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后,周善培认为,梁心里还是赞成他的观点,不过因为笃信南海康有为,才走错这一步。周想,任公理智很高,只有创造一种理论才能打动他。因康梁尊孔,周思来想去,决定从孔子著作中找寻一种最广泛的题目,提出若干合时的理论,对症下药,挽救梁启超。于是,周用半年时间写成《论语时义》一书,将论语四百二十一章丢开先儒的一切旧说,每章都借孔子的题目来发表他痛骂袁世凯和讽刺梁启超的意见。之后,周让弟弟周竺君到京,将此书面交梁启超,请梁看后,替自己作一篇序。梁当着周竺君看罢第一章(此章周借李斯、刘歆来解释学而不时习的毛病,讽刺梁),对周竺君说:“我已经遍身是汗,不能往下再看了。请你回去替我谢谢老兄,只说我知过了。请他容许我改过补过。”
1913年,袁世凯既夺取广东,请周善培担任广东将军兼巡按使,周谢绝了。袁又派人劝周,周再次谢绝。第三次,袁让梁启超派人来劝,周再谢绝:“任公不妨事袁,我却认为我决不可见袁。”从此以后,周善培与梁启超虽不通信,却随时窥察袁的动向,准备随时托人去提醒梁,请他预防,及早抽身。
周善培在《论语时义》中曾预测袁世凯想黄袍加身,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梁启超。梁因而早有准备,当袁世凯的“筹安会”出现后,梁立即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文发表后,周、梁二人进一步合作,筹划讨袁。
袁世凯死后,周善培劝梁启超说:“袁死了,民国的政治是革命党的事,我们应当关起门来少谈政治。谈政治的朋友只能共热闹,是不能共寂寞的。”梁启超认可周所言,但经过讨袁一役,梁的社会地位又进一步提高,门庭若市,怎么也无法冷静下来。
张勋复辟时,梁启超来找周善培同去参加段祺瑞的马厂誓师。周反对梁去讨张,并说:“讲交情,我同老段比较你还有点儿小交情,旁的事他不认识我,他却认识我不想做官,不想依靠他来分点赃。而他这人自己是没有脑筋的,左右又是一般垄断权利、不愿意别人分赃的人。他再三要我到四川去,你也从旁帮他劝驾,我尚且避之不及;你怎么跟一个毫无交情又不能分取他一份权利的人去同他共事呢?”任公说:“老段反对洪宪,我们不该佩服他吗?”周说:“我也是因为佩服他这一点,所以结束肇庆都司令部以后,我还同他做朋友。”任公说:“为什么做得朋友又不能共事呢?”周说:“当然是两回事。作朋友谁也不侵占别人权利;一共事,权利问题就来了。你连这种极浅显的政治利害都分析不明白,还谈什么政治呢?你既认定他能共事,我不敢妨害你的自由。我只看你最后长叹一声下台就是了。”周善培果然言中,张勋复辟事败后,梁启超担任了段祺瑞内阁的财政部长,但不久就下台了。
周善培常对梁启超说:“孔孟、苏张都谈政治,为什么孔孟是政治家而苏张是政客呢?就是孔孟谈政治没有自己,只订出许多原则性的理论,让一般诸侯去听。谁照他的理论去做,是他的幸福,与我无关;谁不听他的话,是他该倒霉,也与我无关。苏张就相反了,事事都为的自己。谁听他的话,那个人有利,他自然有利;听他的话作坏了,而他的官骗到手了,他也有利。孔孟讲了一生政治,虽没有得过意,一生是愉快的,结果是安全的。苏张虽然得过几天意,却一生在恐怖中,到底得不到好结果。”
梁启超财政总长下台之后,周善培问他:“你讲了一生政治,你有几天是愉快的?”梁只能用一声长叹来答复周。昔日袁世凯死后,周善培劝梁莫问政治,他冷静不下来;此时下台后,不待周劝他,他就自然地冷静下来,讲起学来了。
周善培对梁启超说:“真讲做事的政治家,勿论职权的大小,到一个地方,做一趟官,总得留下两件事,使去后还有人想我,留下好印象。如李冰在四川凿离堆,时隔二千年还有人纪念他,这是第一等。如子产在郑国前半期被人咒骂,后半期被人称颂,也是好的。即使像王荆公做坏,到今天还有人佩服他做事的精神,也够得上政治家。如果做一趟官,留不下一件事使人回忆,这只能叫做官,不能叫做事,更说不上政治家。”梁愤然答:“你难道不晓得今天不能办事吗?”周笑着说:“你难道早不知道今天不能办事吗?”
周善培总结梁启超一生的政治生涯:“任公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
激赏
1884年,十二岁的梁启超得中秀才,时梁的祖父正逢七十大寿。考试结束后,梁启超去见担任主考的广东学政叶大焯,长跪曰:“家有大父,今年七十矣!弧矢之期,在仲冬二十一日,窃愿得先生一言为寿,庶永大父之日月,而慰吾仲父吾父之孝思,且以为宗族交游光宠也。”叶大焯为梁启超的孝心感动,挥毫写下了《镜泉梁老先生庆寿序》一文。
梁启超十七岁中举,当时的主考官李端棻认为梁启超“国士无双”,打破门第观念,将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为妻。梁启超的父亲梁莲涧以“寒素之家齐大非偶”为词拒绝,表示不敢高攀。李端棻便差人转告梁莲涧:“予固知启超寒士,但此子终非池中物,飞黄腾达,直指顾间事。予第物色人才,勿以贫富介介。且予知予女弟固深明大义者,故敢为之主婚,毋却也。”
当时副主考王仁堪也有许婚之意,但因李端棻先开口,乃作罢。梁启勋在《曼殊室戊辰笔记》中记载:“光绪十五年己丑,十七岁,举于乡,榜列八名。当时典试之正座乃贵州李园,副座乃福建王可庄。榜发,李请王做媒,以妹字伯兄。同时王亦怀此意,盖王有一女公子正待字也。但李先发言,乃相视而笑。”
戊戌变法失败后,李端棻向梁启超赠金二百两,助梁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而受牵累,丢掉乌纱帽,被流放新疆。
黄遵宪赏识梁启超,不以梁为后辈,曾汇编诗、文各一集,请梁为其审阅。梁仔细阅读后,对黄说:“先生之诗,似胜于文,请扬前者,而抑后者,可乎?”黄点头赞同,遂单独出版诗集《人境庐诗草》。
梁启超以弱冠刚过之年,受湖南巡府陈宝箴、陈三立、黄遵宪等人的邀请,出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一职。据陈寅恪后来回忆,当初黄遵宪原本想拟请康有为执总教习之席,然而陈三立却认为启超的学问似在其师之上,后就决定延请梁了。
两广总督张之洞坐镇汉口时,曾考察梁启超的学识。张之洞出上联曰:“四水江第一,四季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此联一出,咄气逼人,暗喻自己乃江夏第一人。梁启超思考片刻,对曰:“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生本儒人,岂敢在前,岂敢在后。”
梁启超过武昌拜访张之洞。张命人开中门及暖阁迎接梁,并问巡捕官:“可鸣炮否?”巡捕官告知张,梁启超仅为举人,按朝廷定制,只有钦差和督抚来时方可开中门并鸣炮迎接。张之洞这才不提鸣炮,以厚礼迎接梁入城。当天恰逢张的女儿出嫁,张竟丢下众宾客不管不顾,而与梁畅谈至二更时分。
维新变法使得梁启超名扬天下,时国外认为“梁启超是中国罕见的高洁志士,是热心策划北京政府根本改造的士大夫”。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伊藤博文对日本驻中国公使林权助说:“姓梁的这个青年是个非凡的家伙啊!真是个使人佩服的家伙……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此后,梁启超在日本和欧美流亡期间,往往被当作中国新的政治和文化领袖来接待。
德富苏峰被日本人民称作“国民之声”,梁启超则被称作“中国的德富苏峰”。后德富苏峰在北京见到梁启超时,连连说:“岂敢,岂敢!应称我为’日本的梁启超‘才对!”
1907年,梁启超组织政闻社,在东京锦辉馆召开大会,欲与同盟会对抗。张继率鄂人马伯援等人至,待梁登台演说时,奋起大呼,群相附和,持木屐殴击。会场大乱,梁逃走。据说,梁时自知不敌,且辩且退,张继则拉住他的袖子不放手,最后梁启超只好绝袖而去。事后,梁对日人解释说,此次纠纷为“本会众人偶在争论,既非他党来袭,亦未毁物殴人”,日本名流称赞梁有“政治德量”。
梁启超流亡海外的十余年间,官居四品的杨度一直为梁的合法回国而四处奔走。杨仅用一个晚上就写出了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奏折:《奏请敕用梁启超折》。梁得知此事后,闭门而泣,泪湿稿笺。护国运动中,有人请示梁启超该不该将杨度缉拿正法时,梁念及昔日情谊,指示僚属马虎了事。
袁世凯最欣赏章太炎、梁启超二人,也最畏惧二人手中的笔。袁说,这两支笔,笔力千钧,抵得上几师军队。袁上台后,不遗余力,希冀笼络章、梁。
熊希龄出任总理,实梁启超大力促成。熊几次力辞,之后虽应承,但迟迟不到任,梁屡电催之。熊到京后,先请梁出任教育总长,梁坚辞决绝。熊乃大不怿,二人不欢而散。第二次谈判,熊词锋峻厉,谓:“屡次皆公促我来,属我牺牲;我既牺牲,而公乃自洁,足见’熊希龄‘三字,不抵’梁启超‘名字之尊。”又诘问梁:“公既不出,则张季直、汪伯棠(大燮)皆牵连不出,熊内阁势将小产,此时进步党将持何等态度?又如公等均不出,熊内阁纯以官僚组织成之,舆论必不满意,此时进步党又将持何等态度?故为进步党计,公亦不可不出。”其词恳切,梁无法再辞,遂长司法部。
一九一五年,梁启超返乡为父亲祝寿,由新会一个姓赵的统领大队兵马护送,一时茶坑热闹非常。附近河面停泊官绅船只密不见水面,梁家宾客盈门,贺仪堆积如山。达官贵人均有所馈赠,段祺瑞亲题“圭峰比秀”四字匾额为赠,逊帝溥仪亦“赐”了一个亲书的“福”字。
魏铁三曾集古人诗句为楹帖赞道梁启超的博学多才:“腹中贮书一万卷(刘长卿诗),海上看羊十九年(黄庭坚诗)。”
陈叔通仰慕梁启超,曾作“池中自有不凡鳞”、“明珠毕竟世同珍”等诗句大赞梁。
梁启超五十大寿,罗瘿公撰写寿联为其贺寿曰:“每为天下非常事,已少人间未见书。”
质诘
护国战争爆发时,梁启超的父亲去世,但梁为国事,未回乡丁忧。胡汉民得知此事后,作一联讽刺梁曰:“诸葛亮七擒七纵,梁启超三保三无。”“三保”指梁先后保皇、保袁、保段。“三无”则讥笑梁无君、无师、无父,因梁主张的君主立宪不能成功,所以无君;而梁与老师康有为不和,所以无师;现父死不守制,所以无父。
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期间,梁启超赴欧考察。国内盛传梁此去,有取代陆徵祥出任特使之意。梁到法国后,在李石曾、汪精卫等人为其举办的欢迎会上,发表即席演说。演讲完毕,一位何姓华人当场质问:“梁先生,民众反对参战,是反对段政府参战,因为百姓早看出段耍的把戏是宣而不战,这将会失信于协约国,原来这都是梁先生教诲啊!”何又说道:“民国二年,国会解散,酿成中日外交纷争与帝制运动,这也是梁先生之力!第二次解散国会,您和汤化龙实行拆台手段,挑起南北人的恶感,蜀湘百姓因此饱受战争苦难,这又都是梁先生入阁掌财政的力量啊!”“今天,梁先生远道来法,骗到徐世昌万元川资,是不是又想推行您以前在美国组织维新会的智谋呢,以此来欺骗我们旅法华侨的血汗钱,扰乱巴黎和会专使的次序呢?我们不是早期的美国华侨,没有那么容易上当受骗!今天和你说,法国是自由的地方,不容保皇余孽在此活动。假如您悍然不理,就别怪我们不留情面了!”梁启超听罢尴尬无比。
1923年,王造时在《清华周刊》中发表文章说:“对于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钦佩;对于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怀疑。”
1924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授《毛诗》和《楚辞》,黄节也在北大开设汉魏六朝诗歌课程。北大有学生见梁启超所讲与黄节有很多不同之处,黄节得知,要来讲义仔细查看,发觉梁所讲谬误不少,便去函与之商榷。不料梁数月未复,黄节“深叹前辈往复论学之谊,不可复见也”,乃再致书,直言其“轻率从事”,“援引失实”,“自欺误人”。
黄侃曾嘲笑梁启超学问不精,曾对梁演讲中的错误一一抨击:“梁启超来鄂,赴中华大学暑期讲演。第一日发讲,即有无数笑柄。彼云:春秋时,楚都武昌,三国时,吴亦都武昌。又举湖北先贤五人,老、庄、屈子、葛相、道安。夫楚凡四都,未尝居鄂;吴虽中徙,乃今鄂城。老则苦县(苦读”古“,今河南鹿邑东);庄为蒙人;诸葛,阳都(今山东沂南);道安,扶柳(今河北冀州)……启超乃南海圣人之高足,此段以国史研究为讲题,昔有仲由率尔致哂;今之鲁连,求之不难,可无戒乎?”
黄侃又在课堂上评价梁启超,认为梁在学术上的成就不大,至于文章,只是“新闻笔墨而已”。
梁启超曾在东南大学任教,当时东南大学有学者批评梁启超所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完全背离客观的学者态度”,还批评他“治学感情有余而理智不足,在精神上莫衷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