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诗雅应邀进了汪家，处厚喊“阿柳，上菜”！能干的阿柳手脚挺麻利，转眼之间就摆满了桌子。家里饭菜有名的汪处厚果然名不虚传，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水里游的，样样俱全。当然是花钱从镇上饭馆里订的。
三盅酒下肚，老汪就感叹地说“我老啦，还是年轻人大有作为啊”！然后问“欣实，王海全混得怎么样”？我说“他在上海缉私大队当大队长，管辖三百多人的缉私队，看样子是个营级的官儿，办个军需运输证啥的，签发个通行证啥的，查扣个来往富商啥的，很容易敲诈些钱财，还不用去打仗，混得倒是不错，县官不如现管嘛”。老汪说“上海市面乱不乱”？我说“乱个屁呀？吃喝拉撒照常进行，旅馆、澡堂、酒店、戏院、小商、小贩满大街都是。警察、特务、便衣、包打听满街乱窜，全是中国人敲诈中国人，日军巡逻队更好笑，踢着正步巡逻，目不斜视，目中无人，全是摆样子、都是例行公事”。说得满屋子人都笑了。诗雅就问“敲诈的那些人呢”？我对她说“敲诈的人就是缉私大队，专门敲诈大富商。巡警和便衣，只能敲诈小商贩，或者敲诈一只烧鸡、或者勒索一瓶好酒，或者拿你一包香烟，或者顺你俩个鸡蛋”。满屋子的人又笑了起来。我接着说“他们给鬼子当兵，也不帮鬼子做事，就是在鬼子那里骗点儿薪水，在百姓身上弄点儿吃喝，你要是不给，就诬赖你反满抗日，抓进班房揍你一顿，最后你的家人还得掏钱赎你。你要是给了他好处，他就点头哈腰地笑着说“这是误会，这是误会”。说得大家第三次大笑起来。
汪处厚说“看样子中国亡不了”。我说“中国怎么会亡？亡的顶多是个政府”。汪处厚问“我那封信，你用上了吗”？我说“当然要用上，1000圆也敬献了王海全，要不然能开出军需运输证明吗？王海全大队长要请我吃饭，我忙着办事儿，就推辞掉了，他说下次再补请”。后来汪处厚又问我“途中太不太平”？我说“只有掏钱才能买太平，我花了几千块钱才买来平安的”。老汪听后吃了一惊，问“那你不是少拿钱了吗”？我开玩笑地说“你不也请我吃饭了吗”？老汪说“这可不行，我只收四万五千块，多一分钱我也不要”。我马上瞪了他一眼，向女佣阿柳姑娘看了一眼。汪处厚马上明白过来，他笑着解释说“没事儿的，女佣阿柳的嘴巴，还算挺严实的，我对她是放心的”。
第二天，老汪退回五千块钱，他说“你冒这么大的风险，要是再少拿钱，我过意不去”。我只好收下了。
坐下来想了想，老汪投资五万圆，本人投资五万圆，共投入了十万圆本金，净赚二十万圆。本来打算给老汪五万圆，我留下十五万圆，但是我确实花了几千块保平安，他又退回五千圆，恰好抵消打通关节和建仓库的钱。老汪赚了四万五千圆，本人净赚了十五万元圆，觉得富贵还是险中求。下次再去，我就知道重点了：1首先是搭理好罗昀中队长，保证西药安全进出日占区。2江兆鹏经理的公司很大，我看到他的公司里有很多保镖，他又是辛楣的死党，能帮我解决些麻烦。3王海全那里只需要花钱去砸，让他帮我办理永久性“军需运输证”。最后决定：点金银行没用了，资金直接打入江兆鹏公司的账户，江兆鹏绝不会骗辛楣的钱。要办的重点是：1罗昀那里只是维护性的送上1000圆钱。2江兆鹏与辛楣交情深，送些礼品。3王海全那里要砸5000圆，办下永久性的“军需运输证”，而不是一次性的“军需运输证明”。想好了以后，我去找高松年辞去系主任职务，要来副训导长职位，让我从教学岗位脱身，但薪水要照拿不误，给高松年准备1000圆钱。
我去了高松年的宿舍，见面后就说“国军许团长让我多买些西药，救治成千上万的伤兵，还不许我辞职，让我以三闾大学教授的名义进出上海专办西药”。高松年说“这是好事儿啊，你要为国家出些力”。我说“这需要时间啊，我想辞去系主任职务，专跑西药业务，高校长如果支援抗战，就为我保密，并让我担任副训导长，薪水不加不减，还是每月380圆，但不能教课了”。高松年想了想说“那哲学系的系主任谁来担任”？我把想好的人选告诉高松年，说“苏纹纨”。高松年又问“那法学系由谁来担任系主任呢”？我回答说“余罗芳”。高松年一听正中下怀，他搞了余罗芳那么久，正愁没法安慰她呢。他笑着说“好，明天我就宣布调整计划”。
