次正吃饭，忽见白色米饭里一片殷红。
持续和暖的风中多了花朵的香味。三月中旬，风力持续加大。站在楼院前，越过发白的红砖围墙，可以看到北边的苍灰色天幕，以及沉浸在漂浮黄尘中的巨大戈壁。鼻孔中全是土腥味儿，像无数小蚂蚁。手背手心有种厚重感，水一冲，一绺黄色直入下水道。皮肤裂疼，尤其是胸脯、脖颈和脸蛋，类似针扎。尘土悬浮力极强，一般要持续三天，最少也要24小时。在路上走着走着，忽然一阵风，就地卷起尘土，沙子打得脸疼，灌满口鼻耳朵和眼睛，牙齿咯吱吱响。夜里，躺在床上，房间内都是悬浮尘土，呛得胃疼。用被子蒙住头，才有舒服感。早上，被子、枕头和衣服上，桌面、书籍、饭盆里都附着一层黄沙和细尘。一抬头，沙子从发间落下，在地板上砸出回声，不住弹跳。
同事说，在沙漠生活是一个吃土过程，一个人在这里二十年，胃里的沙子肯定有2斤，要是一辈子，起码也得五斤以上。很多同事把休假时间安排在春季，躲避沙尘暴。有人选择秋冬之交，也是同理。往往，花朵们正在盛开，叶子们绽出伸胳膊蹬腿的时候，沙尘暴愈加频繁，一夜间，就把新鲜的花朵和叶子裹挟得面目皆非。
天气晴好时，站在阳光下，四边绿叶拍动，鸟雀欢唱，茵茵绿草在渠边和林荫疯狂生长，野花开得朴素异常。滚动的渠水将泥沙搅拌成金子，太阳持续照耀，迅速发白，线条流畅，给人一种视觉的快感。花朵抖尽尘土，身子明净、窈窕，香味四处奔窜，蜜蜂神魂颠倒。叶子也清丽了许多，相互拍打着，像孩子们的舞蹈。沙尘暴明显减少，瓦蓝天空时而白云如流，时而澄碧如洗。我也蓦然觉得，沙尘暴是很遥远的事了，又好像从未发生过，心情格外畅快，上班路上呲牙咧嘴相互打招呼。傍晚，趁着落日散步，或在树林里席地而坐——喜好运动的人在球场闪跃腾挪，大呼小叫之声从这面墙壁撞到另一面墙壁。我喜好安静，躲在房间看书，或在蒿草铺满的树林独自冥想。
这样的日子显然优于我在90年代初的北方乡村生活，悠闲，省掉了不得不为之的强体力劳作，乃至十八九岁就开始找对象结婚的约定俗成的风习。最可能为我提供了读书乃至一切嗜好的充裕空间。六月的某天中午，从集体饭堂出来，路过一面花坛，嗅到一股浓烈的海腥味儿。阳光正烈，杨树沉默不动。嗅着浓郁的沙枣花香回到宿舍，房间忽然变得霉暗不明，我惊诧莫名。看看表，13点50分，听到一片类似闷雷的响声，从北边的沙漠轰隆而来。白昼迅速漆黑，接着是沙子击打窗玻璃的声音。100瓦的灯泡照不见五指。大风掠过房顶，犹如万千兽蹄连续哄踏，天花板上郁结的蛛网和灰尘的纷纷剥离，庞大的灰尘不知从何人来，似乎汹涌的飞虫，奔腾的潮水，一波一波，一层一层，狂放不止。
再后来，是树木折断的声音，倒塌的工棚，飞行撞击的铁皮和木板，油毡与瓶瓶罐罐——所有的物事都在被迫挪动，被如箭沙子击穿，发出沉闷嘶喊。我站在窗前，脑袋一片空白，犹如置身于万物倾颓的世界末日，满心沮丧与恐惧。身上的灰尘越积越厚，灌满七窍，就连嗓子和胃部，也感到了一种撕裂的疼痛。
走廊也被风沙侵占，顶灯昏暗。奔窜灰尘像毒气，不放过任何一条缝隙。我钻进被子，把自己包裹起来，全身颤抖。
如果在外面，一阵风就可把人吹起，摔下或撞墙，不死也会残废。正在慌乱间，大风骤止，阳光扑然落地，又是一片明媚。我和同事相互看了看，咧着嘴巴笑出了声。我擦了一把镜子，看到一个黄色土人——黑发变黄，粘结力极强的灰尘吸附在每一根头发上。
到卫生间，看到十多个民工，一个个神情委顿，缀满黑灰。我笑，他们也笑。扭开水龙头，喷出一股黏稠黄水。再放，还是浑浊的。等水变清，我脱了衣服，盆子倒扣，一次次冲刷，用手指扣鼻孔，挖耳朵，揉眼睛，一次次漱口。
天空依旧瓦蓝，黑色云彩退向祁连山。不知从何而来的木板、铁皮、油毡、旧衣服、鞋子、被子等躺在空地上，覆了一层沙子。折断的杨树茬口新鲜，折断的树枝封挡了四面的道路。——乍然而仓促的沙尘暴，令我惊诧莫名。老一辈同事说，1969年有过一次特大沙尘暴，平均风力在9级以上，吹倒了两座40米高的水塔；几台正在行驶的老解放牌运输车被掀翻，酒泉、额济纳部分民房倾塌，数百人伤亡；部分高压线路被毁，农村的棉花全部枯死。
以上情境发生在1992——我来到巴丹吉林沙漠的第一年。沙尘暴后，灾难自然成为了大家谈论的焦点。一位蛮有思想的老同事说，在沙漠生活，不经历几场沙尘暴，就不算是个完整的人。还有人说，在沙漠生活就得准备吃沙子，要想少吃，要学会预测和躲避沙尘暴的“本领”。我却时常把在沙漠的生活与开放地区的某些社会现象联系起来，一方面把沙尘暴形象化和理想化，希望人人都来经历一场。
我特别注意收集关于沙尘暴的资料，想从科学原理上了解它——我以为这是一个自觉的美德，应当把那些与我们经常发生联系的事物本质弄明白，至少不会白白经历和遭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北方地区频发沙尘暴。其中。“风力≥20M/S、能见度＜200M的强沙尘暴主要出现在内蒙古中西部和甘肃西部。频次超过50天的地区有：新疆塔中65天、皮山74天、民丰63天，内蒙拐子湖50天、海力素52天、吉兰泰83天、鄂托克旗53天，宁夏盐池80天，陕西定边62天。……在强北风作用下，巴丹吉林沙漠流动沙丘以年均20米的速度向南侵进，局部流沙带已经与腾格里沙漠的西南缘相连。随着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和大风干旱灾害加剧，阿拉善盟的沙漠化土地正以每年1000平方公里的面积扩展。”（《沙尘暴年鉴》）
我感到沮丧也悲壮，这就意味着，从此以后，在沙漠生活，经受沙尘暴的侵袭，成为了我的一门必修功课。我还知道，沙尘暴虽有一定的猝发性，但作为紧靠策源地的实际经受者，在这座小镇，往后的时光，我不仅承载着个人功利及梦想的实践，还要在日积月累的自然灾害中学会自我防护。
沙尘暴不只是表面的一种清洗，连绵的浮尘深入到肺部，天长日久，会导致尘肺病及多种病变。但从另一方面说，空中浮尘也是一种有益资源，落在地上会形成一种粘结力极强的养分，可以固化泥土。可对于人来说，不可避免的浮尘有时候是慢性毒药，在呼吸道日积月累，导致的身体病变有时候会致人死命。
1993年秋末，我到附近村庄购买水果，装车时，看到一个老人坐在自家的葡萄藤下纳凉，开车走时，却听到一片嚎啕。村人告诉我，那老人才查出尘肺病，可谁也没想到这么快！我惊恐莫名，心情沉重，蓦然觉得了某种潜移默化的力量，比直接的暴力杀戮更令人心生胆寒。我想到，几乎每天上班路上，从宿舍到外工作场地，路两边的戈壁上，经常奔窜着无数条状流沙，持续腾着一人多高的白尘，如同浩荡溪流，眨眼就吞没了路面，钻进车窗，进入我们的呼吸。
工作不怎么忙的时候，单位总要组织所有人员，分片包干，清理房前屋后及路边沟渠内的积沙。女子们戴了大口罩，男人把衣领竖起来，戴着墨镜，挖的时候嘴巴紧闭，回来洗漱，鼻子里结了一块块黑色污垢。因此，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格外有色生命，看到一根草，从心里觉得亲切，舍不得铲掉或埋住。对在风沙中屹立的杨树、连成一片的红柳灌木及虬张的沙枣树，没人故意折断和破坏。有时候会自发地栽种一些树木，或给渠水够不到的花木挖出沟槽。
这是沙尘暴给予的教诲，我希望的也是如此。但一个人两个人，一群人的努力无疑杯水车薪。沙尘暴仍旧猝发，1994年8月下旬，一位领导要到北京参加培训，我送到酒泉火车站。还没返回市区，天空陡然暗了下来，远远看到，一面巨大的黄色雾墙从额济纳方向迅速推移而来，在平展无际戈壁滩上，如同凶猛军团，兽吼马踏，地壳颤抖，眨眼间就覆盖了市区。尘土遮天蔽日，沙子如箭，打在胳膊和脸上，火辣辣地疼。整个城市一片苍黄，能见度不过百米。
因为只穿了一件衬衣，冷得浑身发抖。大风吹过，整个身体就像被镂空一样。跑进一家商店，店主包着一面蓝毛巾，戴着一只大口罩，两只眼睛冷漠看我。此外，还站着一位小姑娘，时不时撩开帘子朝外观望。街道上只有风沙，车辆胡乱停靠，楼顶上的广告牌剧烈抖动，响声哗哗。有些玻璃从高空摔下，声音刺耳，叫人心惊胆战。
我想，要是楼下有人，锋利的玻璃，会出现怎样的惨景？事实上，这样的悲惨景象时有出现，不完全是沙尘暴之故。小贩们的商品，临街的店铺乃至商场楼门前悬挂的巨型条幅，以及垃圾箱、木板凳等等物什七零八落。沙尘暴减小时，飘了几滴大雨，满街道星星点点的污垢，令人心情灰败。
后来我笑着想，这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如我预期，人们正在讨价还价，借助现代化的音响设备大声叫卖，为一些利益争来算去……沙尘暴虽不能完全遏制或者改变，但至少阻止了一会儿，每一个人置身其中的人，也都会受到一种“心灵的震撼。”
但对于个人，这样的生活一直在延续。生存压倒一切。因为年轻，总觉得沙尘暴对个人身体构不成太大威胁。再说，还有那么多当地土著，代代都在这里生活，哪个人一生都会经受无数场的沙尘暴……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像一个土著了。从形体和内心都惟妙惟肖。从95年开始，因了某种需求抑或政绩，我所在的小镇绿化带连年增多，相对于外面的瞬息万变、众生纷纭、美丑冲突等等，这里安静、祥和，至少不用担心突然被袭击和伤害，即使有同事间的各种矛盾和猜忌，但也相对较少，且不会不共戴天甚至酿成惨剧。
1996年，我24岁，第一次强烈地想起爱情，身体的隐秘欲望空前激烈。但我仍旧一文不名，不可能有人爱我，遇到心仪的人，只能在心里渴望、爱慕，有时躲在楼上，隔着窗玻璃看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心神荡漾一番，紧接着是懊丧痛苦。春秋两季频发的沙尘暴一如往常，从沙漠深处奔旋而来，掠过小镇，再去往酒泉、嘉峪关、张掖、兰州甚至西安、北京、郑州、上海和广州，最远一次据说漂洋过海，侵入日本和新加坡、马来亚。
这令人想起两起“著名的黑风暴事件”——二十世纪初，美国对美丽富饶的南部大平原大规模开发；前苏联于六十年代左右在哈萨克斯坦及西伯利亚开垦“四千公顷处女地”，前者源于无原则性的土地商业利用，后者因为贪婪无度的土地开发，两者导致的共同结果是，都制造了史无前例的“黑风暴”和“风蚀”。为此，美国不得不投入巨额资金用于修复；后者直接导致了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政治生涯的终结。——自然的破坏是与商业利益及土地自身所蕴含的价值紧密相关，人们以为对土地的开采和利用天经地义，是一种“天赋的自由权”。环境生态学者唐纳德·沃斯特将这种资本主义自然及商品经济体系下的土地文化归结为三句铭言：“自然必须被当作资本；为了自身的进步，人有一种权力，甚至是义务去利用这个原生的资本；社会制度应当允许和鼓励这种持续不断的个人财富的增长。”（《尘暴——三零年代的美国西部大开发》）
从这一年开始，我不再对沙尘暴感到恐惧，反而有些习以为常。沙尘暴来了，急忙起身关窗，拉窗帘；去了，洗澡，洗衣服和被褥，站在水龙头下，把牙齿刷一遍，再扣耳朵和鼻孔。有一个傍晚，为打印自己练习的诗歌，徒步6公里，到工作大厅。返回已是深夜。一个人走在戈壁上，沙沙响的沙土和卵石，像空荡荡的幽灵。快到宿舍时，忽然起风了，又是沙尘暴，一转身，嘴里就被填进的一把沙子。紧接着，又是一片沙子，噼噼啪啪地打，像鞭子抽。我疼，气急，大吼一声，索性敞开衬衣，面对暴风。咬牙切齿说：吹吧吹吧，打吧打吧！——我时常反抗，对沙尘暴，这是最激烈的一次。这可能是我迄今为止血性的最为显著的反应。对于那些躲不过的，面对时最好的策略。逃跑是因为恐惧或者厌恶，但越是如此，后果可能就越糟糕。
还有一次印象深刻：2001年初春某夜，怀孕的妻子突然生气，不顾正在猛烈的沙尘暴，扭头出门，推了自行车就不见人影。我迎着飞行的沙子，一阵猛追，在大门口抓住后车座，央求着把她劝回家。那一次，我吃的沙子比任何一次都多，因为生气，没像往常那样吐出一些，而是咬碎咽下去。——事后，我在一家媒体上看到：“（2001年）1月1日的那场沙尘暴影响到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北京也出现了扬沙和浮尘天气。先是进入到朝鲜半岛，又越过数千公里的天空，到达阿拉斯加、亚利桑那和哥伦比亚。”
我想到，沙尘暴正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正在改写着地球文明，作为沙尘暴肇始地的区域面积虽然很小，但它们聚起的能量是强大的。任何自然灾难的形成和爆发都不是偶然的——以额济纳为例，黑河上游众多的水库拦住了流往居延海的水，汉唐时曾被誉为“大粮仓”的居延地区，草场持续退化，巴丹吉林和乌兰布和、腾格里沙漠正在以每年20公里的速度进行“无缝对接”。此外，我在阿拉善及甘肃的媒体上看到，很多人在戈壁沙漠采挖苁蓉、甘草、沙葱和发菜，还有不少淘金、伐木和开矿的。
自然植被破坏是比干旱更强大的自我生存保障的践踏和自戕。美国作家莱斯特·布朗说：“在中国……旧的荒漠还在推进，新的荒漠又摆开了战场，每年都在占取更大的区域……更多的村庄正在被沙丘掩埋。”2008年8月，在额济纳居延海，我看到四面高坡上流动着无数的沙纹，如同小股军队，向着水位日渐降低的居延海，发出强大而又自觉的填埋运动。从达来库布镇向酒泉，沿途都是戈壁，枯死的胡杨树桩已经在风沙中至少经历了数百年时光，因为少雨，至今保持原样，有的岩石一样悄然风化。曾为西夏陪都的哈拉浩特古城业已倾颓，围墙外披满流沙。大戈壁之上，卵石堆积，一色铁青，伸向无际。
在巴丹吉林沙漠以西的小镇，我已经生活了近二十年，从一个懵懂少年到一个儿子的父亲，一位妻子的丈夫，同时还是一个徒劳无功的写作者、不合格的公民和凌空蹈虚的理想主义者。在每年不少于60天的沙尘暴中，那么循规蹈矩，压抑自己，又那么渴望性情张扬和特立独行。可我什么也做不到，我写作，只是为了记录和表述；我渴望，因为我还有梦想。我多次去往沙漠腹心和其他地方，像一匹马，一匹狼，在沙漠隐秘处发现某一些鲜为人知的传说及遗迹；在他处，比较到了我与同类的某些不同。
有一年夏天，我用两天时间，跟随一位名叫那斯腾的牧民，与上百峰骆驼一起在戈壁上转悠了两天，体验到了旷野风沙及单独野外的游牧生活。在古日乃牧区，与巴图有过一次长谈，且参加了他们的首届马背文化节。我一直以为，巴丹吉林四周的原居民大都是淳朴的。牧民女儿出嫁，父母要陪送几十峰骆驼、上百只的羊和数量不等的驴子。在这里的汉族人，尽管狡黠，但喜欢像蒙族人一样喝酒吃肉，喜欢骑着摩托车或者越野车卷着冲天烟尘，在戈壁奔腾。
关于司空见惯的沙尘暴及生态恶化，鼎新绿洲的汉民罗金生说：“俺们祖先的坟头都快被埋了，以前那里还长着一些个沙枣树，现在，坟墓和戈壁差不多平齐了。”蒙族巴图说：“十来年前，古日乃草原还能埋住骆驼头，还有不少黄羊，就是骑马走在里面，也很难发现。可这会儿，草丛里已经蹲不住人了。”我问刮沙尘暴时候咋办？他们说，躲在屋里呗！被子蒙住头，刮完了再起来，沾水擦擦扫扫，还得照样活。在酒泉和嘉峪关，提起沙尘暴，当地朋友们也都一声叹息，相对无语。这种宿命的论调，听起来是达观的，可其中的忍耐和无奈，却很少人理解。就像额济纳部分地区的牧民不愿搬离日渐沙化的草场，进城种田一样，这里的汉族居民也不愿离开祖辈生活的地方。
2006年，阿拉善高原沙尘暴次数明显减少，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城市和村庄，没有明显的覆盖和笼罩。2007年再次去额济纳，气候稍微潮湿了些，宽阔河道里水光潋滟，野鸭横飞。达来库布镇以北的大片胡杨树满身枝叶。2008年，仅仅刮了两次沙尘暴，持续时间也短，浮尘也少。可在2009年春天，两个月内，连续爆发6次。有时上班，冒沙回去关窗户，有时半夜惊醒，到处都是灰尘，呛得大声咳嗽。
2009年5月21日，沙尘暴再次蜂拥而起。站在阳台，可以看到远处戈壁上悬浮的黄尘，睁不开眼睛，衣衫内灌满沙子。夜半，锐风如号，击打天幕，不断传来树木折断和玻璃摔落的声响。躺在床上，感觉整个大地都在摇晃。我左边妻子，右边儿子，宽大的床就像是一只载浮载沉的帆船，那么坚固，又那么脆弱。沉沉睡去，梦见自己在空中飞行，身下是无数黄沙，整齐而又坚固地向前俯冲，迅速淹没山脉与河流，城市和村庄。最终，落在一座屋顶上，四周无人，蓬勃草木投下无数阴影，我四顾茫然，不知身在何处又要去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