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童
黄侃的父亲黄云鹄,字翔云,进士出身,曾任四川盐茶道、成都知府等职,后官至四川按察使,一生为官清廉,人称黄青天。黄云鹄亦为著名学者,一生著述繁多。黄侃庶出,生母周氏原为黄家女仆,后被黄云鹄纳为妾室。
黄侃天资聪颖,5岁时,随父游成都武侯祠,祠壁悬楹联甚多,他一一默记。归后,黄父问其一二,他当即朗声背诵,令其父惊诧不已。
黄侃7岁时,黄云鹄独自到江南尊经书院任教。因家用匮乏,母亲让黄侃写信告知家中困顿,黄侃在信后附诗一首,云:“父作盐梅令(指其父曾任四川盐茶道),家存淡泊风,调和天下计,杼轴任其空。”黄云鹄见到黄侃写的家书,既激动又惭愧,遂和诗一首云:“昔曾司煮海,今归食无盐;惭愧七龄子,哦诗奉父廉。”
当时黄云鹄的好友、原山西布政使王鼎丞卸任后客居江宁,读到黄侃诗,诧为奇才,遂将女儿许配给黄侃。此女即黄侃的结发妻子王氏。
黄侃9岁能读经,日逾千言,10岁便已读毕四书、五经,人呼“神童”。黄云鹄致信黄侃劝诫道:“尔负圣童之誉,须时时策励自己,古人爱惜分阴,勿谓年少,转瞬即壮志矣。”
黄云鹄教子甚严,要求黄侃将《史记》、《汉书》从头背到尾。他将自己从四川带回来的几十箱书存放在一间屋子里,起名“归学处”,作为黄侃读书的地方。黄侃13岁时,黄云鹄病逝,黄侃母亲秉承黄云鹄志愿,依旧请人在“归学处”为黄侃授课。每每黄侃上完课归家时已是深夜,此时家中偏门已锁,他常常要翻山从小径绕到大门回家,母亲每次都秉烛在外面等着黄侃。母亲恐黄侃吃不了苦,问他:“汝亦知求生之道乎?”黄侃深知母亲良苦用心,答道:“读书而已。”
父亲去世后,黄侃因系庶出,颇受黄家歧视,黄侃便立志劬学以在大家庭中立足。15岁时,黄侃考中秀才,后因清廷废科举、兴学堂,黄侃考入湖北文普通中学学堂,成为该学堂第一期学员。当时同学中有宋教仁、查光佛、郑江灏、欧阳瑞骅、董用武(必武)等人。
师徒
黄侃幼时从著名学者江瀚读书,他名满天下后,仍一直以师礼事江,常托人寄物品给江。1931年,黄侃北上,刚下车,便赶到江宅拜谒老师。江瀚七十时作七律《见怀》送给黄侃,首句便是:“不见蕲春黄季子,三年白尽老夫头。”
黄侃与章太炎结识于日本,传闻中,章、黄结识颇具戏剧性:当时黄侃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晚,黄因内急,来不及上厕所,便从楼窗中解裤洋洋直泻。章时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尿水瀑布般往下飞溅,便高声怒骂。黄侃年轻性躁,盛气凌人,不甘示弱,马上报以回骂。双方不骂不相识,互通姓名后,彼此都熟知对方大名,遂将话题转到学问上,两人越谈越投机。黄侃钦佩于章太炎的学问,而章太炎也对黄侃极为赏识,自此,黄侃师从章太炎问学经年。
黄侃与其师章太炎的相识还有一种版本:在日本时,一次,黄侃随众人去拜访章太炎。到章的住所,黄侃看到章太炎在墙上用大字写着东汉戴良的四句话:“我若仲尼出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黄觉得章为人太狂,恐难接近,便没有进去拜访。后来章太炎在报上看到黄的《专一之驱满主义》和《哀贫民》两文,惊为奇才,即修书差人相约黄侃,黄侃才前往拜谒,二人得以相识。
黄侃少承父学,读书多神悟,尤善音韵,文辞澹雅。章太炎夸赞黄侃说:“季刚清通练要之学,幼眇安雅之辞,并世难得其比。”
黄侃与章太炎交往一年,一直没有拜师。第二年秋,黄侃即将归国省亲,章太炎对黄说道:“务学莫如求师,环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君乡人杨惺吾(清末地理学家杨守敬)治舆地非不精,然查君意实不欲务此。瑞安孙仲容先生(清末经学家孙诒让)尚在,君归可往见之。”黄侃听了,沉吟未语。章太炎又说:“如君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听后大喜,第二日即执贽至章太炎处叩头称弟子。自是日相追随,学问大进。章太炎亦感黄侃聪敏颖悟异于他人,尝叹曰:“常言学问进展,如日行千里,今汝是一日万里也!”
黄侃虽为章氏弟子,但其对章氏研究学问亦有帮助和启发。章太炎曾说:“(黄)虽以师礼事余,转相启发者多矣。”章的《文始》一书便是吸收黄侃意见写成的。章太炎的著作《新方言》出版时,不请同辈学人,却让黄侃为他写《后序》,足见其对黄的看重。
章太炎著书广征群说,而往往以黄侃所提作为定论。黄侃为此感佩万分,每逢学术讨论,必以章太炎的观点为准则,维护先生可谓不遗余力。某次黄侃与人讨论训诂,此人反对章之学说,而黄侃不许他人反对章太炎,故争得面红耳赤,直到那人让步,才肯罢休。
民国初年,宁太一办《民声日报》,邀柳亚子襄助笔政。柳亚子是《天铎报》的骨干,《天铎报》的论调和章太炎的颇有抵触。《天铎报》刊登了夏重民的一个短评,将矛头直接对准章太炎。黄侃看后大怒,立刻赶到天铎报馆和柳亚子大闹。是晚,柳亚子的姨丈汪东送来请柬,邀请柳到同兴楼赴宴。岂知柳到了那儿,黄侃板着面孔,带着怒气,责问柳《天铎报》短评之事。柳说:“我不是总编辑,负不了责任。总编辑是李怀霜,你找我有什么用!”但黄侃不依不饶,硬要柳脱离《天铎报》,柳亚子无奈,只能离开《天铎报》,专任《民生日报》的辑务。至此纠纷才告一段落。
黄侃目中无人,独对章太炎执礼甚恭。他常说:“尊师所以重道。”周黎庵在《记章太炎及其轶事》中记载:“前中大教授黄季刚先生,为章氏最得意弟子,季刚先生事章氏恭谨又倍于他人。黄有弟子陈君(按:应为孙世扬,黄侃在北大的弟子,后为章家的家庭教师),亦能传其衣钵,主章家为西席,章氏以西席礼待之。每逢新年,季刚先生必诣章宅叩贺,至必行跪拜礼,黄叩章,陈又叩黄,章又向陈行礼。坐定,陈举茶敬黄,****章,章又敬其西席,如此循环不绝,家人传为笑谈。”
汪辟疆也说,黄侃“二十余年间执弟子礼始终甚谨”,“‘于并世老宿多讥弹’,惟于太炎先生,则始终服膺无间。有议及章先生者,先生心盛气争之,犹古道也。”章太炎也称黄侃“性虽俶异,其为学一依师法,不敢失尺寸”。黄侃平时爱作诗,经常拿着诗稿请章审阅,对章的只字片语都特别珍视,每章太炎有信至,便将信裱起来珍藏。章知道黄有此爱好,有时还特地为黄写几幅字,写几首诗,黄侃得书后如获至宝,欣喜万分。1929年1月12日,章太炎六十大寿,黄侃冒雨赶到上海,为老师祝寿。黄侃曾动容地对弟子说:“一饮一喙,莫非师恩。”
黄侃日记中每写“章炳麟”三字,均以“章火”代之,避师名讳。
世人皆不齿黄侃的私生活,称黄“有文无行”、“无耻之尤”。但章太炎却对其种种行为极为宽容,认为黄酷似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阮籍,不论黄如何玩忽礼法,藐视道德,但其母丧时呕血数升,乃纯孝之人,内心善良,并非残忍之徒。
黄侃一向目中无人,只要他看不惯的,开口便骂。但他却一直对刘师培以礼相待,别人问他是何缘故,他回答道:“因为他与本师太炎先生交情很深。”
章太炎、刘师培、黄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学问,三人无所不谈,但每次谈到经学,只要黄侃在场,刘师培就三缄其口。黄侃猜测,刘是想让自己拜他为师,才肯传授自己经学。有一次,刘师培感叹自己学问没有传人时,黄侃朗声问道:“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刘以为黄只是玩笑话,便说:“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黄侃正色相告:“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第二天,时年已34岁的黄侃前往刘家向比自己仅大两岁的刘磕头拜师,并奉上十块大洋的红包作为拜师礼金,刘当仁不让,欣然受礼:“我今天就不再谦让了。”有人认为黄的学问在刘之上,黄不必自轻身份,黄说:“《三礼》为刘氏家学,非如此不能继承绝学,此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据黄侃告诉汪东,一日,黄到刘家问疾。刘师培独以学无传人为忧。黄侃谓刘先生教满天下,何言此。刘言:“惜不得如足下其人者。”季刚矍然起曰:“信如是,刘先生不弃,侃愿执经受业。”刘笑颔之。次日即备毡烛往行弟子礼。
黄侃拜刘师培为师时,黄侃已名满天下,与刘的名气相差无几,许多人很是费解。章太炎也不以为然:“季刚小学文辞,殆过申叔(即刘师培),何遽改从北面?”黄答:“予于经术,得之刘先生者为多。”
刘师培常与在北大任教的黄侃谈论学问。一次,刘将其关于《左传》的研究著作拿给黄侃看,黄读后十分佩服,认为刘乃“旷代奇才”,对其过目成诵的才能尤为推崇。一次,侄子黄焯问黄侃,刘师培与章太炎哪一个读书较多,黄侃不悦道:“汝何知?刘先生之博,当世殆无其匹。其强记复过绝人。”
黄侃在课堂上曾对学生说起他为何心折刘师培。黄侃在北大教书时,课前十分钟必定要看一遍讲义,一次,他看到陶渊明的一句诗,不知典故出自何处,便去问刘师培,刘说要思索一下再告诉他,他说时间来不及了,便去问章太炎,当时章刚起床,正在阶前刷牙,问他何事如此匆忙,他说明来意,章当即告诉他出处。回来时,他又绕道去看刘师培,刘说他也想起来了,说的与章所说一致。从此,黄侃对刘师培更加敬重了。
黄侃师从刘师培时,刘已不久于人世。黄事师月余,刘尽以所学告黄侃,旋即病逝。黄侃说:“侃六七年前,每事好为新说,自事仪征而后,乃恍然于所尚之非,而已驷不及舌矣。”
虽然拜师后仅数月,刘师培便去世,但黄侃始终不忘师恩。刘师培去世的次年,黄侃撰《先师刘君小祥会奠文》悼念刘,黄侃在文中云:“悲哉小子,得不面墙,手翻继简,涕泪浪浪。”黄侃将刘师培的墓志铭拓片装裱后挂于书房,“朝夕面对,如见师恩”。
黄侃弟子陆宗达给学生晚辈讲到黄侃时,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吟诵道:“一啄一饮,莫非师恩。”“****”结束后,百废待兴,陆写的第一篇文章,并非学术上鸿篇大论,而是“季刚先生二三事”。陆家曾住琉璃厂,有次陆宗达去西草厂理发,路经椿树上二条时,陆在胡同口站住,伸头朝巷子里望。陪同陆宗达去的孙子陆昕问他干什么。他停了一会儿,才沉浸在回忆中说:“季刚先生当年来北平,就在这里住过,就住在那个大门里。”说着用手指了指不远处一所院落。陆昕建议到大门口看看,他却说:“不必了,走近了更受不了。在这里看看就行。”陆昕回忆说:“记得那天正是一个秋日的黄昏,胡同口有棵干枯的老树兀然耸立,夕阳惨淡,暮色沉重,也许正是这一片凄清引起祖父心中的怀念吧?”
陆宗达临终前陷入了昏迷,经常说胡话。有一夜,他忽然大声而清晰地说:“这件事得季刚先生说了算!”守在一旁的陆昕心里感叹无比,深觉祖父对黄侃的感情何以一至于此。
治学
辛亥革命后,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夺取,黄侃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革命功成,实由民气。民气发扬,端赖数千载姬汉学术典柯不绝,历代圣哲贤豪精神流注,俾人心不死,种性不亡。是以国祚屡斩而不殊,民族屡危而复振。且以已承父师之业,将欲继绝学,存国故,植邦本,固种性。故自光复后,不欲与政事。平生兴国爱族之心,一寄于文辞。欲持此为报国自请之具。”从此,黄侃弃政从文,一心进行国学研究,这是黄侃一生的转折点。
黄侃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又云:“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学多闻;第三当谨于言语。”
黄侃谈学问:“有直线之学问,有平面之学问。泛滥各科,以求广博,平面之学问也;设为专题,深入研究,登峰造极,直线之学问也。”
黄侃说:“学术二字应解为‘术由师授,学自己成’。”又云:“凡古今名人学术之成,皆由辛苦,鲜由天才;其成就早者,不走错路而已。”“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
《量守庐学记》中记载,黄侃批评近人治学之病有三:一是郢书燕说之病;一是辽东白豕之病;一是妄谈火浣之病。
黄侃说,初学之病有四:一曰急于求解;一曰急于著书;一曰不能阙疑;一曰不能服善。故黄侃曾言:五十之前不著书。黄侃生前,章太炎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黄侃终不为所动。后黄侃因酒猝然离世,其身后留下的著作寥寥。章太炎在为黄侃所撰的墓志铭中写道:“(黄)尤精治古韵,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然不肯轻著书。余数趣之,曰:‘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当著纸笔矣。’今正五十,而遂以中酒死。”
黄侃不仅要求自己不要急于著书,还告诫学生30岁之前不要轻易发表文章。殷孟伦回忆,黄侃常劝学生们“要打好基本功,不要骛外,要耐心于久坐下苦功。”“先生并告诫我不要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文字,一则学力不充分,一则意见不成熟,徒然灾梨祸枣,遗人把柄,于己无益,于世有损。”
陈祖深回忆道,黄侃“惟文思颇涩,每为一文,必博考群书,稿凡数易,不轻示人”。他常曰:“文章古奥,可学柳子厚,少用虚字。如作一文后,抽去其中‘之乎、者也’即行。”又曰:“汝自信不会读错之字,往往偏会讹误于不觉。……相习成风之讹误,如汝个人纠正,则人反以为非者。如成语中之‘目不识丁’应为‘目不识个’,‘自顾不暇’应为‘自固不暇’,‘滑稽’应读‘骨稽’,‘暴露’应读‘扑露’等……”
黄侃云:“通一经一史,文成一体,亦可以为成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