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辑序 与 跋
《拍案不再惊奇》后记
1989年我在北大《创世纪》杂志发表第一篇杂文《“挤”的哲学》的时候，大约不会想到杂文写作日后会成为我的一种生存方式。
文学的样式有很多，我为什么选择杂文而不是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鲁迅的影响，其二是气质决定。
至今犹记我上高中时，在冬夜的晚自习课上读鲁迅杂文所感受到的那种振聋发聩，那种酣畅淋漓，那种入木三分。以我当时的阅历，我只能读懂其中的一小部分意思，但这已经足够了。这份滋养将使我受惠终生。
说到气质决定，或许与鲁迅的影响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现实生活中，我看到有阳光，有鲜花，有欢声笑语，有歌舞升平，但这一切，自有别人去讴歌，去抒情；我则对某警察枪击无辜百姓，某公安局副局长割掉上访农民的舌头，某乡镇党委书记因上书国务院反映农民问题而被迫南下打工，某杂志社因印行减轻农民负担手册而遭批评以及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之类的事情更加关注。鲁迅先生说：“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我这种气质的人何尝不希望杂文与时弊俱灭亡，把手中之笔封存起来；或者写点别样的闲适文字，然而现实偏不让你安生。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有的人可能看淡了，有的人可能麻木了，我则会出现两种近乎矛盾的心态：要么因被这份沉重压得喘不过气而选择沉默，让一切悲愤、屈辱、同情都烂在肚子里；要么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吐露出来的一小部分就形成了我的杂文。
当时尚文学极力向大款、权贵献媚，当“小女人散文”、“美女作家”日渐走俏，当闲适小品仍成为青少年的精神主食，当“新基调杂文”还在被大力提倡的时候，如果连“真正意义”的杂文都发不出正义的声音，那人们还能指望什么呢？
最后，我要感谢在我的创作道路上给过我很大支持和帮助的《南方周末》的马莉女士、《文汇报》的朱大路先生、《求是》杂志的朱铁志先生、《教育时报》的李若女士，还有赵敏、张金岭、李确、李君、梁枢等编辑朋友们。同样该感谢的是购买此书的读者朋友，是你们的慷慨解囊，使这本书得以离开稍嫌生疏的书店，而进入你们温馨的家庭。你们有福了！
2001年岁末于北京
《生命深处的文字》后记
我的第一个杂文集《拍案不再惊奇》面世后，季羡林先生在《随笔》发表了一篇《论“据理力争”》的文章，对我集子中的一文发表了他个人不同的看法。我虽然不完全同意先生的观点，但我珍视先生对一个年轻后辈的关爱之情，珍视先生在文中对我集子的肯定：“书中的杂文有事实，有根据，有分析，有理论，有观点，有文采。的确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杂文集。”
先生不吝笔墨的六个“有”字让我高兴得差点找不着北，同时悟到一个人身上“有”的东西多了，“无”的东西也可能就多。
不管怎么说，我后来的杂文创作更自觉，更少了一些框框，可惜发表的阵地似乎越来越小。这不光是我一个人的感觉，连杂文界老前辈牧惠先生（不意先生于2004年6月8日不幸辞世，我写了《那个勤勉的清洁工走了》一文以示纪念，并收入本书。）都常慨叹发杂文难。这显然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戴着镣铐跳舞”有时的确会激发人的创造力，可是也容易造成对人性的扭曲。杂文家和其他一切文学工作者一样，并不需要额外的坎坷。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杂文受到的束缚显然比其它文体要多得多，有的媒体甚至公开宣称不登杂文。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一种叫做时评的文体却在各种报刊上连篇累牍，大行其道。我承认其中不乏佳作，但由于它是一种地道的文化快餐，所以就如肯德基、麦当劳等快餐食品一样，热量有余，营养不足，缺那么一点东西，缺什么呢？用语文教科书上的话说就是思想性、艺术性，而这正是杂文所应有而时评所常无的东西。
但流行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就是一种合理性，如果你不肯妥协，那只有一条路可走——坚守。我高兴地看到，很多杂文界的朋友都在坚守着。吾道不孤也！而且不久前，一个多年失去联系的老朋友雷电突然从西安的《教师报》冒出来，为我提供了一个自由挥洒的平台，使不少作品得以完完整整地发表出来。这样的朋友还有《杂文选刊》的刘成信、李君、王芳，《杂文月刊》的赵敏，《中国商报》的邬凤英，《湘声报》的向继东等等，借该书出版之机，在此一并致谢。
除了各位前辈、朋友的鼓励与支持之外，我对杂文写作充满信心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一直固执地认为，适度的紧张产生美。“戴着镣铐跳舞”就是一种适度的紧张（如果不过度的话）。现在很多知识分子怀念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为那是一个可以自由表达的时代，其实不然，鲁迅先生的杂文不就时时遭受国民党的检查与封杀吗？我认为，正是这种适度的紧张造就了鲁迅杂文的战斗力、生命力和它的美。而眼下的时评与网络写作则是一种过于松弛的状态，我不看好这种状态（但我丝毫不否认二者在其他方面的意义和作用）。
这好像有点矛盾，却是由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所反复证明了的，是一个朴素的真理。那么，就让我们继续跳下去吧，或轻盈，或沉重，只要是自己的方式就好。我的电子信箱是huaiqian@sina.com，期待着各位方家的教正。
2004年12月6日于北京金台
聆听大师
—《智慧的星空》自序
一个城市的文化大致由这么两种风景构成：一种是凝固的物，如文物、典籍、建筑、博物馆、剧院；一种是活生生的人，如各类民间艺人、文化精英。其中文化精英作为薪火相传的中华民族文化链中的重要一环，他们的价值和意义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如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蔡元培、三十年代的鲁迅，四十年代的胡适之于中国，都是这幅风景中最亮的看点。拿一个省、一座城市来说，提到北京，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季羡林、钟敬文、钱钟书、张岱年；提到上海，我们会想起巴金、冯英子、葛剑雄、余秋雨；还有天津的冯骥才、蒋子龙，宁夏的张贤亮、张承志，西安的贾平凹、陈忠实……可以说，一个文化名人就是一座城市的名片。这也就是为什么当钱钟书、钟敬文等一代大儒去世之时，人们会发自内心地哀叹：“泰山将颓，哲人其萎！”
我自己的经历也是最好的注脚。十几年前，当我掸掉身上的泥巴，从山东高密东南乡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的时候，我是冲着一个响当当的名字——王力去的。虽然后来我才知道文学专业和语言学专业相去甚远，但王力先生当年对我的感召力，这种感召力在我心中激起的强烈的学习欲望和进取心，则是没世难忘的。正如很多人是冲着朱光潜、宗白华、侯仁之、张岱年、季羡林、林庚、厉以宁、王选走进北大一样，这些文化精英的感召力之强大，是难以用语言或数字来形容的。
当我1989年走进人民日报、1997年开始主持一个访谈栏目《文心探访》的时候，我再一次体验到了来自文化精英的感召力。由于职业的便利，我得以认识了季羡林、钟敬文、张岱年、任继愈、王朝闻、华君武、吴冠中、张开济、冯骥才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得以登堂入室，得以亲承謦欬，有的甚至得以成为忘年交。但在采访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那就是，我只是一个代表读者发问的提问者，绝对不是一个对话者，我的意图是通过我的提问，让大师们将其学问或思想的精髓大致描述出来，以方便读者走近他们，仅此而已。为什么如此定位？一是我很清楚自己没有对话的资格；二是在我看来，学会聆听比急于对话更重要。但这种身份并不说明我只是一个被动的听者，我可以随时把我的疑惑或我的意见提出来，现场求解。就是说，我和被访者之间是可以互动的。“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对不少读者来说，能够聆听大师，的确是一种荣幸；而对于我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享受。在很多次访谈的过程中，由于互动或者被访者突然来了兴致，被访者妙语连珠，聆听者如醉如痴，在采访者和被访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场，这个场让我一时间茅塞顿开、超凡脱俗，这真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受呵。同样有趣的一点是，由于各个被访者的性格、职业和人生阅历的不同，他们在访谈过程中透露出的个性也是千姿百态：季羡林和张岱年的质朴平易，吴冠中的激情四溢，冯骥才的滔滔不绝，王朝闻的诙谐幽默，张开济的机智高雅，叶秀山的严谨谦逊，严文井的内敛蕴藉……像一幅幅素描，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之中。他们的个性是如此丰富，而其共性同样让人感佩，比如认真、谦逊、平和、纯粹、自然。至今犹记王朝闻先生在我的采访稿上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记得张岱年先生说：“大札末尾写徒孙二字，我不敢当！”记得王朝闻先生的睡袍，季羡林、严文井先生的唐装，敏泽先生半挽的裤腿……走近名人，才懂得什么叫如沐春风、即之也温，什么叫返朴归真，什么叫大隐隐于市。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为了把采访做得比别人深一点新一点，采访之前，我阅读了与被采访者有关的大量相关资料，做了读书笔记，在这个过程中我所获得的滋养，是丝毫不逊于与大师面对面所得到的收益的。
从新闻学的角度来说，他们都算不得新闻人物（有的是曾经的新闻人物）；但他们的价值是永恒的，他们又何曾介意做什么新闻人物呢？所以我的这些访谈录不会成为时间的易碎品，这一点我很自信。可惜限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我采访过的文化名人还嫌太少太少。
1998年，我在采访完时年96岁的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之后，对我的搭档罗雪村讲过这样一句话：“将来我可以跟女儿讲，我曾交往过钟敬文这样国宝级的人物，而她只能从书本上知道，就像现在我们只能从书本上了解鲁迅、胡适一样。” 而现在，我也只能和钟先生、张岱年先生在书本上相会了，岂不痛哉！每念及此，我就想，多努力啊，别太懒了！
最后，我愿引用康德的那句名言与读者诸君共勉：“有两种伟大的事物，我们越是执著地思考它们，心中就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那就是我们头上灿烂的星空和我们内心的道德法则。”记住，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别忘了仰望一下头顶的灿烂星空，那一颗颗璀璨的星里面有孔子、康德、马克思，有钟敬文、张岱年、季羡林，也有一个亮晶晶的你。
2004年12月于北京金台
《游与思》自序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直是中国文人的一种人生理想。先说行万里路。古人讲壮游，李白高歌：“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苏东坡吟咏：“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毛泽东赋诗：“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都是让人胸襟开阔的文字。这是与大自然交朋友。我出身乡下，对大自然有一种天然的亲切，也喜欢旅游，喜欢探江山名胜，喜欢寻文化内涵。还有一种游历，是向大师、前辈们学习。在这个世界上，伟人总是少数，每一个行业的精英也总是少数。既为精英，他们身上肯定有许多为常人所不及的品性。作为人民日报副刊的一名编辑，我近水楼台地采访到不少学界泰斗、艺坛翘楚，有幸亲聆教诲，甚至有幸与其中的一些人结为忘年交。从他们身上，我不仅领略了他们学问的渊博、艺术的聪颖，而且学到了谦抑、平和、幽默、智慧、淡泊、善良、执著、赤诚等很多人格品性。这就是收入集子中的“交游”、“艺游”、“旅游”三辑的主要内容。
再说读万卷书。读书的好处就不必说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啦，“腹有诗书气自华”啦，总之是开卷有益。本科读的是北大中文系，老师给开过一大堆必读书目录，我很听话，上学期间没学会跳舞没谈过恋爱，时间都用在读书上，都快变成书呆子了。北大真好，变成书呆子也没人嘲笑你。后来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说他曾给即将毕业的学生留过一个作业，让他们参加工作后能保证一个月读一本书，课堂上一片哄笑。很多学生以为一个月读一本书太少了，他们在学校里一天就能读几本。可是几年之后，师生再聚首时，当年哄笑的学生全都沉默了，因为没有谁能完成老师的作业。现在很多事业有成的人有一个口头禅：“忙，太忙了。”我的职业是副刊编辑，没有忙到人家那份儿上，闲着干嘛呢？就是读书写作。从这点来说，我是个作业合格的学生，而且还有长进。哪里有长进呢？古人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工作之后最大的长进，就是没有读得更呆，而是学会了思考。写作有禁区，思考无疆界。思接千载，视通万里，透过现象看本质，揭开假象识本真，这都是思考的妙处。收入本集的“史思”、“文思”两辑就是我读书思考的部分成果。
感谢同乡、老朋友车吉心局长的热心提携，感谢山东科技出版社的大力扶持，使我的这本还算有点学问的书得以出版面世。这年头，与其骂别人浮躁嘲他人浅薄，不如静下心来做点实实在在的工作，于人于己都大有好处。是为序。
2005年11月15日于北京金台
从历史中打捞一把盐
—《历史上的那些人和事儿》自序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基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1898年，美国作家、教育家和传道士亨利?范?戴克在哈佛大学发表题为《盐》的演讲，对这一话题做了引申，他说盐食之有味，又可洁物、防腐。当基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时，是在指明众门徒到世上来就是要净化、美化他们所在的世界，使它免于腐败，给人的生活以新的、更健康的气息。范?戴克认为，每一个在知识、道德、宗教信仰方面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成为社会上行善的积极力量，他们要做世上的盐，而盐的首要责任是有盐味。
“有盐味”，这个要求好像不高，但要做到也并不容易。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有盐味就要讲学术良心，就要有一点担当精神，就要只讲真话不说假话，就要有为真理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有盐味就不能明哲保身，唯唯诺诺，不能逢迎拍马，满身铜臭，更不能落井下石，助纣为虐。
世上需要盐。如果没有盐，我们炒出的菜就会寡淡无味，我们的食物很快就会腐烂，一些人要得大脖子病，一些人会营养不良。
知识分子要做世上的盐。如果连知识分子都变庸俗了，那么这个世界的纯洁还能靠谁呢？现代社会，人们的分工越来越细，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有搞社会科学的，有搞自然科学的；有研究历史的，有研究天文的；有小麦专家，有文学天才；有写杂文的，有写诗歌的……术业有专攻，但我们的宗旨是一致的：用我们的知识和智慧使周围的生活更有滋味，使我们的世界更加纯洁。
我是写杂文的，写杂文是必须看点历史的。一般人以为历史就是故纸堆，钻进历史是一种逃避。我想在这纷繁浮躁的时代，躲进历史成一统，任尔东西南北风，也不失为一种追求和操守；但另一方面，“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走进历史绝不是为了炒冷饭，或者只是为了猎奇，为了去淘换点鸡零狗碎的东西或者趸些糟粕来误人子弟。我所要做的，是从历史长河中舀一瓢水，滤去杂质，任其风吹日晒，结晶出盐，让现代人尝尝，这就是原汁原味的盐，这就是曾强壮过我们祖宗躯体的盐，这就是对今天的孩子还有裨益的盐。
我老觉得，孩子们甜的东西吃得太多了，让他们尝尝咸味，好。
从四大名医的医德说起
—《京城四大名医》后记
对于“四大名医”，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了，但在中医界，一提起他们，人人都翘大拇指。这一名称的由来，比较统一的说法是，1935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对所有中医实行考核立案，在北京进行第一次中医考核时，当局任命医术精湛、颇负盛名的萧龙友、施今墨、孔伯华、汪逢春四人作为主考官，负责命题与阅卷，从此即有“京城四大名医”之称。也有人说，是因为这四位医生几乎在同时悬壶应诊，医术高明，患者信服，所以被称为“四大名医”。
在我看来，“四大名医”的“名”一靠医术，二靠医德，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医术没有医德，那就是个赚钱机器，不会落下什么好的口碑；只有医德没有医术，只是一个好心的庸医，也不会赢得患者的信赖。只有两者备于一身，才堪称为名医、大医。他们身上最重要的德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两条：一是大爱，二是淡泊名利。
这四大名医无一例外都要求弟子们熟背药王孙思邈《大医精诚论》中的一段名言：“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艰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其有患疮痘、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是吾之志也。”大意是说，凡是优秀的医生治病，一定要神志专一，心平气和，不可有其他杂念，首先要有慈悲同情之心，决心解救人民的疾苦。如果患者前来就医，不要看他的地位高低、贫富及老少美丑，是仇人还是亲人，是一般关系还是密切的朋友，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包括中外），是聪明的人还是愚笨的人，都应一样看待，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替他们着想；也不能顾虑重重、犹豫不决，考虑自身的利弊，爱惜自己的性命。见着对方因疾病而苦恼，就要像自己有病一样体贴他，从内心对病人有同情感，不要躲避艰险，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寒冷或暑热，饥渴或疲劳，要一心一意地去救治他，不要装模做样，心里另有想法，嘴里借故推托。只有做到这些，才可以做一名天下的大医。如果与此相反，就于人民无益而有大害，……有人患疮疡、泻痢，污臭不堪入目，甚至别人都很厌恶看的，医生必须从内心同情、体贴病人，感到难受，不能产生一点别的念头，这就是我的心愿啊。
正因为有这样的医德，孔伯华当年悬壶应诊时，早上前十个病人往往是免费的，他知道只有穷人才会早早就排队等候看病，而且还为这些病人准备免费的早餐。因为有这样的医德，施今墨在1959年无偿献出了治胃溃疡、高血压、神经衰弱、气管炎等十大验方。这十大验方中的“高血压速降丸”、“神经衰弱丸”、“感冒丹”、“气管炎丸”，被制为成药，在每年的广交会上为国家换汇上百万美元。后来，施今墨为实现兼爱天下，济世救人的人生理想，又陆续地把自己的一些秘方无偿献给国家。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很多医生——不光是医生，各行各业，包括政府机关，都喜欢挂匾、挂锦旗，诊所里挂什么“华佗再世”啦、“妙手回春”啦等等，琳琅满目；政府机关挂什么什么先进单位，满墙满屋都是。客观地说，名医能得到患者赠匾，当然是很荣耀的事，但如果弄得如同书画展览，则不免有炫耀之嫌。这四大名医对赠匾都看得很轻。萧龙友的家门口只用一块尺许长、三寸多宽的小木牌，刻着“萧龙友医寓”五个小字，仅供求医者辨认住址而已。许多被治愈的社会名流赠送匾额，虽然书法上乘、装饰优雅，但一块都不往墙上挂，积多了还叫人刨平，变成制作家具的木料。汪逢春的书斋就叫“泊庐”，取淡泊明志之意。他曾经说：“医家之技术如何，病家自有公论，何用自我吹嘘？”“医者以治病救人为目的，唯有恪遵仲景之言，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以充实自身，始能济世活人。联匾等踵事增华之物，不过一宣传品耳，于学问何补哉。”凡有患者赠送匾额的，他都婉言谢绝，对那些不容推却的，他也从不悬挂。
有人会说，这些医德已经过时了。现在是市场经济，医院、诊所要讲经济效益，就要炒作。没有钱，怎么请名医、盖大楼，怎么购买先进的医疗设备？没有这些，怎么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可是如果医院没有爱心，只认钱不认人，那么逼着穷人把活着的病人送往殡仪馆的悲剧就还会重演，诱导富人花550万的高价也没有保住一条生命的冤案就还会发生；如果医生没有爱心，那么手术刀和杀人刀之间就没有多少区别。事实上，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医院就像一个巨大的无底洞，一台吞钱的老虎机，一场无休无止的恶梦，什么名医、大楼、先进设备，只是冷热不均的势利眼；什么“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不过是挂在墙上，起一点象征作用的标语而已。
回望四大名医的时代，并非没有物质利益的巨大诱惑，军阀们的骄奢淫逸、达官显贵的名车豪宅难道不是诱惑？但四大名医能永保赤子之心，淡泊名利，普济众生，不能不说与他们深受大医精诚思想的影响有关。
大医精诚，这是怎样一种境界，一种格局，一种气象，一种抱负！四大名医，何以成其大；今日庸医，何以如此多？其中的道理并不难思量，不过两个字：“精诚”而已。
最后，我们要特别鸣谢萧龙友嫡孙女萧承悰女士、施今墨之子施小墨先生、孔伯华之嫡孙孔令谦先生、孔伯华弟子徐宏勋先生、汪逢春弟子谢子衡先生，他们不仅提供了大量文字资料和许多珍贵的历史图片，而且他们身上传承下来的大医精诚、普济世人的医德与平和宽厚的处世之道也深深感染了我们，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使这本书增色不少。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还参阅了不少书目、文章，附于书后，一并致谢。而由于我们学识浅陋，又非专业从医人员，舛误之处必不可免，敬请各位方家教正。
2005年12月26日
风景深处有一颗美的心灵
—序孙继泉《农历的日子》
从乡村走进城市，很多人就迷失了。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无根了，用老人的话说是，住进高楼，不接地气了。地气是什么？是大自然吗？城里人会说，我们也有桃红柳绿，也有鸟语花香，也有动物园、植物园，怎么就不接地气了？可是你问他们，知道槐花几月开、蜜蜂几月来，听过玉米拔节的声音，促织深夜的吟唱吗？他们只会茫然地摇头。
有一年夏天，我带女儿回山东高密老家探亲，晚饭后躺在院子里的草席上看星星。看着天上又大又亮的星星，女儿说，城里的星星与它们相比，蔫头耷脑的，那就是病人。那一刻我想起康德老人说的，他只敬畏两种伟大的事物：头上灿烂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老人说的肯定是乡村的星空、未被污染的星空。
我对城市生活并没有偏见。城里有摩天大楼有歌剧院有美术馆有夜总会有很多乡村缺乏的东西，但在我看来，城市生活最大的毛病是：离大自然太远。正因为这个缘故，很多走进都市的大作家，在当了几年、几十年的市民之后，仍念念不忘昔日的乡村生活，这才有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贾平凹笔下的商州，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都是对根的皈依、对根的追寻。不过小说中的乡村是早年的乡村，是回忆中的乡村，是被提纯后的乡村，而非与作家创作同时态的乡村了。
同时态的乡村到哪里去了？它们没有消逝，而是一直流淌在一些基层作家的笔下。这类作家大多生活在中小城市，距离大自然相对较近或者干脆就处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所以他们的迷失是最少的。放在全国，他们的名气可能不够大，可是他们的作品却会带给你某些名家作品所不具备的震撼。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地最纯净，他们的写作更少功利，他们的身心更能捕捉大自然的微妙，他们的笔触更能深入生活的根部。
在这些作家中，来自孟子故里——山东邹城的孙继泉绝对是不可忽略的一员。他已出版的《楝子花》、《草莓地》、《季节深处》等散文集，将他观察深刻、描写细腻，与大自然水乳交融的优点展露无遗，比如《季节深处》：“夏天，你到林子里去，树木旺长，草茂密，可是，你蹲下身来，地下，不少昆虫已悄然谢世，它们翅膀上的花纹还那么美丽。一棵好端端的树，不久前还是那么蓬蓬勃勃，如今却陡然枯掉一个枝杈。……整个田野都是这样。掀开几个阔大的叶片，你可能会惊喜地发现一串果实，但是，在你歇息的地头上，却散乱着一堆白花花的鸟或兽的骨骸，它们的皮肉被强者吃掉，或者烂进泥里。一条穿越玉米地的柏油路上，一条蛇被车轮轧扁，它的花纹鲜亮清晰。河湾里，几座新坟堆起，插在坟上的纸花被急雨冲洗得褪掉了颜色。不久前，如今埋在坟中的人还肩扛一把铁锨，从这里走来走去，心里想着一些美好的事情，或者，哼着一首曲子。等到秋天庄稼砍伐，坟丘暴露，它上面的青草已经能够供野兔藏身，新坟变作旧坟。有些东西在亢奋的季节里猝然死去。有些东西在冬天茫茫大雪的覆盖下静静地生长。这些事情像大地的秘密，完成在季节深处。”
读着这些美丽而忧伤的句子，你一定会被作者强烈而敏感的生命意识所打动。到了眼前的这部《农历的日子》，这些优点得到了延续，比如《杏花》：“我从沟底攀爬到土崖下的杏树面前，发现在我之前有一个人来过，因为在这株树的周边，有一片散乱的新鲜脚印儿。这是一个老人。脚印旁边有拐棍插在地上留下的深深的孔洞。在一个地方，脚印有些深，而且脚印前边一扎堆儿有七八个圆孔，我想老人大概在这儿驻足停留了很长时间，他双手握着的拐棍从地上提起来，又放下去，再提起来，再放下去。他有些激动。他一生看过多少杏花啊，可是见了杏花还是禁不住激动，以至双手都有些哆嗦。杏花大约勾起了他的一些往事，或与爱情有关，或与亲情有关，或与友情有关……这是怎样的一个老人呢？他穿着黑色的薄呢短大衣，布面塑底的轻便休闲鞋，或者再戴一顶深青色的礼帽，这是他的外表。深藏不露的是他的情感。能够独自爬上这面陡坡，在一棵花树前流连的人定然是一个感情十分丰富十分饱满的人。
“我在老人踏过的地方逗留了半天。我没有覆压老人留下的这些脚印，我把它们当作一片迷人的风景。”
一树杏花和一位老人可以引发作者如此丰富的联想，这除了说明作者观察细腻之外，与作者蕴藉的精神世界和深刻的生命意识是密不可分的。在这部散文集中，作者写花、写小麦、写节气、写乡村，写的都是世间最纯粹的风景，但我分明看到在风景深处，有一颗美丽而善良的心灵。正如作者所说：“我想，一个人总该与一株植物建立联系。一棵树、一片庄稼、几畦青菜、几株花草……亲手栽下它们，悉心护理它们，时刻牵念它们。我们养育它们，它们也养育我们。惟此，我们的心灵才会得到滋润，我们的生活才有绿色和希望。”（《我养的花》）表面看来，生活在中小城市的人距离大自然更近一些，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能体悟自然与生命的奥妙；相反，很多人身上沾染了浓浓的市侩气。只有像孙继泉这样单纯善良的人，才能做到先贤孟子所说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正因为他葆有这样一份赤子之心，他才可以与一棵花、一株树、一片小麦、一个日子、一位老者进行心与心的交流，才可以在众人谈股票谈房子谈私车的当下，心平气和地行走在乡村，记录下他所观察到的与生命本质息息相关的点点滴滴。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与以前的散文相比，孙继泉的文体发生了一些变化。他自己说：“这本书是我近年来由感性写作转化为经验性写作后的第一部作品。”什么是经验性写作？我不太清楚，但我分明感到他的文章接受了怀特、布封、法布尔、梭罗等人的滋养，不再注重谋篇布局、描写刻画，连抒情都少了许多，他开始尝试用更客观的笔触、更冷静的语言来反映事物的原生态，所以，我更愿意称他的写作是“原生态写作”。这种写作的长处是让读者看到了生活真实、自然的一面，不再以作者的主观意图强加于读者，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过分的冷静会影响与读者的沟通与互动，尤其是城市读者，他们本来对陌生的乡村生活是有期待的，可是如此客观的文字无疑会大大减弱他们的阅读兴趣。试想一下，即使是怀特、布封、法布尔、梭罗等人的文字，也是有剪裁有润饰的，他们的心头一直放不下“有趣”二字。所以，我期待孙继泉的“原生态写作”在保留原生态客观、真实面貌的同时，也别忘了带给读者更多有趣的东西。我相信他有这个实力。
记不清谁说过这样的话：世界上最美的风景是人的心灵。这部《农历的日子》展现的就是这样一颗带有浓郁乡土气息、未曾被污染的美的心灵，祝福它的每一个读者都能从中获取醇厚的滋养。是为序。
为“活化石”立传
—序赵仁东《银杏文化学》
中学时期学过三篇以树为主人公的散文，分别是茅盾的《白杨礼赞》、郭沫若的《银杏》和陶铸的《松树的风格》。这三种树都值得赞美，都是真善美的化身，但如果细细比较起来，一到春天，北京杨絮纷飞，是有些恼人的；而松树，一年四季，总是一副表情，又似乎缺了点变化；只有那银杏，绿就绿得晶莹，黄就黄得纯粹，可引发诗人逸兴，又可触发哲人沉思，便成了我偏爱的树种。
我对银杏的偏爱，就是从读郭沫若的《银杏》开始的。那年去位于北京什刹海的郭沫若故居参观，见到了一棵叫做“妈妈树”的银杏。1954年郭沫若夫人于立群患病时，郭沫若带着孩子们从北京西山大觉寺移来一棵银杏树苗，植于当时居住的西四大院胡同5号的宅院中，希望夫人能像这活化石一样坚强地战胜病魔。1963年11月，郭沫若举家搬迁时，这一家庭的特殊成员也随着落户于此。这棵树陪伴了郭沫若夫妇生命中最后的十五六年。在他们两人相继去世之后，“妈妈树”也大病一场。据郭沫若先生的孩子讲，那年春天，院子里所有的树和往年一样已是一片新绿，惟独“妈妈树”直到初夏时节才稀稀落落地长出一些孱弱的小叶子，比正常的银杏叶小了很多，几支粗大的侧枝.完全枯死了。经过几年的养护，“妈妈树”才慢慢恢复生机，孕育出满枝头的白果。这个故事让我知道，银杏是有灵性的。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棵银杏树是潭柘寺内的“帝王树”。它郁郁葱葱的树冠高达30多米，粗壮挺拔的树干周长达9米，是唐代种植的，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相传清朝每换一个皇帝它都要长出一条小干来，久而久之就与老干重合了。这是一种迷信的说法，银杏树的根部能滋生出小干来，是它的生长特性，而清乾隆皇帝却据此御封这棵古银杏为“帝王树”。即使是北京的酷暑时节，你往树下一坐，也会觉得浑身清爽了许多。
让我觉得幸运的是，我居住的家属院临街两边种植的就是银杏树，每到白果成熟的时候，就有一些老年人举着高高的木杆来采摘，据说可以治病；而我供职的单位大门口也有两棵巨大的银杏树，一左一右，像两个尽职的卫道士，静穆地守望着过往的行人和如水流逝的时光，它们俩毫无疲态，相反，却愈来愈高大、强壮、挺拔、繁茂。
出于对银杏的敬重，我查阅了一些资料，知道银杏出现在远古时期的古生代二叠纪，到中生代三叠纪、侏罗纪最为繁盛，几乎遍及全球，但到第四纪冰川时期后，世界上的银杏大多灭绝，只有我国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一部分，所以银杏是中国的特产，是最珍贵的树种之一，这也是银杏被称为“活化石”的原因所在。也因此，郭沫若先生才在文中惊叹：“你这东方的圣者，你这中国人文有生命的纪念塔，你是只有在中国才有的呀……”单凭这一条，银杏就足以当选中国的国树。据报道，2005年网上投票评选国树，银杏赢得了99%的高票率。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及有识之士，一直在呼吁推荐银杏为国树，几近水到渠成。
我的乡党赵仁东先生是一位有识之士，他长期在基层担任领导工作，为使百姓早日脱贫致富，他轰轰烈烈地搞起了银杏种植业。耳濡目染，他已经可以称为银杏专家了，这本厚厚的《银杏文化学》就是最好的证明。我敬佩他的学识，更敬佩他“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亲民情怀，遂欣然为序。
2006年6月14日于北京金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