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上小学时，大队的学校还有初中。那时小学是五年制，初中也只有两年，但初中不叫初中，和小学连在一起，叫六年级和七年级。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八年级，就是后来的初三。初中学生来自邻近的三原、鱼龙和我们四原三个大队。因为四原介于三原和鱼龙两个大队的中间，有地理位置的优势，初中理所当然地办在了我们大队，校名就叫“四原大队八年制学校”，名字长，但很直观，所有的内容一目了然。现在的学校当然没这么叫的，要么叫某某学校，或某某中学（小学），无比简洁。
校园在一个叫窖窝的地方，是全大队的中心地带，用教室围起来的大院子中间，是大队的代销店、医疗站、铁匠铺等，算是大队的商业中心了，谁都可以进出校园，买生活用品的、看病的、给镢头淬火的，还有从山里背来柴火卖给学校伙房的，热闹得像个集市，不像读书的地方。
那时，我们的教室全是土坯墙，黑灰色瓦顶，门窗都很破旧，尤其是窗户，从来没安装过玻璃。确实是玻璃太脆弱，经不得我们这些乡村少年的碰撞。到了冬天，寒风从窗户灌进来，教室内跟教室外几乎没有温差。冻得受不了时，老师就带着我们用土坯堵住下半截窗，上半截用塑料纸钉上。那会儿，塑料纸不像现在这么泛滥，什么容器都没有，也不可以用塑料袋把买来的豆腐脑或豆浆装回家。糊窗户用的塑料纸要每个学生从家里带来，要找张完整的可不容易，也没有胶带，得用针线缝缀起来，才能将窗户封严实，那样缝出来的窗户纸倒像现代抽象派画家的画，只是我们还没有一颗懂得欣赏的心。窗户封住了，教窒里的光线随之暗淡起来，但这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是还有寒风漏进来，依旧冻得手握不住笔。我们比较喜欢夏天，夏天拆除掉窗户上的塑料纸和土坯，风穿堂而过，教室里亮堂又凉爽。
不同的年级，教室里的设施也有天壤之别。小学一至三年级的课桌是水泥板，用两座土墩支撑着，没有配备凳子，由学生从家里带来。凳子当然高矮不一、五花八门，排座位就不能以身高论前后了，谁带的凳子高，无论你个子多矮都得坐后边去。我那时个子小，带的凳子也矮，基本上坐在前排，没少吃粉笔灰。
我上小学一年级时，课桌还不是平整光滑的水泥板，而是更差的水泥牛槽，翻过来用土墩支撑起来就是课桌了。见过牛槽的人都知道，给牛拌草料的里面肯定得光滑，背部却是由大小不一的石子水泥浇铸而成，粗糙至极。刚开始上学的小孩手上不知轻重，趴在凸凹不平的牛槽背面写作业，往往力透纸背，把作业本戳成了马蜂窝，挨老师的骂是很正常的。这还不算什么，要命的是那个教室屋顶的木头、椽子是从庙宇里拆来的，上面青面獠牙的画像依然很清晰，那个时候上学较早，天黑乎乎的就得到校，上完三节课后才回家吃早饭。在那种教室里上早课，又没有电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头顶着龇牙咧嘴的画像，是很恐惧的，根本没心思听讲，只盼着天亮，能早早地离开教室。
在那样的教室、那样的时光里，时间像溪水一般，根本看不到流动的迹象，缓慢得有时叫人绝望。
更绝望的是过“六一”儿童节了，学校非常看重这个节日，提前一个多月就开始筹备庆祝活动，无非是排练广播体操，过节那天敲锣打鼓地去公社参加比赛。为能拿到名次，我们学校把课余时间全用在练习广播体操上了。这倒没什么，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嘛，痛苦的是服装问题。学校早就规定，为整齐划一，比赛那天，男女学生必须着统一服装：白衬衣、蓝裤子、白球鞋。这个太要命了。那时大家穿的全是自家织的土布，几乎没人穿得起商店里卖的洋布。白衬衣和蓝裤子还好办点，土布原来的面目就是白的，把土布染成蓝色就对付了蓝裤子，重点是白球鞋，这就难弄了，再有能耐的母亲也做不出来，又没钱买。一双一两块钱的白球鞋，难倒了很多人家，有些同学为此闹得全家鸡犬不宁。有的母亲干脆跑到学校来找老师，不让自己的孩子参加广播体操比赛。这对七八岁的孩子来说可是个不小的打击，正是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的年龄，何况是如此风风光光的比赛，谁不愿参加呢？
我经常为一双白球鞋发愁。父母好不容易给买下一双，那种新奇和快乐好像还在回味之中，第二年鞋就小得穿不上了，回家再缠，买的可能性不大。穿着黑色粗布鞋的我和另外一些同学，只能灰溜溜地被清理出体操队伍，眼睁睁地看着别的同学随着敲锣打鼓的队伍趾高气扬地去了公社。我们躲在看热闹的人群后面，望着渐行渐远的队伍，听着那若隐若现的欢快锣鼓声，只能黯然神伤。
这样的伤感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几日，一切又恢复如常。已忘了我们学校是否拿过公社的奖，只是记得少年时那样的悲伤，跟白球鞋有关。
二
我上到小学二年级时，教师队伍里加入了新生力量——知识青年。这些从城里来的知青教师，也只上到初中就来插队，可比起土生土长的本地民办教师，教课还是很有一套的，尤其是音乐和体育方面，简直没有可比性。本地老师大多是我们的前校友，根本不可能有音乐和体育方面的造诣，连给我们上课，也是一口和我们一般无二的本地话。只有一个姓杨的老师例外，他来自另一个大队，是从地区师专毕业分配来的，杨老师与其他本地教师有很大区别，他是拿工资的。其他教师由各自的生产队给记工分，包括那几个知青教师。在这样的乡村小学，师专毕业的杨老师处处表现着他作为“正规军”的与众不同，那时大家都穿布鞋，只他一人穿双“三接头”黑皮鞋，每到周末的中午，他在学校中央的花坛边（其实那也是破了口的花坛），一脚立在地上，一脚蹬在花坛边沿，装着不在意却明显带着炫耀成分地使劲擦着皮鞋，他的皮鞋擦得很干净，显然不同于我们脚上那黑乎乎布满灰尘的布鞋。我们看他的皮鞋，那黑亮的光泽闪耀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对杨老师不敢过分亲近。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已然埋下一个宏大的愿望：长大后一定要穿上“三接头”的黑皮鞋。
杨老师与知青老师相比都非同一般，更别说与其他本地老师相比了。他什么课都能上，显现出了无所不知的能耐。音乐也是杨老师的强项，关键是他识谱，能把“1234567”哼唱成“哆来米发嗦拉西”，不像那些知青，唱歌难不倒他们，却不大会看谱，拿到没有歌词只有歌谱的曲子也只有跟我们一样干瞪眼的份儿。学校仅有的一架脚踩风琴经常被杨老师弹奏出优美的旋律，为此，年轻漂亮的女知青安萍老师对杨老师佩服至极。他们当时都是单身，吃住在学校，杨老师又多才多艺，不能说不吸引安萍老师。很快，学校里就有了他们的传闻，就是现在所说的绯闻。有关他们绯闻的传播渠道很特别，也很隐晦，有人在我们三队的公共厕所里写下这么一句：杨（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老师和安萍老师吃小锅饭。仅这么简单的一句，并不能说明他们之间就有什么事，我们现在经常跟某个人出去吃饭或者办事，很少能引起什么关注，偶尔被人开句玩笑，也一笑而过。可杨老师不这样想，他从中看出比这句话更多的内容。有天早晨出完操后，他把我们三队的学生召集到三年级教室里，叫每人用粉笔写下这句话，他分辨谁的字迹最可疑。经过反复甄别，最后，他确定下四五个人的笔迹与厕所里的那句话笔迹相似。这四五人里当然包括了我。之所以我也有嫌疑，是因为我和杨老师曾有过一次不愉快。有天上午，他给我们班上完音乐课后，没指定谁把风琴搬回去。不指定人，谁都没动它。到他给下一个班上音乐课时，风琴还在我们班里。他把坐在前排的我和另一男生叫到他那狭小的宿舍里，也不打骂，只叫我俩面壁思过。他从食堂打回午饭，当着我们的面慢悠悠地吃完，对我们视若无睹，吃完饭还上床午休，不一会儿居然打起了呼噜。我俩忍着饥饿，又不敢说话和乱动，生怕把熟睡的杨老师吵醒，在他的呼噜声中我们一直站到下午上课，才被偶然路过的校长发现，“赦免”了我们。
杨老师首当其冲把我定为怀疑对象，是他对我心存偏见，他以为我是因为上次被罚而对他心存怨恨。这回，我可不能再当冤大头了。
正好，校长闻信赶到了三年级教室。很快，我就被排除在外了，这倒不是因为我的字迹被校长排除，而是校长是我的表姐夫。校长对杨老师的这种行为大为光火，当场叫他放人。杨老师很无奈地只是把我从可疑对象里剔除出来，他觉得排除我可以让校长默认他的排查工作，他迟疑着不愿放其他学生。可是，校长没有迁就杨老师，他使出了校长的权威，指责杨老师纯属胡闹，一个堂堂正正的老师，为厕所里的一句戏言私自扣压学生，成何体统！杨老师再厉害也不敢与校长作对，当着我们的面他捂着脸慢慢地蹲了下去，在讲台上他哭了。从他的哭声里听得出来，他是多么的委屈，委屈而又无所适从。那一刻，我竟然同情起他来。杨老师把名声看得很重，这种人从一开始就注定要一辈子堂堂正正地做人。从那时开始，我竟然对他心生敬佩。
那件“绯闻”（如果算是绯闻的话）的另一主角——安萍老师却很淡定，她没有为此事做过任何解释，每天依然平静地上课、吃饭、睡觉。按说，最激愤的应该是她，她是从城里来的知青，人又长得漂亮，按理应是最大的受害者，何况女孩子一般更注重自己的声誉。可安老师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或者，本来就没什么事，她没必要去计较那些罢了。
后来，也记不清是哪年了，安萍老师如愿招工返城——那是她最大的梦想。听说安老师招工回的是宝鸡，她是宝鸡人吗？不知她回城后干什么职业，是不是还从事教师工作？她可是个好老师！
还有一位知青老师姓曹，也是女的。好像就安老师和她两位知青老师吧，且都是女的。曹老师没有安老师好看，年龄也偏大一些，对人很严厉，看上去就凶巴巴的，不是那种让人能产生亲近感的人，不像安老师，一看就忍不住喜欢。记得有次曹老师还用竹教鞭打过我的手，打得很疼。当然，她肯定是为我们好，都说小孩子不打不长记性。我也不记得当时我犯的是什么错，反正挨打后，我父亲还追到学校去找曹老师理论过，也不知最后理论得怎么样。去年我回家时，父亲还义愤填膺地提起此事，在父母亲眼里，我从小就胆小，但听话懂事，安分守己，从不惹是生非。可曹老师对我一直看不上眼。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她分在我们三队，是属于我们三队的知青，唯一的知青。她不会干农活，最经典的是刚分下来的那年夏天收麦子，一早上只割了三捆麦子这件事最后成为笑谈。但她和队长的关系不错，队长一直关照着她，不让她下地干活，把队里的小孩召集起来由她看管，有点类似现在的幼儿园。这也能理解，一个不会干农活的女子，非要叫她下地那不是折磨她么，倒不如尽其所能地做一些事，可一群乡下野惯了的孩子不容易管呢。曹老师领着一群孩子在队长家门前的树荫下唱歌跳舞，乡下的孩子笨，总是学不会那些，若是远远地有人来瞧了，那些孩子更是扭捏起来，经常只听见曹老师一人在唱在跳，她是十分尽责的。后来，随着孩子越来越少，队长便把她推荐到大队学校教书，使她真正脱离了风吹日晒之苦。
曹老师对我不好并非针对我，主要是队长与我父亲一直不睦，曹老师受队长恩惠，自然情感上偏向于队长。那次我挨打后父亲去找曹老师，说白了父亲也是冲着队长去的，未必就是对曹老师有意见，不过是挨了一次小打，再疼也只是皮肉伤，父亲不会小题大做的。慢慢地，曹老师不再受队长那层关系左右了。在我的印象中，曹老师作为我们的班主任，公正地说，她对学生还是能一视同仁的，尤其是后来，她的严厉也只是为了大家的学习，以及一个老师的形象罢了。
曹老师对我真正有了偏见，是缘于一次误会。那次，她在我们三队的公共厕所（又是公共厕所）里方便，一个学习不好又经常调皮捣蛋的学生往后面的粪坑里扔了一块石头，溅了她一屁股污物，那个学生扔完后就跑了，我正好经过厕所那里，被气急败坏冲出来的曹老师撞个正着，她认定是我干的，当即怒斥我。我辩解不清，当时周围没有他人，没法证明我的清白，我急得哭了，她才放过我。总之，在那之后她把我划为另类人了。在毛主席去世的那年秋天，学校要求每个学生都要戴黑纱袖章。那时我家里条件很不好，一个黑袖章好像是三毛六分钱，但没钱给每个人都买，只好大人与孩子轮流着戴。经常是父母亲戴走了黑袖章，我袖子上空着来到学校，被曹老师赶出教室，站在外面不能上课。往往是别的没戴黑袖章的学生仅是不能上曹老师的课，而我是什么课都不能上，又不敢跑回家，只好站在教室外面等待放学。那个阶段，我的关系——表姐夫校长好像是调走了，反正，我失去了保护，只能认罚。
秋天雨水多，那时没钱买雨鞋，下雨天我们大多都是光脚丫子。我站在教室外面，把沾满烂泥的脚丫伸出去，用屋檐滴落下的雨水洗脚。我的脚洗干净了，放学的钟声也就敲响了。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洗脚的，像早晨的雨水就不能洗，太凉，站在狭窄的屋檐下，雨水溅到脚上，能凉进骨头里。
那时，盼望时间过得快点，能早点升级，主要是脱离曹老师。可时间过得非常缓慢，看不到尽头似的。
有一天上午，记不清上的是什么课了，曹老师把我们召集起来，坐在一个刚拆除的教室旧址上，让每个人说出自己长大后的梦想。那个时候的小孩子思想都不太活跃，也很传统、谦虚，比较认命，都不敢说出格的话，怕被人嘲笑。于是，大家无一例外地说长大后要当人民公社的“八号社员”，也就是农民。但我一直没弄清楚，社员就是农民，为什么要叫“八号社员”？
我当然也是这么说的，本来，我是想说真心话的，可轮到该我说时，曹老师望着我的目光使我胆怯地改口了。我口是心非地说了将来也要当“八号社员”。其实在我心里，早就被电影熏陶得长大后梦想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了。
正如他们在曹老师面前所说的，十七岁那年，我的梦想终于开了花——胜利当兵。而我们班的那些同学全都留在了农村，他们用汗水和辛勤浇灌出了梦想之花——庄稼开出的花。
有个疑团我一直都没解开：他们中间，是否也有人像我一样，当年有个埋在心底没说出口的梦想呢？
可是，解开了能怎样？又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还是回到上小学的时候吧。当时，我盼着能脱离曹老师严厉管制的同时，其实也盼望着能早点进入有木课桌的四年级。当然，四年级的木课桌也好不到哪里去，全是初中年级淘汰下来的旧桌子，大多缺胳膊少腿，且高矮不一、油漆斑驳，基本上辨不清原来是什么颜色，有些干脆就是白桩，已看不出真正的白桩本色了，用的年头太长，桌子的每一条纹络都被岁月古旧的颜色浸染了。
我还没升到有木课桌的四年级时，曹老师就招工走了，至于被招到什么地方，大家一点都不知道。那个时候，好像谁也不爱打听事儿，大家都守着自己的日子，小心地过着，至于别人，过的是别人的日子，跟自家无关。
一直到二十世纪末，有年回老家时，听父亲说曹老师回来过，她来村里收购苹果，做起了贩卖苹果的生意。这才知道，她当年招工去了前进机械厂，还在我们乡的地盘上，离我们村不算太远，不到十里路吧，可她一走就是近三十年，竟然没有回来看过。如果不是她所在的前进机械厂后来倒闭，她成了下岗工人，若不是为了生计，她是不会回来的。父亲说曹老师也老了，一头白发，还发福了。但她还认识村里的一些人，当然是些上了年纪、容貌也改不了太多的老人。
近三十年啊，我们大队、生产队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唯一没变的是地理位置。曹老师能找到四原三队，却再也找不全那些熟人了。听父亲说，起初曹老师还问这个人问那个人，可得到的回答是大多数都埋进了黄土里，她就不再问了。那些故去的人离她的生活太远了，她已经像个商人似的讨价还价、专心做她的苹果生意了。
三
曹老师招工走后，新来的班主任姓张，他对我没有任何偏见，有次排座位时，还把我和小兰排在了一起。我内心惴惴不安，因为我平时与小兰从没说过话，生怕她拒绝和我坐一起，我怯怯地望着张老师，又望望小兰。但老师的话不能不听，我还是抱着自己的东西去了小兰旁边的位子，没想到，小兰非但没嫌弃我，相反还帮我把书本塞进水泥桌下的桌仓里。那种桌仓是男学生用树枝自制的，一般女生都没有，小兰是个例外。
用现在的话说，小兰绝对是我们的班花，甚至校花。其实，小兰是养女，她养父母家生了四个儿子，想要个女儿，就用最小的儿子换回了她。养父母对小兰非常宠爱，尤其是养母，当时在大队的缝纫组里，她的养母算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又有便利条件，把小兰打扮得像个骄傲的小公主。当时的小兰，绝对引领着我们四原大队女孩子服装的新潮流。别的女孩都穿颜色暗淡的土布衣裤，小兰却是穿着色彩鲜艳的洋布衣服。特别是小兰背的那个书包，是她妈就地取材，用各式各样的花布拼凑起来的，那个花哨，那个洋气，简直没人能比。
这还不算，养母还把小兰弄到了大队的文艺宣传队里，当起了小演员。小兰也很争气，能跳会唱，很快就成为了宣传队不可或缺的“小台柱子”，在我们同学这群野鸭中间，小兰绝对是天鹅。我们那会儿男生和女生之间还是比较拘谨的，不像现在的学生这么随意亲切，在同一张桌子上坐着，男生都会在桌面居中的地方划一条分界线，严厉恪守分界线的作用，决不让女生的胳膊肘超过一点点。
我和小兰做了一学期同桌，却没有划分界线，为此，我被不少男生嘲笑过。为了不被嘲笑，我曾经也动过划条界线的念头，可因为胆小，面对的又是小兰，我没敢划。可能是因为没划分界线的原因，小兰对我一直都很客气。后来，迫于压力，我与另一女生同桌时划过分界线，这导致一个学期的时间里，我竟然没与那个同桌女生说过一句话。
张老师给我们当班主任期间，喜欢给我们念报纸。那时候报纸很少，像《陕西日报》那样的党报，除了校长，一般非党员的普通老师是不让看的（不知张老师是不是党员），在我的印象里，他大概只看过《中国少年报》，他经常把这张报纸从头念到尾，连中缝都不放过。要是放在现在，好多报纸上是整版的广告，不知张老师怎么念？在念报纸的过程中，张老师对一些典型的事例大发感慨，教导我们一定要向先进典型学习。那时推的典型不像现在这么多，每个典型都能给人留下长久的记忆。像有个叫永乐的小学，自发地组织了一个叫“铁道小卫士”的志愿队，他们经常巡查铁路，排除了不少险情，包括与破坏铁路的坏人做斗争。典型的力量是无穷的，张老师琢磨后也想组建一个什么“卫士”之类的小团体，不为出名，只为学以致用，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典型的崇敬之情。但我们大队离铁道太远，许多学生都没见过铁路。护公路吧，就那条破土路，这边挖坏了绕过去照样走，就是给破坏分子倒贴钱，他也未必有心去破坏，夜黑风高的夜晚扛把铁锹去挖烂土路，估计会被认为神经不正常的，谁会干呢？所以，土路根本不需要护卫。还是张老师脑子灵活，他想到了护渠。当时“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兴修水利”正红火着，于是，张老师在我们班挑选学生，要组建一个“护渠小卫士”的志愿队。当然，能被张老师选中的学生，必须得学习好。学习好是衡量好学生的唯一标准。再就是听话、老实，也就是人品好。我被张老师选中，足以证明，那个时候的我还是很不错的。
“护渠小卫士”有十几个人，有男有女，每到周末，由张老师带领着我们，护卫着二队通往大队的那条三四里长的主渠道。渠是水泥浇筑的，很牢固，我们主要是挖出淤泥，疏通渠道。当然，根本没有坏人搞破坏，因为渠里经常没水，就是有水，也是生产队统一用水，坏人没必要搞破坏，对他没有丁点好处。我们的“护渠小卫士”基本是个摆设，渠里没有水，也就没有淤泥可挖。可每个周末的巡渠任务得完成，慢慢地，张老师就不来了，后来基本上由班长带队，渠道边就成了我们十几个同学闲聊的场所，大家在一起打打闹闹、叽叽喳喳，不像在做一件很严肃的事，倒像个小团体聚到一起玩似的，氛围是热闹的，人也骄傲得很。“护渠小卫士”惹得许多同学都想加入进来，由于他们的学习成绩不够好或者平时表现不佳，被张老师强硬地拒之门外。
我的同桌小兰是个例外，她一开始是被“护渠小卫士”选中了的，可她没去过几次就被大队的文艺宣传队拉走了，经常得排练、演出什么的。再说了，宣传队还承担着大队实验田的劳动任务，每逢周末，宣传队的俊男靓女们就在戏楼东边的那块实验田里锄草或者间苗。他们的劳作有别于普通的农民种地，实验田是他们的乐园，他们在一起打打闹闹，有说有笑，到高兴处还吼几嗓子，气氛自然比我们“护渠小卫士”更有趣。小兰肯定愿意做那里的一员。
但这种业余文艺宣传队很难保留住人才，尤其是女子，如果从小许配给外大队，到了出嫁的年龄，一结婚就不是本大队的人了，再回来唱戏、排戏就不合适了。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这在农村尤其看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队领导要求宣传队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留人才，尽量在圈子里解决婚姻问题。于是，宣传队里到处是退婚的、改嫁的，打打闹闹、是是非非不停地上演着，有点像现在的演艺圈，热闹纷繁，总是很吸引眼球。当然，小兰不存在这个问题，她年龄最小，再说，她养母把她当成宝贝疙瘩，不会轻易让她相中这类人的。他们虽说多少跟“文艺”沾点边，可毕竟都是穷开心的“农民艺术家”，到底跟那些在真正舞台上的艺术家还是有区别的，就是说他们不上档次。
至于后来，小兰嫁给了怎样的人，我从没打听过。
当时，那块由宣传队种植的实验田，可是全大队的中心地带，经常惹来一些带着孙子的老人和没事可干的小学生站在地头围观。我也曾是那其中的一员，看着那些红男绿女们在田间又唱又笑，把个简单又繁重的农活变得轻松而快乐，我们很是羡慕。
随着年级的升高、年龄的增长，男生女生之间就更不说话了。到六年级（也就是初中一年级），生员发生了巨大变化，多半学生来自于另两个大队小学。就是说，六年级是个坎，许多同学或因成绩或因家境而没能迈过这个坎，回家种地了，剩下一小部分同学升级继续上学。面对新学年的那么多陌生面孔，大家都表现得特别矜持，谁也不愿主动跟旁边的人搭讪，教室的气氛非常沉闷。在那样的环境里，初中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我在班上居然还有叫不上名字的同学。我当兵后，家里托人给我介绍过一个对象，说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我想了好久也没记起她长什么模样。后来，因为生辰八字不合，我们俩连相亲都免了。过了很久，听说那个女同学对我抱有怨言，说我在部队上发达了，对她看不上眼。其实我现在离“发达”都还尚远，何况那时呢，但我无话可说，因为从介绍到生辰八字不合，我都是很被动地接受，连自己的意见都没有，在那件事上，我只不过是个道具！我也没有解释的机会。不解释也罢，人一生哪能解释得清，得过且过吧。
四
初中的那两年，我还是想好好学习的，那时懂事了，却因底子太薄，数理化一直跟不上，我唯独对语文还算上心，是因为有个好语文老师的缘故。语文老师姓李，名岁举，刚好大我十岁，是个严厉却爱才的好老师，他对教学非常认真，绝不放过一丝遗漏。就拿背古文来说吧，全班四五十人，每个人都得到他的宿舍里去背，稍有差错就把你打发回去重新背；他还采用淘汰法，就是第一个背过的记满分，第二个背过的扣两分，依此类推，大家都想拿高分，争着去背，李老师的门前常常排满了学生。
可以说，李老师对我有些偏爱，我的作文常常得到他的称赞，被他当作范文在全班展览，大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滋润着我的文学之心。那时的李老师绝对想不到，他对我的偏爱导致后来我在文学创作上有所发展。前些年我还在新疆时，曾给李老师寄过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后来听父亲说，李老师很惊讶，说他绝对没想到，他教过的学生还会走上这条道。
就是这条道，让我从新疆走到了北京。
去年五一回家，在村委会那里等车时，竟然碰上了李岁举老师，他还和原来一样，衣着极其朴素，推着一个两轮的小推车，说是送麦子磨面还是什么，当时没听清，因为他看上去比我还要腼腆。可他一点都不见老，恍惚还是三十年前的样子。早就听说他当了小学的校长，把小学治理得非同一般村办小学。但终因生源越来越少，够不上办学的人数，我们村小学的硬件设施又比不上三原小学，最终被撤销，村里为数不多的孩子们去三原上学了，李老师也调到三原小学，继续当校长。
这次见面，使我深受感动，李老师居然对我的情况如数家珍，看来他是一直默默地关注着我的。我不敢在老师面前表现得志得意满，一时两人竟没了话说，显得有些尴尬。于是，我问他的情况。因年龄原因，他已不当校长了，但仍教着几个年级的语文课。如今，他的两个孩子都很有出息，儿子正在读研究生，女儿在读渭南师范，是本科。在我们那种地方，两个孩子能读到这个份儿上的，也只有他家了。李老师的老婆原来也在村小学教书，后来学校撤销不干了，现在办了一个小幼儿园，就在村委会所在地，给外出打工的人家看护学龄前儿童，倒也悠闲自在。听人说，李老师一家人各有所成，在我们那里日子过得很是滋润。
看着李老师推着车子走远了，我忍不住去村委会西边看原来的学校。站在水泥马路边上，处在低凹处的小学尽收眼底，当然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了，我们坐过的教室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被拆除，重建的红砖瓦房也显出了陈旧样子。自从小学撤销后，校舍更加衰败，像一个中年男子，正精力旺盛的时候却丧失了劳动的能力，叫人看了怎不心生悲凉！当然，校舍门窗还在，只是上面的玻璃没有一块完整的了，如同我们那时根本没有玻璃的年代……
更过分的是，有人竟然在操场上垒了几个猪圈，养起了猪，曾经涌满了撒野的小学生的操场，如今只有猪粪的臭味弥漫着，时不时地，猪的尖叫声在寂静的校园里响起来。
那个曾经辉煌过的“四原大队八年制学校”，后来改成的“四原八年制小学部”，都已成为历史，不见一丝踪迹喽。只有那一段记忆，会深深地根植在我或一些曾经的同学心里。
眼前的情景使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返回等车处说起来才知道，那个建猪圈的，竟然是住在学校后面的曹福平老师。我上小学五年级时，他曾教过我语文。他一直教着小学毕业班的语文。曹老师教学很严格，脾气又大，动不动就打人，我虽然没挨过他的打，但很怕他，对他一直敬而远之，不像后来上初中时，与李岁举老师那么亲近。听说，曹老师也曾做过小学校长的，后来又调到乡政府任过教育专干，现在是不是退休了在家没事干，才在废弃的学校操场上建猪圈的，我没有问。因为，我怕知道曹老师在学校操场上养猪的真相。
过了四十岁后，我越来越脆弱，好多事情不敢刨根问底。生活那么现实和具体，现实到让你悲哀，具体到让你无奈，所以，好多事情还是不知道真相的好啊。
但有些事情却绕不过去。像当过校长的表姐夫，在学校时为人师表，真诚低调，又多才多艺，弹得一手好琴，是个难得的教书先生。可是，后来随着知识分子补进乡镇干部队伍，他走上了政治舞台，先在一所乡镇当副职，好不容易熬成正职，为往上爬，绞尽脑汁，最终还是在县上一个不重要的局长位置上退休了。除了父亲，好多亲戚也都在说，表姐夫从政后与他当校长时的平和、谦逊完全不一样了，后来说话做事都不像是他本人了。前几年，父亲去参加表姐夫儿子的婚礼，离老远，父亲就看到表姐夫对他微笑着，父亲感动地迎上去，没想到表姐夫看都不看他一眼，目光越过他依然微笑着。表姐夫的微笑是送给父亲身后一个官人的。表姐夫像没看见我父亲似的，从他身边穿过去，对那个人点头哈腰，客气得很。我相信父亲的描述，表姐夫当教师时，见了我父亲总要叫声姨夫的，从政后，就叫我父亲“老温”了，父亲为此非常不满，那又能怎样？表姐夫踏入所谓的政界后，与父亲握手给出的都是左手，右手留着给有用的人握呢。父亲充满情绪地给我这样说时，我心里竟然没有一丝惊讶。人是会变的，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人，谁也不可能在这个环境里做的却是那个环境里的事，得体谅他在这个环境里的难处。表姐夫进入政界后，一路上走得不是太成功，自有他的烦恼，又有那么多的亲戚友人不停地找他办事，给他不断地添麻烦，他应付得也难啊。
只是，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表姐夫不改行，就做他的教师，说不定此生平平淡淡，却能活出个好心境来。就像李岁举老师这样，平淡，坦然，却值得敬重，多好。
回到北京后，我给李老师寄去一本刚出版的长篇小说《西风烈》，同时，也寄去了我办的杂志。本来，我想给他写一封信的，可最终还是没写。让一切尽在不言中吧。
可惜的是，我没能读到八年级，只读完七年级第一学期，大队的初中就撤销，合并到公社的中学了。我在公社中学读到初三最后一个学期，对考高中没有一点信心，动了退学的念头。父亲对我的要求保持着沉默，他一直希望我能读到高中毕业的。可当时我的学习情况很一般，厌学的情绪也一日强过一日，退学态度非常坚决。父亲的沉默终于没能拗过我的执着。终于，初中没毕业，我便辍学回家，去编织我的人生梦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