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对朱熹“出则有山水之兴,居则有卜筑之趣”的生活方式极为欣赏,他治学著述便喜欢选择环境清幽、景色绝佳的地方。
在集美学校任教时,钱穆每天掌握好海潮的时间,在涨潮前到达海滩,在大石上迎潮而坐,潮迫身而退。一位同校的音乐图画教师,也每日前来迎潮,经常对钱穆讲其师弘一法师的言行,纤毫备叙。钱穆听闻此等言语,真如在世外,而非人间,令人神往。
在北大时,钱穆常到太庙备课,在古柏旁草坪上,“或漫步,或偃卧,发思古幽情”。第一年开中国通史课时,钱穆上课前,“必于先一日下午去太庙,预备翌日下午上课内容。……除遇风雨外,一年之内,几于全在太庙古柏荫下,提纲挈领,分门别类,逐条逐款,定其取舍。终能于一年内成其初志”。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记载一次他和熊十力、蒙文通、汤用彤四人在清华的一处农场中,此处多白杨,四人夜坐大厅上,“厅内无灯光,厅外即白杨,叶声萧萧,凄凉动人”。钱穆晚年追忆此夜,谓:“诚不失为平生难得之夜。”
1936年夏,钱穆到庐山游玩,住在汤用彤在牯岭的一处宅院中。钱穆尤爱三叠泉瀑布,下有三潭,潭水清洁,他曾裸身卧一潭中大石上半日,及起,懒不能堪。
抗战期间,钱穆曾在四川宜良县的岩泉寺闭门著书。去寺庙八里有一处温泉,每逢周日,钱穆便手持《陶渊明诗集》,一路吟诵而至。浴后,钱穆赤身坐在石阶上晒太阳,边饮茶边吟陶诗,尽兴而归。归途中至宜良县城吃午饭,宜良产鸭,钱穆到酒楼要一只烤鸭,外加烧饼,饱啖而去。
1943年,钱穆在遵义讲学期间,每天都要出去散步一个小时。学生李埏曾回忆道:“先生很喜欢散步。每晨早餐后,由我陪从,沿着湘江西岸顺流南行;大约走一小时,再沿着去时的岸边小道回老城。这样的散步,除天雨外,没有一天间断过。先生总是提着一根棕竹手杖,边走边谈。先生说,他很爱山水,尤爱流水,因为流水活泼,水声悦耳,可以清思虑,除烦恼,怡情养性。”李埏对钱穆感叹道:“不意先生之好游,乃更为我辈所不及。今日始识先生生活之又一面。”钱穆则说:“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至,心无旁及。……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
在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教期间,钱穆住在成都北郊赖家园。赖家园园中有池,池边柳树依依,池中荷叶田田。每当风和日丽之时,钱穆便坐在池边的“消夏亭”中读书。其学生严耕望在《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一文中回忆道:“消夏亭长方形,占地约八九百平方尺,中间置大型长桌,供集会之用;前端临池,横置小型长桌,即先生平日读书、写文之处。四周空阔,夏日清风徐来,荷叶飘香,有些山林习读之趣。研读既久,就提了手杖,到田野蹊径间漫步走一圈。”
在无锡江南大学时,钱穆常一人泛舟于太湖之上,小船任其所往,常两三个小时方归;在遵义浙江大学讲学时,钱喜在阳春时节,漫步于草地花茵之上,听溪水喧闹,观群燕翔天,“流连不忍去”。
修身
钱穆少时顽劣轻狂。因成绩优秀,钱穆连跳两级,到后来只比长兄钱挚低一个年级。三年级时,钱穆奉师命和四年级的兄长一起去投考常州府中学。考国文时,钱穆交卷,一人略一阅看,抚着钱穆的肩说:“此儿当可取。”不料,四年级去投考的八名学生全部被录取,仅钱穆一人未取。是夜,钱穆拥被大哭,翌日发奋苦读,准备下次雪耻。过了十几日,钱挚准备出发去常州读书的前一晚,老师钱伯圭前来通知钱穆,县署补发通知,钱穆亦被录取,让他准备行李,明日一起出发。钱穆大喜,次日一早仍极为兴奋,在船上畅述新读到的演绎归纳法,指着各位同学说:“凡人皆有死,你们皆是人,皆当有死。这是西洋名学家言,汝曹何辞以答。”护送他们前去的华某在旁聆听,大为激赏,说钱穆年幼,已能谈西洋思想,他年必可有大前途,慎自勉之。入学后,钱穆才知当日说“此儿当可取”之人是常州府中学的创办人屠元博。
当时学生以和舍监作对为荣,钱穆私下也仰慕此种行为。某晚熄灯后,钱穆和同学夜谈。舍监陈士辛手持小电筒来寝室巡视,听见后喝道:“爱说话的到舍监室和我说。”钱穆即披衣悄悄起身,尾随陈下楼。陈走近舍监室才察觉有人尾随,回头问钱穆为何下楼。钱答:“听老师训诫前来谈话。”陈斥道:“速去睡去,速去睡。”此后,陈特别在意钱穆,年终操行只给钱二十五分。钱穆同班一位同学,以及下一级两名同学,也各得二十五分,合计一百分。同学遂引四人为荣。
陈士辛教修身课,屡屡说:“士尚行,不尚言。朴讷不语非即小人,多语擅文非即君子。”一日月考,同学约好捉弄陈,每答一题,不得超二十字,答语不得修辞费时,限三十分钟内全部交卷。钱穆坐教室前排第一位,陈士辛刚在黑板上写出四道题,钱穆便交了卷。其他同学也陆续交卷,鱼贯出了教室,返回自修室后,群聚哄笑。有两名同学被旁坐告发,答一题时超过两行,众人皆说要罚。两人到小食品摊买来两笼蒸馒头,热气熏蒸而上,众人围蒸笼争食。陈士辛尾随而至,见他们如此,无法斥责,悻悻然而去。
在常州府中学读书时,钱穆的体操课老师刘伯能在操场呼立正,即曰:“须白刃交于前,泰山崩于后,亦凛然不动,始得为立正。”如遇烈日强风或阵雨,即曰:“汝辈非糖人,何怕日。非纸人,何怕风。非泥人,何怕雨。怕这怕那,何时能立。”后钱穆在小学教体操课,每引刘伯能之语。日后,钱穆也将此语作为人生立身大训。
南京钟英中学放暑假时,钱穆从南京返回无锡,途经常州,与常州府中学的同学小聚。当时钱正读曾国藩《求阙斋记》,要求自己应当自求己阙。钱穆认为自己有时少决断,因此每日晨起,必预立一意,竟日不违,以修炼自己。这****去常州府中学,立意与旧同学约谈,但不留宿。他到时已是晚餐过后,同学留宿,说:“今晚周末,宿舍多空床。”但钱穆坚辞不留。其时风雨骤来,钱穆也不初衷。出了校门,钱穆抄旷野小径,风狂雨骤,伞不能撑,灯亦熄灭,而风益横,雨亦厉,钱穆浑身尽湿,淋漓不已。此时离校门尚不远,钱穆本想折回,但转念一想,清晨立志不可违,于是坚定意志向前而行。脚下草径已辨认不清,石块树根遍布脚下,危险万状,钱穆只能伏地爬行,摸索爬到石板路上。进入市区,钱穆找了一家旅店住下,急作一柬,嘱咐旅店派人去同学费子彬家借衣服,自己则拥被卧床以待。这晚虽然吃尽苦头,但钱穆心志愈坚,日后每做决定动摇之时,想起此夜之事,便不再轻易转变。
钱穆自上小学便开始吸烟,日后染上烟瘾。到梅村四小任教后,课本中有劝人戒烟的文章,钱穆告诫学生:“我已染此习,已无奈何。诸生年幼,当力戒。”课后,他暗自思忖:以无奈何自诿,他日何以教诲诸生。遂决心戒烟,以后三十年不再吸烟。友人夸赞他:“能提得起,放得下,洒落自在,不为物累。”
钱穆立誓每天必写日记,记下每日所读之书,不许一日停辍。结婚之日,远近亲戚蜂拥贺仪,钱穆一上午竟没有时间读一字。下午钱穆又继续忙乱于人情,心里惦念着今日日记之事,颇为沮丧,正好理发师前来为他理发,钱穆赶紧利用这个时间默然成诗两首,心中方才释然,自觉今天的日记,终可勉强交卷。
北伐胜利后,与钱穆同在常州府中学作为五代表与校长谈判的同学屠平叔,到苏州拜访钱穆。屠问钱:“兄往年多言好辩,今沉默少言不与人争,俨然两人矣。何以得此?”钱穆答:“我不自知有此异,亦不知何故。”
钱穆晚年,在香港做了一次精彩的演讲,名为“人生的三步骤”,其中着重提及了修身。他讲到,人们往往听到修身二字就顿生反感,认为它是一种束缚人的旧道德旧规矩,其实中国人所谓的修身并非如此。人必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修身是一种最大的自由。
端方
1922年秋,钱穆到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任教。到校未满一月,钱穆收到厦门集美学校聘书,聘请他到该校任中学教员,月薪八十元。而钱穆此时的薪水只有二十四元,故他准备前往厦门,遂向校长辞职。校长力加挽留,钱穆考虑到学校一时未找到人接替自己,岂可遽然离去,心中颇忐忑,仍照常上课。一天晚上,某同事到钱穆寝室,诧异地问:“听说你已经收到集美的聘书,向校长辞职了,怎么还留在学校上课不走啊?”钱穆告以校长挽留,不便遽离。同事笑道:“此乃校长对你的礼貌,听说他已经找好人接替你了。你不走,反而使校长为难。你只管向校长请辞便是。”钱穆闻言,这才放下心来。
在苏州省立中学任教时,一日,班上的学生告诉钱穆:“学校以前欠薪时,被学生尊仰的任课老师必告假缺席,不赴校上课,依然上堂授课的老师必然被同学鄙视。先生授课极受同学尊祟,而最近学校欠发薪水,先生独上堂不辍,同学都很诧异,不知何故。”钱穆闻言,诧异道:“学校欠发薪水,是暂时之事。诸生课业,有关诸生之前途,岂可随时停止。诸生惟安心上课,勿以此等事自扰。”诸生闻言,各默然相对,无语而退。
在北大任教时,钱玄同之子也在钱穆班上。一次,钱穆上古史课时讽刺钱玄同的“疑古玄同”之名,说道:“事有可疑,不专在古,上古也有很多不可疑之处。如某姓钱,此钱姓便属古,无可疑。……近来有人不姓钱,改姓’疑古‘,此何理!”有人告诉他钱玄同的公子就在班上,让他讲课时稍加注意,以免引起麻烦,但他说:“余任上古史课,若亦疑古,将无可言。”
钱玄同之子非常喜欢钱穆讲课,笔记记得极为认真,一字不遗,钱穆讽刺其父之言亦记之于笔记。不久,钱穆和钱玄同在一个宴会上偶遇,二人正好比邻而坐,钱玄同告诉钱穆他看过其子的笔记,钱穆一时不知如何作答,幸好钱玄同并未继续这个话题,而说:“我儿子很相信你的话,不听我的!”钱穆遂释然。
钱穆的学生吴沛澜回忆,他在大学一年级时上了钱穆的《中国通史》,也读了顾颉刚《古史辩》七册。比较而言,他更赞同顾的观点,便就此写了一篇长文。钱穆看后,“加以批评,态度严肃,声色俱厉,历时亦长”。
长沙临大学生集会,欢送两名学生奔赴延安,邀请钱穆与冯友兰前去演讲。冯先发言,对赴延安两生倍加赞许。钱继之,力劝在校诸生须安心读书。散会后,钱穆回到寝室,冯友兰即来拜访,说:“君劝诸生留校安心读书,其言则是。但不该对赴延安两生加以责备。”钱穆言道:“如君奖许两生赴延安,又焉得劝诸生留校安心读书。有此两条路,摆在前面,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如君两可之见,岂不仍待诸生之选择。余决不以为然。”二人力辩,冯最终不欢而去。但此后冯仍携其新成未刊稿前来请钱穆提建议,钱亦欢迎如故。
钱穆的《国史大纲·引论》一文在《中央日报》发表后,昆明的报纸零售摊上的《中央日报》一早便被联大史学系师生争购一空。一些没有买到的学生只能借来抄录。一时,此文成为联大师生热议的话题。一天,钱穆对学生李埏说:“一篇文章引起如此轩然大波,是大佳事。若人们不屑一顾,无所可否,那就不好了。至于爱誉,我从来不问。孔子说得好:不如其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说到毁誉,不妨取王荆公《与杜醇书》一读。”李埏便到图书馆借阅王临川集,见《与杜醇书》中有如下几句话:“夫谤与誉,非君子所卹也,适于义而已矣。不日适于义,而唯谤之卹,是薄世终无君子也。唯先生图之!”李由是而知:“在对待毁誉问题上,先生与荆公虽悬隔千载,却是很相契合的。”
《国史大纲》完成后,国民政府要求钱穆将书中所提及的“洪杨之乱”修改为“太平天国”,否则不允许他出版。但钱穆坚持不改,以致拖了半年之久,此书方得付梓。
1941年夏,钱穆回乡省亲期间,应老师吕思勉之邀回母校常州第五中学讲演,时钱已名扬天下,但对吕仍极为恭敬,字字句句仍以学生自居。他在演讲中说:“此为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演讲。房屋建筑物质方面已大变,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对老师生,则情绪如昨,照样在诸君之目前。此诚在学校历史上一稀遘难遇之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场四十年之老师长教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
钱穆希望在乱世中找一方清静之地,能让他潜心读书研究。故而他离开了风潮迭起的西南联大。钱穆离开后,与钱素有往来的闻一多在报端公开骂钱穆“冥顽不灵”。陈寅恪到成都,与钱晤面时,告知钱此事,并说:“君倘在滇,当可以诽谤罪讼之法庭。”钱说:“此乃一时思想问题。凡联大****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一多直率,遂以形之笔墨而已。此等事又岂法堂所能判。”二人相与唏嘘。后闻一多遇刺身亡,钱穆到昆明时,赴其身亡处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