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内容深刻而平实，主要描写了卡莱尔的婚后生活，还对他的思想进行了敏锐的分析，应该有助于广大读者正确看待卡莱尔的盛名。
伯迪特先生对卡莱尔的总结是：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而且在文学层面上或许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隐晦的自我主义者和一个雄辩家。当然，只有历史学家才能评判他的历史作品，但如果我们拿《英雄与英雄崇拜》去考察他——这很公道，因为那正是他的信条，而且是在他的盛年完成的——我们发现的只有雄辩的言辞。里面有美妙的修辞和优美的形容词——那些自成一派的生僻形容词给人以深奥的感觉——却没有真正有深度的思想。它只是在华丽的词藻下的几个老掉牙的卑劣理念。除开语言不谈，整本书的主旨就是：世界上有不容置疑的普世价值，而伟人（指的是成功人士）是这些价值的工具。真正的英雄是那些站在命运的一边奋斗的人，就像是穿着神明赐予的铠甲的阿基里斯，获准蹂躏和践踏凡人。我们被要求以虔诚的态度去崇拜他们，而且还要以成功去衡量他们。只有成功才能流传——为那些被征服的人致哀！
“我允许它以武力、以言语和任何方式在这个世界上进行斗争……坚信它将征服一切值得征服的事情。它不会抛弃比它自己更好的事物，只会抛弃比它糟糕的事物。”
这只是意味着征服——为没有机关枪撑腰的信念致哀！但这段文字的雄辩，那些美好而含糊的关于穆罕默德、路德和克伦威尔的布道，则是另一回事。
显然，卡莱尔的这一伟人崇拜是自我主义和被埋葬的野心的体现。伯迪特先生指出，随着卡莱尔越来越有钱，他的英雄变得越来越叱咤风云和庄严高大。他从伯恩斯写到克伦威尔，从克伦威尔写到弗雷德里克一世——从成功的叛军写到成功的恶棍。简而言之，他对征服者的热爱和对战争场面的热爱是一种代偿性的凌辱。但是，你不能忘记它是无意识的自我主义，他的丑陋信条里有一种神秘主义，他有一种世界使命感（“世界上伟大而深刻的法则”），他确实觉得他那些征服一切的英雄们在进行比他们自身更加伟大的事业。他有一种半是诗情画意的情怀，为时间和历史的流逝而感叹。这总是隐藏于他的作品中，缔造了他最优美的句子。“梅罗文加王朝的国王们乘着牛车缓缓地穿过巴黎的街道，长发在飞扬，缓缓地前行，直到永恒。”这些话语背后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理念，但是，多么华丽的词藻啊！像这样的语句是卡莱尔的思想最好的证明。
卡莱尔的自我主义的其它体现是他的郁郁寡欢。即使你对他的生平一无所知，只要读上十页他的书，你就会惊诧于那种病态、古怪、别扭的形容词（“噢，海绿色的先知”等等），那种出自本能的轻蔑。在最糟糕的时候（比方说，在他对兰姆[19]和赫兹里特[20]的恶毒评论或在1870年法国战败后欢庆胜利的丑陋嘴脸），他的怨怼暗示着他是一个命运多蹇的男人。但是，卡莱尔的不快并非不可避免。他的健康情况并不算太糟糕——至少“长期的疼痛”没有阻止他活到八十六岁。他的婚姻本身并不是不开心的事情，那只是两个不开心的人的结合。他刚刚步入中年就获得了成功。卡莱尔夫人的不快活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身子病弱而且没有孩子。但是，卡莱尔总是很不快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作品中尖酸刻薄的语气反映了这一点。
“血液如黏土般黏稠，头脑里想的是加尔文主义，为消化不良所苦”，这就是伯迪特先生的判断。他指出即使卡莱尔有时候会为穷苦人疾呼，但目的是为了抨击社会而不是发自善心。当然，卡莱尔的性情可以用“乖戾”这个词加以形容，那是一个无意识的自我主义者的乖戾，对这件事情或那件事情横加指责，揭发新的罪恶。读一读下面这段在介绍夏洛特·德·科黛[21]时关于马拉[22]的卑劣而恶毒的描写：
“泡在公共浴室里，受着病痛的折磨，革命的热情引发了高烧——不知道还有哪些历史上没有说的病痛。这个可怜的、贫病交加的男人，身上只有11个半便士的现钞，穿着拖鞋与浴袍坐在稳固的三角凳上准备写书，看着他这副尊容——你会称呼他是洗衣女工……”
这应该是怜悯而不是嘲讽的时刻，但含糊的恶意促使卡莱尔去谴责马拉，于是他对马拉横加指责，在描述事实时，使用重复的手法，甚至使用标点符号，每一个冒号都是侮辱。它是卡莱尔的谩骂具有奇怪的感染力的一个例子。当然，没有人像他那样是贬低手法的大师。即使是他最空洞的嘲讽（他对惠特曼的评价是“我还以为他是个大人物，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大国”），也能使被贬低的对象真的似乎矮小了一些。这就是一个雄辩家的力量，一个精通修辞的人却把它用于卑劣的用途。
值得补充的还有，伯迪特先生的书几乎有一半的篇幅用于描写卡莱尔和简·威尔士结婚前的生活。他说他们的爱情并不算是畸恋，但很不同寻常，值得记录。它揭示了已婚人士的想法，以及在最真挚的爱情中令人惊诧的自私，内容很有趣。除了那些对卡莱尔特别感兴趣的读者之外，还会有很多人喜欢这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