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的序文里——这是一本横跨30年的散文集——吉尔伯特·穆雷[35]教授指出亨利·伍德·内文森是一位不同寻常的记者，一部分原因是他并不具备在这个职业获得成功通常所需要的品质。“他太温和，对暴力和残忍过于反感，被卷入战争和压迫太深。无论世界上哪个地方发生这样的事情，内文森总是会发出怒吼。”他还补充说内文森是一个“敏锐的学者”和捍卫失败的事业的斗士。在这本书的几乎每一篇文章中都可以看到这两个品质，以及他总是出现在炮火连天的地方。
大部分文章探讨的是文学话题，但有趣的是，即使在他的最刺激的冒险里内文森仍然保持着一个文明人的思想。我们发现他在1897年志愿与希腊人共同抗击土耳其人，在品都斯山脉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但他以清醒的目光看着他那些希腊非正规军同志，从未忘记他正跨越的这片土地的古典联系。经过三天的行军，他爬到关隘的顶部俯瞰大海，立刻想起了亚克兴角海战[36]和狄奥多拉皇后[37]。三年后我们发现他与罗伯茨的胜军一起挺进比勒陀利亚，他从布隆方丹开始追随这支部队一直到约翰内斯堡，“以死马的臭味和秃鹫的踪迹作为引导”。在比勒陀利亚他看着米字旗升起和部队行军在司令面前经过，然后他注意到附近的一座房子里“某个战败者正在弹奏贝多芬”。他知道在胜利者和失败者都被遗忘后这首乐曲仍将被缅怀。在中非：
一个土著野人拿着铜块砸中了我的一个脚夫，其他脚夫要求我将他处死。我反对死刑，但我让那个男人站在一个圆圈中间，举起步枪瞄准他的心脏，他那种黑黝黝的脸吓得发青。突然间，有三个脚夫朝我跑来，抬起我的步枪，哀求我不要开枪。我松了口气，因为我知道那支步枪的枪膛塞住了，根本开不了火。
内文森喜欢加入细微的描写，就像步枪的枪膛塞住了，这让他似乎显得没有男子气概。但正是“反对死刑”和习惯性地陷入必须杀人的处境将他与普通的记者区别开来。
内文森的思想从未远离古典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现代作家是歌德和马修·阿诺德。这本书最好的内容或许是虚构的马可·奥勒留[38]与一个基督教圣徒的会面。而且他怀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热情。这本书里有一段写得很精彩的对威廉·巴特勒·叶芝[39]的追思和为布莱克的画作的热烈辩护，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1913）一定是基于独立的判断。但是，一年后内文森写了一篇同样热情洋溢的为未来主义诗人马里内蒂[40]辩护的文章，后来马里内蒂成了法西斯政权的御用诗人。在这篇文章里，内文森甚至引用了几页马里内蒂庸俗的、离经叛道的言论和对血腥暴行的美化，这些内容体现了无疑存在于内文森的本性中的乖张特征。他支持任何不受欢迎的事情——而马里内蒂在1914年就是一个不受待见的诗人。正如穆雷教授所说的：“他是一个激烈的党争者，对另一面拥有非凡的理解力。”当他所支持的失败的事业最后获得胜利时，他就对它失去了兴趣。
内文森于1941年底逝世，享年85岁。穆雷教授和这本书的编辑伊芙琳·夏普[41]小姐都说老迈无助的他无法承受看到一场比他年轻时所经历的那场战争规模更大、目的更明确的战争爆发。不过，他似乎一直保持着思想的活力，最后一篇文章是他临终前一个月写的。即使之前你没有听说他的名字，这本书将会表明他是一个非凡的人。他是一个勇敢、斯文而且思想诚实的人——随着我们渐渐远离十九世纪，像这样的人越来越稀罕了。这本书里有几张好照片，而且装帧和印刷要比如今大部分书籍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