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书生意气(4)
亦是亦非“相当于”
不才好动，在大学、报社、出版界全待过。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观察得出结论：报社的职称最难“写”得，出版界的职称最易“编”取。在报社连中级都评不上的人，到了出版社可能已混到了正高。所以，当报社或研究所的朋友说：你们的编审等于我们的高级记者、研究员，我往往就会说：不是等于，是约等于，也就是相当于。
套用某名家的名喻：创作是处女，编辑是媒婆。不过，在提倡自由恋爱的现代社会，媒婆的作用越来越小。在港、台出版的书刊上，基本上见不到媒婆——责任编辑的大名。这对顾盼自雄的媒婆确是很好的清凉剂。最有能力的编辑同最无经验的编辑往往作用相同：只要“不著一字”，就可“尽得风流”。所谓的编辑含量，就是对处女的胡涂乱抹，强制美容。含量越高，观众见到的新娘就越失其本相。高级记者、研究员、教授则不同。他们要一篇一篇地写文章，一部一部地著书，全凭自己的实力取得成功。别人用二年才写好一本书，我只需一周就能编完。虽然写自己的作品和编别人的作品获得的职称都是用“中级”或“高级”来表示，但职称中的原创性或智力含量是无法相等的，说是相当于已经很勉强了。
环视四周，相当于的情况比比皆是。在部级单位里，局长可能才有专车；而在科级单位里，一把手就有专车。科长在这个意义上相当于局长。晚报社一成立，别管有几个人，社长、总编就是局级，日报社社长、总编手下的人十倍于晚报社，其老总仍然是局级；《人民日报》一挂牌，不管有几十人还是几百人，其领导都是部级。万人大厂的厂长，却只是个处级。假如该厂长到了中央级报社，按级别连个中层都“套”不上，只能当一个相当于处级的办事员。前后被关押了二十二年的陆铿，在被释放前对公安干部说：国民党报工作人员，是按自由职业对待，都没有级别。结果被告之：北京《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是副部长级，你是南京《中央日报》副总编辑，比照《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级别，以副部长级落实政策。虽然陆铿被捕前已经退党、跳槽，可是，一朝为“官”，终身受益（《陆铿忏悔与回忆录》）。
《中国青年报》刊登过一篇文章，对新疆给予当地院士副省级待遇颇不以为然，认为太俗。但在我们这个“官本位”威力很大的国家，人们只认省长而不认院士，只服官而不服科学家，院士只有“相当于”副省长时，才能享受到本应享受的待遇。官职是硬通货，可以随身携带，走到哪里都好使。各行各业的人只有“换算”成官级时，才能获得承认，才能进行比较，否则就是白扯。难怪人们把升官说成是进步，仿佛只有升官才能体现进步，唯有升官才算成功。这就是为什么百来号人的单位里能有十一位副主任，小县里也会有十二位副县长。这也就是为什么任何职业都得与官级挂钩，“相当于”遍天下，以至出现了“处级和尚”、“局级方丈”的说法。正式的职务后人们也都希望再长条小尾巴——科长（副处级）、处长（副局级）。换句话说，也就是相当于副处级的科长，相当于副局级的处长。
学者谢泳说：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就学术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北大一位老教授曾撰文：有一位教授，竟然说《十三经注疏》是阮元写的。夫复何言！今日的教授能够相当于过去的教授就烧高香了，遑言超越。
一位著名作家说：我没有上过大学，现在是一级作家，相当于教授。自得之情溢于言表。作家与教授很少相等，只能相当于。既是作家，又是教授，令读者和学生都心服口服的人，如金庸、王安忆，在作家中毕竟是极少数。有的人连一部像样的书都没写过，不用说外地，连本埠读者都不知其为何许人，却被评为一级作家，因为评、聘两分离。只要在本单位同领导关系好，或者干脆就是个领导，一旦有了工资和职称指标，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申请一个一级作家。而评委会乐得送个人情，反正职称和工资指标由被评选人的单位承担。而有些著作等身的专业作家，反而因没有正高指标而久居老二级（副高）。
上海市曾组织一批一级演员到高考复习班学习四个月，准备送他们到大学深造。谁知一经考试，政治、语文、历史、地理四门课，成绩最差的总分才二十八分，平均每门七分。以职称而论，一级演员是相当于教授的。但以成绩或者说以文化知识而论，这批演员连考大学都不够格。由此我们得知，演员就是演员，教授就是教授，相当于是不应存在的。
一位著名作家说，他的理想是当一位教授，因为教授受人尊重，知识渊博。而一位相当于教授的人在《中华读书报》上表示，更愿意成为作家而不愿当教授，因为作家接近社会，头脑灵活。不管他们是“狐狸”欣羡“刺猬”，抑或是“刺猬”仰慕“狐狸”，可以说都是“围城”现象，关键还在于各自的创造性。
教授、研究员、高级记者、一级作家、一级演员、编审……职业各异、职称相同的人总有碰面的机会，总有比较、挂钩、“相当于”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要妄自尊大，也不应妄自菲薄。两强相重则互谦：彼此彼此。双方相轻则互詈或互嘲：别说咱，说你；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呦。
西方的忏悔与东方的隐讳
——以德国和日本为例
这是一篇拖延了十五年之久的短文。
1994年5月，我开始在《散文海外版》当编辑，在刊物上读到了赵鑫珊先生8000字长文《德国人的忏悔》（两年后作为附录收入《希特勒与艺术》一书）。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７日，大雪过后东欧最寒冷的一天。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他向纪念碑献上花圈后，突然双腿下跪，并发出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此一跪被誉为“欧洲约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表现”。当时，波兰东道主们感到极大的震动和惊讶，许多人感动得落泪。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统赫利同时向全世界发表了著名的赎罪书，消息传来，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无不拍手称赞。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２０日，勃兰特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德国人的忏悔》中写到：“战后没有一个日本领导人会在冤魂面前有德国总理的负罪感，更不会有下跪的举动。……在今天的德国，否认战争罪行的言行是一小撮为警察追捕的光头党人所为，而在日本则是来自每一届内阁大臣和国会议员。还有比这个差别更能说明问题的吗？”读罢赵先生充满激情的宏文，当时我也是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如果趁热写文章，也就不会有现在的短文了。
十五年过去了，心也凉了，血也冷了，没有热情激扬文字了。不愿写文章，写文章就得兴奋，就得动真情，久而久之就会伤身体。牢骚太盛防肠断，除了给自己找病之外，什么用也不顶。要不是看到5月23日清晨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跳崖自杀，心有所动，也不会有这篇小文。
日本拒绝道歉，我现在更倾向于认为是一种区域性而不是民族性。东方哪个民族有忏悔意识、认罪习惯呢？我这样说并不是为日本开脱。只要它不道歉，即使现在它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尽管它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平均寿命女人86岁，男子82岁；山青水秀，它仍然是个“无赖”国家。
日本从19世纪明治维新开始向西方学习，立志“脱亚入欧”， 其政治、军事、教育、经济诸多方面都进行了变革，远比清政府只进口武器、机器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混蛋政策彻底，它在甲午海战中打败不思进取的老大帝国就毫不奇怪了。现在看来日本也只是学到了西方的皮毛，精神实质并未学到。起码西方的忏悔思维、道歉方式没有学到，尽管下跪是更东方化的做派。反过来想想，东方国家哪一个不是认为自己一贯正确、永远正确而拒绝道歉呢？
东方国家对自己的罪行，不是装聋作哑就是装疯卖傻。东方国家一贯宣称自己过五关、斩六将，而忌讳提自己走麦城，除非能为自己带来利益。比如日本，长崎、广岛挨了原子弹，就全世界到处诉苦，结果从联合国捞到了无数的好处。可它怎么就不说说偷袭珍珠港、制造南京大屠杀呢？当然，比起那些遭受了重大海啸、地震灾难能获得国际援助而坚决拒绝的“有骨气”政府，日本是不是更明智、更为国民着想呢？
日本政府不向世界道歉，但它屡屡向本国国民道歉，我们经常可以从报纸上读到，从电视上看到日本阁员甚至首相因不当言行而向国民鞠躬谢罪。尽管日本是第二经济强国，可它向世界的慈善捐助却是微乎其微的。它对不起世界人民，可对得起本国人民。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七次下西洋，为的是宣扬国威，赏赐诸国。他真以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中心，等着别国来朝圣呢！自己的国民都吃不饱，还打肿脸充胖子，去赏赐别国。明成祖对得起世界人民，却对不起中国人民。不仅是明成祖，从夏朝到清末，哪一个封建王朝的哪一个万岁向人民真心地认过罪道过歉呢？
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十四年的侵华战争，据统计他们屠杀了三千多万中国人。罪大恶极！可我们想一想，从夏朝到清末，本国人杀死了多少本国人？炮烙、车裂（五马分尸）、刖、劓、醢、人彘（人豕）、膑、去势、幽闭、抽筋剥皮、腰斩、凌迟（千刀万剐）、夷三族、诛连九族、灭十族，本国人杀本国人从来不心慈手软，从来都是花样翻新。加上旱涝蝗灾、兵祸瘟疫、天灾人祸，哪一年不死几万、几十万、几百万？有谁为此道过歉？
战争中死人是正常的。和平时期大规模死人就不正常了。几千万无辜被活活饿死的冤魂招谁惹谁了？国家元首被迫害至死，阁员被活活打死，名副其实的将军（不是文职将军）莫名其妙离奇神秘地死，大科学家、大艺术家、大学者生不如死纷纷自我了断，那是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时代啊！又有哪一个“风流人物”忏过悔、道过歉、认过罪呢？况且，被日本人杀了，有可能成为烈士，留芳一时（流芳百世是伟人的事）。而被本国人杀了，很可能遗臭几年（遗臭万年同样是大人物的专利），罪名有的是：谋反、叛国、土匪、暴徒、乱党、叛徒、内奸、工贼、反动派、反革命……
鬼子的三光政策，除了杀光，还有烧光和抢光。先看看古人吧。“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史记》）”英法联军抢劫圆明园并放火，但把圆明园抢劫摧毁得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干干净净的还不是国人吗？据统计，几十年里，以革命的名义和建设的借口，几百年来保留下来的数百座城（墙），几乎全被拆毁，全国只有四座城墙较完整地幸存了下来：陕西西安、湖北荆州、辽宁兴城、山西平遥；名气最小的平遥已成了世界文化遗产，每年为当地带来大笔财富。
“仅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北京红卫兵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北京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竟有4922处被毁，其中大部分毁于1966年的八九月间。……1．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扬灰。 2．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改造成了“烈士陵园”。 3．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4．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5．世界佛教第一至宝，佛祖释尊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李悔之：《文物劫：红卫兵“文革”中破坏了多少“兽首”？》）
东西洋鬼子（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日本）从中国掠夺走的珍宝都完好地保存在私人或公家博物馆，不管怎么说还存在世上，我们还有可能讨要回来，如埃及向法国讨要成功的被掠夺的狮身人面像胡须。我们自己的文物宝贝却无缘无故地烧毁、砸烂，我们不是比“鬼子”更疯癫、更混蛋、更不可饶恕吗？可是，有人为打、砸、抢、烧忏过悔、道过歉、认过罪吗？
2001年3月初，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不理会联合国及其他国家的反对，利用重型武器摧毁了佛教瑰宝卡米扬大佛。塔利班的这一行为是对人类文化遗迹的摧残，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我们灭绝文化、消灭文物、摧残文人的罪行，远远超过塔利班，肯定也遭到了共同的谴责，只是那时我们闭关锁国，老百姓听不见而已。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烧书、打人（甚至打死人）、毁碑、掘坟的“英雄们”，有哪一个忏过悔、道过歉、认过罪呢?呸！
希特勒犯的是战争罪、反人类罪……在德国赞美希特勒是违法的；同样犯了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而没遭到清算的人物，如日本天皇，死后还有极端分子喊“万岁”。这些极端分子好像不是喝奶喝水而是喝血长大的，除了唱“就是好”之外，就不会唱别的。为了提高点击率而耸人听闻，昧着良心歌颂魔鬼。
卢武铉前总统毅然决然地一跳，证明了自己是个有廉耻的人，以死谢罪，是个真爷们儿！据说他夫人和他哥哥一共才受贿700万美元，毛毛雨啦！中行广东开平支行前后3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把总额4.82亿美元的银行资金陆续转移到海外。案发后，3人经由香港逃亡加拿大、美国，还把自己的老婆都弄出去团聚了。老哥仨个个活得有滋有味儿、劲儿劲儿的呢，没一个想自杀。他们的上级也没听说有谁被追究责任或自觉辞职的。“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这是韩瀚悼念张志新的名诗《重量》，第一个字改成“他“，用在这里就挺合适。卢武铉的英勇一跳，让我看到了东方民族忏悔意识的升华，因此有了这篇短文。
震惊：300多万右派！
《直立行走的水》（《南方周末》2009年2月19日）披露右派人数不是50多万，而是300多万 ，按图索骥找到出处，把前面三段引在下面，有兴趣的读者可去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