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月,陈寅恪结束了长达十数年的国外留学生涯,自德国柏林启程,至法国马赛港乘游轮通过苏黎世运河,经印度洋回到上海。此次归国不但携带大量书籍,还带着表弟俞大维的一个三岁的小男孩。这孩子身体强健,精力旺盛,爬上跳下,一刻不停。船过苏黎世运河到红海,不分四季的炎热气候,令幼童长满痱子,头发根处特多,陈寅恪不得不将他剃成光头,方便清洗;小娃不肯按顿吃饭,随时闹着要吃东西,于是趁船过热带地区,陈寅恪“整株”买下香蕉,利于保鲜,放在船内,随时摘下一只给他充饥。男孩顽皮淘气,不时出现危险动作,如想把手指伸入转动的电扇等。陈寅恪带着这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回到家里时,真已筋疲力尽。这时陈母已经去世,这个小孩由仍待字闺中的妹妹陈新午照顾,日后也成就了陈新午与俞大维的姻缘。这个活泼的小男娃一到陈家,立刻赢得陈三立的喜爱,见他长相如洋人,又剃个光头,便戏呼他为“洋和尚”。后来,这孩子的名字即以此谐音称“扬和”,又按俞家排行“文明大启”称“启德”。
陈垣将陈述的文章拿给陈寅恪看,陈寅恪表示想见见作者。一日,罗常培通知陈述某日某时去姚家胡同见陈寅恪。姚家胡同是南北向的,陈宅座东朝西。陈述敲开陈宅大门,把名片递给门房。门房双手将名片举在眉上进去禀报,这一幕给陈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世人多将陈寅恪的“恪”字,读作“qu-(音’确‘)”,据说是因为陈寅恪先祖原居福建上杭,属客家人,客家人读“恪”作“qu-”。但据金文明在《守护语林》中所作考证,上杭的客家话里,根本没有q这个声母,凡普通话q声字在客家话里多读作“k”。“qu-”应为粤语中“恪”的发音。据陈寅恪助教王钟翰回忆,陈寅恪所用的英文署名是Tschen Yinko(ko一作koh)。陈本人也认为,用普通话时,“恪”当读作“k-(课)”。
陈寅恪在瑞士、美国、德国留学和发表论文的署名,以及1956年在中山大学《本校专家调查表》上填写的名字拼音均为ChenYinke或ChenYinKoh。陈寅恪及其兄弟们在正式场合都使用k-音。陈寅恪在成都燕大时曾亲口对石泉说:“我的名字念’客‘。”
毕树棠曾问过陈寅恪其名字的发音,陈告诉他“恪”应读k-音,他又问:“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你不予以纠正呢?”陈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
金岳霖曾回忆:陈寅恪先生,我在纽约见过,没有谈什么。后来到柏林,见过好几次。看样子,他也是怕冷的。我问他是如何御寒的。他说他有件貂皮背心,冬天里从来不脱。他告诉我说,前一天有一件很特别的事,一个荷兰人找他,来了之后又不说话,坐了好一会儿才说:“孔夫子是一个伟大的人物”。陈先生连忙说“Ja,ja,ja(德语:是的、是的、是的。)”。这位先生站起来敬个礼,然后就离开了。
浦薛凤在《蒙自百日》中记载:“寅恪渊博之至,记忆力极强,予佩服不已,惜其体质太弱,大有弱不禁风之感。……蒙自城蕞尔弹丸……吾侪进东门,出西门,到市集,仅需一刻钟。……西门大街最热闹。门外为市集之地,每逢三六,拥挤异常。屡往观光,一无可购,不外土布、烟叶、席子及食物而己。土地粗窑难辨别。尝与寅恪选购茶杯之类,行人停足相看。初不会意,其后在佩弦处听说,本拟购此粗碗粗杯,而房东以为太不雅观,恐人见笑,乃另购外来磁器。是则寅恪与吾选购茶杯大碗(仅二三分一只),本地人士不以为愚,必视为怪。”
治学之余,陈寅恪很喜欢“看”张恨水小说。抗战时期,陈因视网膜脱落住进医院,因唐筼犯心脏病卧床,燕京大学学生主动承担照料老师的责任。女生李涵常值日班,陈寅恪便让她念报或读张恨水的小说,借以消遣。每听到小说中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时,就为之蹙然不乐。
1946年秋,暌违九载的陈家兄妹六人齐集南京萨家湾俞大维家中。乱后重逢,悲喜交集,陈寅恪每于饭后,便建议道:“我们一道去’煮粥‘吧!”于是,择一静谧之室,六人围坐,共话家常。
联语
1926年,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同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喜爱作对联的陈寅恪曾送学生们一联,联云:“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南海圣人”指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而王国维则做过宣统皇帝溥仪的师傅,所以他说学生们是康有为的再传弟子,是大清皇帝的同学。
罗家伦担任清华校长时,一次去看望陈寅恪,送陈一本自己的著作《科学与玄学》,陈随手翻看几页后说:“志希,我送你一联如何?”罗说:“甚好,我即刻去买上好的宣纸来。”陈说:“不用了,你听着:’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此联嵌有“家伦”二字,罗大笑。陈寅恪又说:“我再送你一匾额:’儒将风流。‘”又解释说:“你在北伐军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你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
1932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请陈寅恪拟定国文招生试题,陈出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并让学生们对对子:一年级的上联为“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二三年级出上联“莫等闲白了少年头”,一时引得舆论大哗。陈寅恪见议论纷纷,遂于《学衡》杂志上发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提出之所以让学生对对子的四条理由:一、对子可以测试应试者能否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二、对子可以测试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三、对子可以测试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对子可以测试思想条理。陈认为对对子其实是最简单的测验应试者基本功的一个好办法,并称:“凡能对上等对子者,其人之思路必贯通而有条理,故可借以选拔高才之士。”
陈寅恪出上联“孙行者”,当时在清华学习的周祖谟以“胡適之”对,一时传为笑谈。后陈寅恪回忆此事时说:他所出的“对对子”题中“孙行者”的下联实想让应试者以“祖冲之”对应,但“胡適之”也为佳对,“盖猢狲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
据说,陈寅恪还在研究生的中文考试卷中出过一上联:“墨西哥”,当时有人对以“淮南子”,陈认为后两字对得极为工整。
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为躲避日机轰炸,人们在离郊区不远的地方,在院子里挖好防空洞,上盖木板。每遇到日机轰炸,空袭警报便响起,人们便避入防空洞。陈寅恪因而作了一副对联曰:“见机而作,入土为安。”
伉俪
陈寅恪38岁时(虚岁三十九)与唐筼结婚。他对大嫂说,他在38岁以前只忙于做学问,38岁以后才想到要结婚。
1926年,陈寅恪到清华任教。陈“愿意有个家,但不愿成家”,故不愿住在清华工字厅的单身宿舍,而与赵元任夫妇一起住在南院,在赵家搭伙吃饭。杨步伟常对陈说:“寅恪,这样下去总不是事。”陈寅恪答:“虽然不是永久计,现在也很快活嘿,有家就多出一些麻烦来。”赵元任幽默地说:“你不能让我太太老管两个家啊!”于是赵元任夫妇就与清华学校的体育教师郝更生一起做媒,将郝更生的女友高仰乔的义姐唐筼介绍给陈。
陈寅恪此时答应赵元任夫妇为其做媒之事,也与其父陈三立逼迫有关,他晚年回忆道:“寅恪少时,自揣能力薄弱,复身体孱多病,深恐累及他人,故游学东西,年至壮岁,尚未婚娶。先君先母虽累加催促,然未敢承命也。后来由德还国,应清华大学之聘。其时先母已逝世。先君厉声曰:’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寅恪乃请稍缓,先君许之。”
唐筼,字晓莹,广西灌阳人,为台湾最后一任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唐筼自小读书,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体育教师。许广平曾是她的学生。
吴宓曾叙述陈、唐二人的恋爱过程:“乃至清华,同事中偶语及:见一女教师壁悬一诗幅,末署’南注生‘。寅恪惊曰:’此人必灌阳唐公景崧之孙女也。‘盖寅恪曾读唐公《请缨日记》,又亲友当马关中日和约割台湾与日本时,多在台佐唐公独立,故其家世,知之尤稔。因冒昧造访。未几,遂定偕老之约。”
据陈氏后人记载,此幅令陈、唐喜结连理的条幅,二人非常珍视,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请胡適为之题诗;1938年在香港,又请许地山为之题诗。因胡、许二人的父亲都是当年与唐景崧一起抗击日本的同僚。
结识后,陈寅恪第一次邀唐筼同游中山公园。唐筼到达约定地点,远远见陈走来,发现他走路的姿势微跛。唐是体育教员,出于职业敏感,心里产生了一个小疙瘩。在散步中与陈寅恪聊天,才知道他足部有多处鸡眼、胼胝,是因为早年留学时,穿着不合脚的硬皮鞋引起的。
陈寅恪与唐筼交往时,吴宓曾为陈介绍钟令瑜女士。安排二人见面后,吴宓曾私下探寻陈寅恪对钟的看法,陈没有直接拒绝,而是委婉地表示自己喜欢的女性是“身瘦而面长之Intellectual type(知识分子类型)”,钟为“中等”,故拒绝。唐筼正是此类型。
陈寅恪、唐筼相识后,杨步伟鼓励陈多去高家与唐谈谈。一日,陈寅恪和唐筼见面回到清华园后,对杨步伟说:“我今天和唐女士谈了大半天,现在真是筋疲力尽了。”杨步伟听罢开玩笑道:“还未到真筋疲力尽的时候,就筋疲力尽了。”
1928年,陈寅恪、唐筼结婚,先借赵元任的住宅设订婚喜宴招待亲友,后又至上海举办婚礼。此时,陈寅恪已经38岁,唐筼也已30岁。
在上海举办婚礼时,上海治安欠佳,陈寅恪决定把彩车上的装饰全部撤掉,以免引起劫匪注意。此举瞒着父亲陈三立,怕他觉得不吉利。婚礼举行期间,唐筼听闻,另一位新娘的彩车被劫匪盯上,饰物被抢劫一空。大家都称赞陈寅恪有先见之明。
婚后不久唐筼即怀孕,她本有心脏病,在生长女流求时一度病危,几乎丧命,此后一生终为心脏病折磨。生下长女后,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又为了支持丈夫的治学研究,故辞去教职,全身心在家主持家务、相夫教子。
结婚前,唐筼便注意到陈寅恪身体不够强健,故而婚后要求他坚持每日散步、午睡。陈有慢性胃病,消化不良,却又严重偏食,偏重湖南口味,喜欢以味精或勾芡调味,爱吃西餐,认为面包易消化,偏爱苹果派,不注重营养均衡,并说:“喜欢吃的食物,令胃液分泌增多,就能消化。”为此,唐筼努力学习烹饪,为丈夫作羹汤,还抄录了各种食物的营养成分,以便陈寅恪的饮食能够做到营养均衡。
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历了国难与丧父之痛、并且右眼已患眼疾的陈寅恪决定南下与清华会合。唐筼支持丈夫的决定,二人带着三个幼小的女儿仓皇南逃,当时三女儿美延还在襁褓之中。他们一路经天津、长沙、梧州,最后辗转到达香港。在济南火车站上车时,由于人多拥挤,上不了车,幸好刘清扬的家人已经上车,才将他们从车窗拉了上去。到达香港后不久,陈寅恪独自赴云南西南联大教书,将唐筼和孩子们留在香港。由于常年颠沛流离,担惊受怕,唐筼在香港心脏病复发,幸得许地山夫妇施以援手,才得以获救。因经济窘迫,他们一家居无定所,四年内迁家六次。对于这一切,唐筼都毫无怨言,只是默默承受,拖着病体照顾孩子,为陈寅恪分忧。
1951年,陈寅恪的助手程曦不辞而别,陈因眼盲无法上课,唐筼便开始担任丈夫的助手。但她并非专业的文史工作者,为了能够更好地协助丈夫的教学工作,唐筼尽量抽空去听陈讲课,并认真记笔记。一年后黄萱到来,唐筼才卸下这个担子,但她依然要为陈寅恪代笔书信,整理陈的文稿资料,为《陈寅恪文集》的出版做准备,并且还手录陈寅恪的诗稿(这些诗稿中大量袒露陈的心迹,不宜外人抄录)。
陈寅恪生性悲观郁悒,唐筼却坚韧豁达。陈一生多舛,如果没有唐生活上的细心照料、精神上的默默支持,他恐怕很难在目盲、足残之后坚持治学教学。1955年9月3日是二人结婚二十八年纪念日,陈赠唐诗云:“同梦忽忽廿八秋,也同欢乐也同愁。侏儒方朔俱休就,一笑妆成伴白头。”唐筼以陈之原韵答云:“甘苦年年庆此秋,已无惆怅更无愁。三雏有命休縈念,欢乐余生共白头。”
陈寅恪生命的最后二十一年一直处在政治的风口浪尖,因他目盲,无法书写,那些署名陈寅恪的声明、抗议书、检讨交代材料都出自唐筼之手。“****”开始后,学校不再配给陈护理工和清洁工,照顾陈和家庭的重任全落在患有心脏病的唐筼一人身上。无奈之下,陈寅恪只能申请保留一位老工友助其坐椅、上厕所并干杂活。但因陈寅恪和唐筼的工资停发,少量的存款也被冻结,所以,他们根本无法支付工友的工资,以致陈寅恪、唐筼故去后,家中的家具被人搬去抵债。
一次,唐筼心脏病突发,此时陈寅恪正值万念俱灰之际,为爱妻预写挽联:涕泣对牛衣,卌(音“西”,意“四十”)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唐筼好像专为陈寅恪而来到这个世间。陈寅恪故去四十五天后,她亦步其后尘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