誉美
罗振玉评价王国维:“博学强识,并世所稀,品行峻洁,如芳兰贞石,令人久敬不衰。”“先生的学问,是用文字、声音,考古代的制度、文物和他自己所创立的方法而成功的,他的方法由博反约,由疑得信,做到不悖不惑,刚刚适可而止。”
罗振玉挽王国维:“至诚格天,遨数百载所无旷典;孤忠盖代,系三千年垂绝纲常。”
梁启超挽王国维:“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不仅奇字译鞮,创通龟契;一死明行已有耻之义,莫将凡情恩怨,猜拟鹓雏。”
梁启超这样评价王国维:“若说起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是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其最显著的实在是发明甲骨文。和他同时因甲骨文而著名的虽有人,但其实有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作的。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矫正他的绝少。这是他的绝学!不过他的学问绝对不只这一点。我挽他的联有‘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一语,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的全体。他了解各种学问的关系,而逐次努力做一种学问。本来,凡做学问,都应如此。不可贪多,亦不可昧全,看全部要清楚,做一部要猛勇。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近两年来,王先生在我们研究院和我们朝夕相处,令我们领受莫大的感化,渐渐成为一种学风。这种学风,若再扩充下去,可以成功中国学界的重镇。……”梁盛赞王国维“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梁启超又评价道:“静安先生平时对时局悲观,看得很深刻,他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采取激烈的对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一途。”
郭沫若评价王国维:“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郭沫若又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系》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他们的讹传。”“我们要说,殷虚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算过分的。”
郭沫若将王国维与鲁迅进行比较后说:“我所感觉着的,是王国维和鲁迅相同的地方太多。”郭氏认为,鲁迅和王国维有相同的人生和求学经历,如幼年家况都很不好;都赴日本留学;都受过一年相当严格的科学训练(王国维学习物理学,鲁迅习医);都喜欢文艺和哲学,都曾醉心过尼采;都先从事教育工作,而后参加教育行政工作(王国维任清朝的学部总司务行走,鲁迅到民国教育部工作),到晚年又从事大学教育。不仅如此,他们的“思想历程和治学的方法及态度,也差不多有同样令人惊异的相似”。他们都曾“想要成为物理学家或医学家的志愿虽然没有达到,但他们用科学的方法来回治旧学或创作,却同样获得了辉煌的成功。王先生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者百代的后学”。两位先生都富于理性,养成了科学的头脑,“但他们的生活也并不偏枯,他们是厚于感情,而特别是笃于友谊的”。不同的是,“鲁迅先生随着时代的进展而进展,并且领导了时代的前进,而王国维先生却中止在了一个阶段上,竟成为了时代的牺牲”。“王国维好像还是一个伟大的未成品,而鲁迅则是一个伟大的完成”。
王国维自沉后,梁漱溟闻讯赶去:“目睹之下,追怀我先父昔年自沉于积水潭后,有知交致挽联云:‘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恰可移用来哀挽静安先生。”
陈寅恪挽王国维:“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于累臣共一死。五千年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研究者们对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评价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它用传统的词话形式以及传统的概念、术语和思维逻辑,较为自然地融进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其总结的理论问题又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这就使它在当时新旧两代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反响,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顾颉刚评价王国维说:“静安先生……是一天比一天进步的:三十五岁以前,他在学问上不曾做过什么大贡献,他的大贡献都在三十五岁以后,到近数年愈做愈邃密了,别人禁不住环境的压迫和诱惑,一齐变了节,惟独他还是不厌不倦地工作,成为中国学术界中惟一的重镇。”
张慧剑说:“中国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国文艺史——第一千年为屈原,第二千年为李白,第三千年为王国维。”
那波利贞在《王国维君殉节追悼会》一文中评价王国维说:“作为学界名宿、中国完人,他临终的悲壮、他冠绝千古的学与德,谁能不联想到楚屈原。”
缪钺在《诗词散论·王静安与叔本华》中评价王国维道:“海宁王静安先生为近世中国学术史上之奇才。学无专师,自辟户牗,生平治经史,古文字,古器物之学,兼及文学史,文学批评,均有深诣创获,而能开新风气,诗词骈散文亦无不精工,其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论其方面之广博,识解之莹彻,方法之谨密,文辞之精洁,一人而兼具数美,求诸近三百年,殆罕其匹。”
李泽厚分析王国维道:“(王国维)之所以追求艺术的幻想世界,以之当作本体,来暂时逃避欲望的追逼和人生的苦痛,这也正是儒家士大夫本来没有宗教信仰的缘故。王国维就是这样。他只能在艺术中去找安身立命的本体,虽然他明明知道这个本体是并不可靠的暂时解脱。所以当现实逼迫他作选择时,他便像屈原那样,以自杀——生的毁灭来做了真正的回答。但以所谓‘义无再辱’作为死的理由,却又仍然是传统的儒家精神。王的自杀倒是近代西方悲观主义和传统儒家挫败感的结合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